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战前关羽水军的退军计划及赤壁战中曹军所经过的巴丘

一、三国时期襄阳、江陵间的水路里程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伐刘表，兼灭刘备。刘表病死，刘琮降曹。刘备得到消息，计划撤退到。自率陆军，从陆路南下，关羽率水军，沿汉江，到江陵回合。历史记载主要如下：

《三国志武帝纪》：“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

《三国志先主传》：“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適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

《三国志关羽传》：“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汉津，適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派遣关羽领水军回江陵是在当阳，而《关羽传》则说在樊城。若在当阳，则关羽已经是走陆路，不可能有船只水军了，所以，应从《关羽传》。

这里主要讨论关羽水军的退军路线问题。今人限于当代地理状况，以今推古，认为关羽水军从汉江去江陵，必须经过夏口（今武汉），要绕一个大弯，而刘备的陆路路线，路程要近得多。在刘备达到江陵时，关羽水军一定是没有到达的。那么以刘备所率陆军的实力，怎么能抵挡曹操的大军呢？刘备为什么不集中力量，一起南撤呢？

三国时襄阳去江陵的陆路、水路里程，不可确知。我们只能依靠三国之后的一些记载来大致确定。陆路方面：《南齐书州郡志》称：“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荆州府…北至襄阳府四百七十里。”今襄樊市陆路到荆州市，沿公路约为210公里，约合三国时482里（里制换算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及王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1页）。这是刘备军从陆路需要走的路程。

水路方面：据《宋书·州郡志》，襄阳郡襄阳“去京都水四千四百”，竟陵郡苌寿“去京都（今南京）水三千四百”，江夏郡夏口“去京都水二千一百”，则襄阳去竟陵一千里，苌寿去夏口一千三百里，襄阳去夏口水路是二千三百里。正好相合。按《宋志》，南郡江陵“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则江陵至夏口一千二百八十里。那么，南朝宋时，从襄阳绕道夏口去江陵，水路里程为三千五百八十里。如果三国时期水路也是这样，关羽与刘备汇合江陵就非常不可思议了。问题是三国时从襄阳沿汉江水路到江陵是不是要走这么长的路程呢？《晋书杜预传》记载：

预既还镇，……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灭吴后，杜预还镇襄阳，遂开运河。由记载可知：第一，杜预开杨口以前，因沮漳水于后汉已不入阳水，阳水水量减少，但阳水直到北魏时仍然通过赤湖及灵溪水与江水沟通，而阳水入汉水之口因科氏力、汉水三角洲的发育及掀斜运动等因素三国时代已湮塞（详后），所以说“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因为夏水、汉水南北二支都在江陵之东，只有阳水在江陵东北，所以说江陵至襄阳夏水以外“北无通路”，从襄阳至江陵的水路只能通过汉沔水、夏水。其里程为“千数百里”，而不是绕道夏口所需要的三千五百多里，可见杜预重开杨口之前，从襄阳至江陵并非绕道夏口。第二，杜预开阳口达江陵、通夏水达巴陵，当是最大程度的利用、整治、疏通既有自然河道。杨口当即为《水经注》之扬水入汉水之“扬口”，因为此口两汉时代已有，杜预当为复开。其水道大致即《水经注》之扬水、沟通夏水、扬水的夏阳水（《夏水注》，《沔水注》为下扬水、柘水）及沟通夏水与江水的二夏浦（入江之口称为“西江口”，可见其水量不小）。因杨水在江陵之东北，在夏水之北，故杨口也在江陵之北。开杨口后，通过扬水就能到江陵，改变了襄阳至江陵除夏水、汉沔水以外“北无通路”。另一方面，从夏水有水道达巴陵，里程是“千余里”。从巴陵再南下，则“外通零（陵）桂（阳）之漕”。这就大大缩短了襄阳至江陵及巴陵的水路里程。

二、两汉三国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系状况

前已说明，杜预开杨口前，即三国时期，襄阳到江陵的水道里程是千数百里，而并非如现在的两千四百多里。则古今水道状况必然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此区域内的水系状况。

