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

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源起于宋代，发达于明清时期。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
浙东学派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其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及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清初浙江的学术研究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平分秋色。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钱塘应撝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为表彰朱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精专）”。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经学研究

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由黄宗羲开其端。黄宗羲强调经学研究的必要，对宋儒将“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等引入《易》学研究领域造成晦而不明进行了批评。他所撰《易学象数论》便是批驳邵雍、朱熹先天《易》说的，它开启了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从哲学和考证方面的《易》学研究，对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极具启蒙意义。又如黄宗羲的《授书随笔》虽因阎若璩之问而作，但实可视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先导。因此，江藩推黄宗羲为清学开山，与顾炎武并列。钱穆则认为吴派惠栋对《周易》的研究，是黄宗羲《易》学的继续。

浙东学者中，专以经学见称的是万斯大。万斯大师从黄宗羲，经学研究主张“非通谙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之失”。这在清初对于致力于经文本义，冲破宋儒“传注之重围”，归还儒经本来面目，具有积极的意义。万斯大经学研究偏重《三礼》，被当时学者誉为“冠古今必传之作”。萧山毛奇龄虽学术渊源于理学，但他融末学义理于经学考据中，反对杜撰臆说，主张“说经贵有据”。

他遍治群经，引据古人，辨讹正误，如认为《大学》无古文、今文的区别，指出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考证周敦颐《太极图》出于道士，证明《太极图说》之援老入儒，成为一时定论。毛奇龄的经学研究尤以《周易》最称专精，在清初《易》学诸家中，不惟论著述之繁富，而且表彰汉学，复原汉《易》。因此阮元认为清学的真正开创者“非检讨（指毛奇龄）开始之功则不可”。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也为后来浙东学者所继承，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都延续了清初浙东学者治经的传统。

史学研究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史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启超则认为清代史学开拓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并自成系统，堪称清代史学界的楷模。浙东学者的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对明代历史的研究

黄宗羲撰有《弘光实录》、《行朝录》，选编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者一部分在当时属现代史，很多史实是他的亲身经历所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后一部分是他为编修明代通史所选的有关资料。如《明文海》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万斯同独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誉为“（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今传《明史》即以此为蓝本。又仿照《通鉴》作《明通鉴》，对明清鼎革之交的历史作了详尽的描述。此外如邵廷采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万言的《崇祯长编》等都是有关明代历史的学术专著。

学术史的研究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综述明代学术思想史的专书。在《明儒学案》以前，原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书，对宋明理学（包括王学）的传授和见解，先后进行了整理。黄宗羲以这些书驳杂不纯，且多遗漏，乃搜集各家文集语录，本着“一本万殊”的精神，客观地对待明朝一代儒学的各家各派，无论其学术倾向如何，皆兼容并包，分别予以立案。《明儒学案》揭示了明代二百余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条分缕析，珠联壁合，浑然一体。黄宗羲还草创了《宋元学案》，此书经过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王梓材先后续补才告完成，此外尚有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十六卷，以图表的形式列出“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所载人物之多实属空前，时间跨度超越了万斯同以前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大规模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创。邵廷采所撰《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也是有关明代学术思想的专著。

史学理论的研究

浙东学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如黄宗羲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万斯同强调“生之谓变”，全祖望主张“旁罗博综”和“推原其故”。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的“六经皆史”，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峰。章学诚认为六经只是先王施政的历史记录，六经皆史的“史”，专指史学，而不是指历史资料。六经所以皆史，是因为其中有“史意”存在，他认为编撰历史，必须具有史意，并兼及“经世”之用，反对那种泥古不化，墨守师说，言古必胜今的论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从“六经皆史”、史学是“经史”之学立论出发，探讨古今学术源流的演变，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对史学的看法，如他认为修史“必知史德”、“事溯已往，理阐方来”等。“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针对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和空洞说教的理学的批评，而且继承了黄宗羲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改铸了传统史学理论，具有创立新时代文化的时代课题的意义。

对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章学诚的《乾隆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等均当时的名作。尤其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理论的构建。他认为，“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务国史之要删”，方志不仅具有为撰修国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还有澄清史料真伪的作用。因此章学诚视“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将方志作为地理专著，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家的正统观点，从阮孝绪的《七录》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都持此论。但章学诚将方志作为史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方志具有史的性质。也正因此，他对地方志的史料采集、修纂方式和体例内容，都有系统的建议，对中国的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他的方志学理论对现代方志的编纂具有典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