（一）汉水下游汊道：汉与沔

今人多认为汉即为沔，但在两汉时代，实际汉、沔在下游段是分流的。

《汉书地理志》沮县下有说：“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

又《说文解字》：“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

而《水经沔水》则说：“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又《水经江水》则说：“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按：《水经》成书年代颇有争议，今从钟凤年说，成书于王莽时代，后代又不断改易。参《〈水经〉著作时代之研究》，《齐鲁学刊》，1941年01期）

《汉志》沮县之沮水与《水经》的沔水在中游段实际上就是今汉水主流，但入江之处，《汉志》说在沙羡南，《水经》说沙羡西北（或北）。闾国年从地质学方面证明两汉三国时期，古汉水在钟祥以南旧口附近分为二支：一支大致沿今天门河东流，经天门、汉川，在今武汉汉阳区龟山北入江；一支大致沿沙洋、沔阳（仙桃）及通顺河流向，大致在今武汉蔡甸区军山附近入江。（参闾国年《长江中下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测绘出版社，1991）所以，《汉志》与《水经》可能仅仅是就汉水下游的一支分流而言。

（二）江水汊道：阳水、夏水与涌水

1、阳水

《汉书地理志》华容县下注有：

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

但据《水经沮水经》“沮水又南与漳水合焉。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漳水经》“又南至枝江县乌扶邑，入于沮。”则沮漳水在王莽或后汉时已不入阳水而入江，阳水水量减小，虽然仍有灵溪水、赤湖与江水沟通，但东段在三国时期已湮塞不能入沔汉，故江陵至襄阳，汉、沔以外，“北无通路”。至杜预才复开阳口，阳水东段才复得利用。

2、夏水

《汉书地理志》华容县下注有：

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裡。

《汉书地理志》江夏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沔水自江別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太平寰宇記》所引同。《水經注夏水注》引作：“江別入沔为夏水。”

《水经江水经》说：

（江水）又東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

前引《说文解字》说沔水入江，也有人说入夏水，则夏水与沔水是相通的，只是汇合口以下至入江口这一段，有人认为是沔水，有人认为是夏水。

3、涌水

杜預《春秋释例卷七》：（莊公）十八年

涌，南郡华容县南，出自江也。

《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盛弘之《荆州记》：

夏、涌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矣。

盛弘之，是刘宋人，夏水、涌水之间“七百里夏洲”之说最迟应起于魏晋时。

《水经江水经》：

（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

按今本《水經注》均作“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而明代《永樂大典》到清代稍早的趙一清校本均作“涌水出焉”，戴震最早把“出”改為“入”，其理由是根據酈道元注，以為涌水是夏水入江的分枝。其實，按照上引更早的杜預《春秋釋例》，涌水是江流夏，而非夏入江。

從以上記載可見，直到劉宋時期夏水、涌水都是作為長江的分流汊道。其分流分砂的結果是塑造了魏晉時代的夏洲。根據《水經》對夏水、涌水相對位置的描述。華容、監利二縣處于夏水以南、涌水以北的“夏洲”。夏洲既然“首尾七百裡”，則夏、涌兩水應該在這段流程內是不相匯合的。從岩相地理圖分析，今沙市以東有兩條貫穿江漢平原北部的古沙帶，是古夏水、古涌水存在及其早期形態的証明，見下圖。（參《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周凤琴，湖泊科学，1994年01期）

所以，三国时期从襄阳去江陵的水路可能是通过汉水（沔水）及夏、涌水实现的，比绕道夏口路程大大缩减。

还有两个实例能证明襄阳通道江陵不用绕道夏口。

例子一，陆机《辩亡论》说曹操“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邓塞在襄阳左近。可见曹操在襄阳得到了原属刘表的水军及战船。这部分战船及水军南下必然需要先到江陵，必然不会通过夏口，因为此时夏口为刘琦所据。例子二，《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当时江夏郡的江北一部分，包括夏口，尚属于刘琦。（参拙文《汉末至刘宋沙羡县治所考论——试探赤壁之战前后江夏郡诸县所属》）则夏水必然与汉水相通，故刘备能提出从夏口上溯汉水，入夏水，到达江陵附近。

那么當兩漢魏晉時代，夏水水量如何呢？

很多人因《水經注卷三十二夏水注》記載的“原夫夏之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一句緊隨“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之后，以為前句也是應劭的話，遂以為東漢時期夏水已經“冬竭夏流”。但是從前引《漢書地理志》、《通典》及《太平寰宇記》引文來看，应劭《十三州記》的原文是“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经注》之“原夫夏之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並非引自《十三州記》，而是酈道元對于夏水名稱由來的推測，是北魏時代夏水的状况，應劭所處的東漢時代並非如此。——《漢書地理志下》武都縣下自注说“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前引《說文解字》沔字條也说沔水“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從引文可以看出，夏水入漢水的水口以下至入江口段更多的被稱為“夏水”。當東漢時，漢水甚至被認為是匯入夏水的。“夏口”（今武汉）也是因“夏水”入江之口而得名。——所以當時夏水的水量與漢水起碼是相當的。

夏水虽然不是因“冬竭夏流”而得名，但其水量有季节性变化是一定。秦漢三国時期夏水華容以下雲夢澤范圍較北魏時期更為廣大，為荊江漫流階段向荊江三角洲分流階段發展的泛濫平原形態，江水各分流河道（即夏水、涌水等）兩岸自然堤尚沒有形成或較低矮。（參《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张修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2期；《跨江南北的古雲夢澤說是不能成立的》，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夏秋季節，夏水因水量大、經常泛濫而河道不清。冬季水量小則河道較為明顯。所以夏水正是因為“冬缩夏泛”（并非北魏時期的“冬竭夏流”）而得名。到北魏时期，因为河道南移，弧度加大等原因，才出现冬季断流的情况。（详后）

与夏水相比，当时的汉水北支的水量存在更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例子一：《三国志陆逊传》：“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於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讬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馀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

《明帝纪》：“五月，……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孙韶各将万馀人入淮、沔。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遂进军幸寿春，……八月……辛巳，行还许昌宫。”

《吴主传》：“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

按《明帝纪》、《吴主传》记孙权三路伐魏事均起于嘉禾三年五月，则《陆逊传》之嘉禾五年当误。五月，陆逊、诸葛瑾军从江夏、沔口出军，七月孙权中路军退还。本来受其牵制的魏沔北守军得以抄截陆逊军后路。（沔北地于黄武中属魏，参拙文《汉末至刘宋沙羡县治所考论——试探赤壁之战前后江夏郡诸县所属》）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该年农历七月壬寅为公历8月10日。又据《赤壁之战研究》，无闰月的年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历十月都已经入冬。所以，该年农历七月为初秋。新市、安陆、石阳三县据《水经涢水注》都在今大富水——涢水流域，则当时陆逊退军所沿的是江水北支。诸葛瑾给陆逊的书信说汉江“且水干，宜当急去”，说明汉江北支水量在秋季就会出现枯水现象。

例子二：《三国志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於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

可见冬季汉江水量不足，大船无法通行。汉江北支水量的季节性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及夏水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引起的。

三、关羽水军的撤军计划。

按《武帝纪》刘备、关羽撤军是在建安十三年九月，公历为9月28日至10月26日。此年闰月在十二月。据《赤壁之战研究》，闰月在十月之后的年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历十月还没有进入冬季。故当时的农历九月，当为秋季。夏水仍可以通行。而从最后刘备、关羽汇合，到达夏口来看，整个汉江也还是可以通航的。

关于陆军的行军速度，《汉书陈汤传》说“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指的是步兵。按唐《公式令》云：“諸行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卅里。”（仁井田升：《唐令拾遗》，第602-603页，公式令第二十一）《武经总要》也说“军行在道”“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快速行军倍道兼程也只有每日60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南阳府……南至湖广襄阳府二百五十里”。上面提到，襄阳到江陵的距离，《南齐书》为500里，《读史》说是470里，比例为1。064。则宛县（南阳）到襄阳的距离为266汉里左右。

刘备的退军计划制定时，可能对曹操的进军速度作了错误的预判。

刘备从襄阳撤退时，曹操刚到达宛县。曹操从宛县到襄阳，按正常速度要八九天。且刘琮及荆州主要官员都在襄阳，曹操有很多受降的事务要处理。加上曹操在邺城的船只不可能带到襄阳，襄阳的水军、船只整编，也需要时间。所以刘备预计陆军、水军撤退江陵的时间都比较宽裕。刘备马步兵从襄阳到江陵，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大约需要16天。

关于水军的行军速度，《晋书王濬传》载：“臣自连巴丘，……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这是沿江顺流行军的例子，200里的水路，用了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何德章先生根据东晋义熙八年刘裕从建康讨江陵刘毅的记载得出结论：从建康到江陵溯江，轻舟急进日行约90里，安流平进日行约60里。（《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赵德馨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54-155页）这是沿江逆流的例子。按唐《公式令》云：其水程，重船溯流，河日卅里，江卌里，餘水卌五里，空船河卌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重船、空船順流，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仁井田升：《唐令拾遗》，第602-603页，公式令第二十一）唐代与汉代行船都是以借助自然力，行船速度当差别不大。但是唐里较汉里为大，大概1唐里相当于1。32汉里。（里制换算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及王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丘隆《唐宋时期的度量衡》，《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河南省计量局主编，邱光明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331页及338-343页）这些记载表明沿江顺流大致是每天一百到一百五十汉里大致是不错的。而逆流则不同，《公式令》说重船沿江为四十里，空船为五十里，分别合52。8汉里及66汉里。关羽水军当介于重船与空船之间，结合刘裕进攻刘毅的战例，按顺逆流结合大概每日行七八十汉里。从襄阳到江陵，若按1500里计算，大概需要18至20天。关羽军基本是可以跟刘备郡基本同时汇合江陵的。

但是，刘备陆军没有达到预计的行军速度，到达当阳的时候更是缓慢到“日行十馀里”的地步。更令刘备没有想到的是曹操敢于“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很快追上并击溃了刘备军。刘备军被击溃后，估计是以马军为主，故而行军速度提高，所以能够与关羽水军汇合汉津，共至夏口。

四、曹军经过的巴丘及巴丘湖的问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有“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当时随曹操出征赤壁的徐干在《序征赋》中云：“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刊梗林以广涂，填沮洳以高蹊，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可见曹军进兵途中经过了巴丘。

《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有“后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武帝纪》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记载的“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当时随曹操出征赤壁的徐干在《序征赋》中云：“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太平御览》卷151引王粲《英雄记》说“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可见，曹军兵败赤壁撤回江陵途中经过巴丘，并烧船。

如果将巴丘定位在今岳阳附近（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部分），曹操从赤壁、乌林兵败，似乎要先到今岳阳附近的“巴丘”烧船，再返回到乌林走华容道到江陵，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因此，很多人认为曹操退军过程中并未亲自烧船的问题甚至认为曹军并未从华容道退军。其实，曹军进军与退军经过的巴丘，指的正是当时华容东南的巴丘湖，而并非后世的巴陵（今岳阳）附近或者洞庭湖中的巴丘山。那么巴丘湖究竟是在江南还是在江北？

《汉书地理志》南郡华容县，下注曰“云梦泽在南，荆州薮”。《周礼职方》荆州云梦薮郑玄注说“云梦在华容”。应劭《风俗通义山泽第十》薮部说“荆州曰云梦，在华容县南”。《续汉书郡国志四》南郡下说“华容，侯国，云梦泽在南”。又《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之东”。《水经注》引韦昭说“云梦在华容县”。杜預《春秋釋例卷六》記有“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雲夢也”。东晋郭璞在《江赋》中说：“其旁则有云梦、雷池，彭蠡、青草，具区、洮滆，朱浐、丹漅。极望数百，沆漾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逵傍通，幽岫窈窕。”云梦与青草湖（按即洞庭，详下；朱浐、丹漅，郦道元认为就是大浐湖、马骨湖）分列，非一湖。郭璞《山海经中山经》“洞庭山”注说：“今长沙巴陵县西又有洞庭陂，潜伏通江”，《海内东经》“洞庭“注又说：“洞庭，地穴，在长沙巴陵，今（各本此处都有“吴”字，当为衍文）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说的就是“包山洞庭，巴陵地道”（《太平御览》引《荆州记》说“〈巴陵君山〉山下有道，与包山潜通”），其所《尔雅》“雲夢澤”注則說“今南郡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可见，则郭璞认为洞庭湖（青草湖）在巴陵县，而巴丘湖（云梦泽）在华容县，两者不同。《文选江赋》注引晋张勃《吴录》说：“巴陵县有青草湖”，也证明洞庭湖称青草湖而不是巴丘湖。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宫亭即彭泽也，谓之彭泽湖，一名汇泽。青草湖一名洞庭湖。云梦泽一名巴丘湖。凡此并昭昭尤著又广大也。”（《初学记》所引）又说：“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为名。”（《艺文类聚》所引，《史记正义》引作”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可见洞庭湖跟巴丘湖明显是不同的两个水泽。南朝齐刘澄之《荆州记》（《初学记》卷七湖、《御览》卷六六湖所引）也说：“华容县东南有云梦泽，一名巴丘湖，荆之薮也”，而《太平寰宇记》引刘澄之《永初山川记》作“云梦泽，一名巴丘湖，荆州之薮。故魏武与吴主书云：‘赤璧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再联系前引《三国志》、《山阳公载记》及《英雄记》的对曹军兵败的记载加以类比可以看出，两汉魏晋时人多认为巴丘湖即云梦泽或者说巴丘湖包括在云梦泽内。上引《序征赋》中，“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在“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之前，明显是曹军自江陵沿江由西而东进军赤壁的过程（后文“虑前事之既终，亦何为乎久稽，乃振旅以复踪，溯朔风而北归”则是退军过程），既然是由西向东，则“左转”必然是转向江北，则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云梦泽在江北、华容县南或东南。既然巴丘湖即云梦泽，或者说巴丘湖是云梦泽一部分，那么巴丘湖必然在江北。江南的“洞庭”之名战国已有，《楚辞哀郢》所谓“上洞庭而下江”即为明证。但此区域汉代时距离下隽、晋代时距离巴陵都远比距离当时的华容县要近的多。而這些記載都说巴丘湖（或云梦泽）在华容东南而不是下隽或巴陵附近，可见当时的巴丘湖指的并不是后世的洞庭湖所在，而是江北的水泽。当时的洞庭湖又被称为青草湖，是江南巴陵一带诸湖的统称，到郦道元注《水经》才把分成洞庭、青草、赤沙三湖。

有人会说，杜预在《春秋释例》中指巴丘湖为“江南之雲夢也”，难道不是说在长江以南吗？问题是这里的“江”，其本意并不一定是指的今长江。如《三国志王基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上‘吴贼邓由、李光等，同谋十八屯，欲来归化，遣将张吴、邓生，并送质任。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承书夙发。”胡烈时为襄阳太守，时魏襄阳郡所辖最南不过宜城，所云“令郡军临江迎拔”，当是指的以襄阳郡兵南临汉水。又如《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定荆州“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而据《宋书州郡志》，武宁郡辖长林、乐乡，都在今荆门、钟祥一带（参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院出版社，2005年12月），很明显是在长江以北，汉江流域。可见当时的“江”不专指长江，也可指汉江，需要根据上下文意及当时的地理称谓习惯详细分析。（石泉先生把所有涉及记载涉及的“江”几乎都当作今湖北宜城蛮河，从而将楚郢都、秦汉江陵等都集中到了今湖北宜城附近。2002年6月出土的里耶秦简明确记载了鄢、销、江陵、孱陵、索、临沅、迁陵间的距离。证明石氏之论不确。笔者认为把所有“江”都当作长江固然不妥，但是把所有“江”都不当作长江则是进入另一极端，更不可取。）可能杜预因《左传》宣公四年“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的“梦”定位在汉江一带，并说“江夏安陆县东南亦有云梦城”。遂因此处把《左传》昭公三年的“田江南之梦”也认为是在汉江以南，所以他指出有人认为华容东南的巴丘湖就是春秋时期的云梦泽，但也不置可否。杜预的记载重点强调的是的巴丘湖在华容，可能就是古人认为的汉江以南的云梦。（究竟《春秋》昭公三年“梦”指的是汉江还是长江以南，因与本文讨论重点不合，故不做展开，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指的长江而言。）且当时的长江有多支分流，巴丘湖当时可能位于中支或者北支之南而已。所以，郦道元首先是肯定了华容县东南的湖泽是古云梦泽及巴丘湖的说法——《水经注夏水注》说“夏水又东，径监利县南。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县土卑下，泽多陂池，西南自州陵东界，径于云杜沌阳，为云梦之薮矣。韦昭曰：云梦在华容县。按《春秋》鲁昭公三年，郑伯如楚，子产备田具，以田江南之梦。郭景纯言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而今洞庭湖区域《水经注》同时记载有洞庭湖、青草湖和赤沙湖等湖泽，无巴丘湖。很明显郦道元认为巴丘湖也就是古云梦在江北，不在江南，更不是今洞庭湖的位置。

有人又会说，《晋书杜预传》记载很明白，巴丘湖是“沅、湘之会”，是沅江、湘江汇入的地方，怎么不是后来长江江南的洞庭湖呢？难道沅、湘两水当时流到长江以北了？这一点，我们应该从洞庭何时被当作巴丘湖来认识——按《晋书》这段记载已经见于东晋习凿齿之《襄阳耆旧记牧守》篇之《杜预传》。《山海经》卷五“洞庭”下东晋郭璞注说“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又说“长沙巴陵县西有洞庭陂，潜伏通江”，可见当是的洞庭陂并非湘、沅所会，二水与江水会于“巴陵头”的三江口。古人以上为头，而又以北为上，知三江口在巴陵之北，而此时的洞庭陂在巴陵以西。那么习凿齿所说“沅、湘之会”的巴丘湖也应该在晋代巴陵之北，并非后世江南之洞庭湖。至隋唐时代，江北的巴丘湖大为缩小，已经被分割为几个分散的小浅水湖（参《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徐瑞瑚、谢双玉、赵艳，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04期），而江南的洞庭湖水域正在发育时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周宏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02期）。另一方面，据《隋书地理志》隋代改江南的南安县为华容县，而江北的华容县则在西魏时已经被改成华陵县，隋代改为紫陵县，这可能是巴丘湖被移到江南的最主要原因。到了唐初，孔颖达编著《五经正义》时，在注释《禹贡》及《左传》时，根据《左传》昭公三年“田江南之梦”及定公四年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的记载，认为“云”、“梦”都是指的云梦，进而得出“言江南之梦，则江北亦有梦矣”的推论，最后推断“则此泽（按即云梦泽）跨江南北”的观点。先秦云梦泽是不是跨江南北当然值得商榷，但他并未说巴丘湖在江南。因其云梦“跨江南北”之说以及杜预《春秋释例》关于“江南之梦”的理解上都会对巴丘湖及云梦泽在江南还是江北产生疑问。《通典州郡十三》巴陵郡巴陵县下说“有君山、洞庭湖、巴丘湖、青草湖”，引《括地志》说“巴丘湖中有曹由洲，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在今县南四十里”。因《括地志》为官修地志，后世皆沿袭、拓展其说。如《元和郡县志》说“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古云梦泽也’”。李吉甫因为找不出具体的巴丘湖所指，甚至直接将“青草湖”当作了巴丘湖，而为了附会盛弘之之说，把青草湖更当作了云梦泽！

所以，三国时的巴丘湖在当时的华容东南、长江以北的，其与乌林相距不远而且联通长江。曹军从进军赤壁以及兵败退回江陵正可以经过此处。

五、南北朝时期的水系南移，江北湖泽面积缩小，江南洞庭湖趋向扩大

到了北魏酈道元時代，受自北向南掀斜下降性質的新構造運動及地球自轉科氏力的影響，荆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凉且偏干等因素的影响。汉水、夏水、涌水水道逐渐南移，冲积方向按順時針偏轉，見下圖。（參《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张修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2期；《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周凤琴，湖泊科学，1994年01期）

图2荆江分流水道历史变迁示意图

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夏水、涌水的分沙堆積进一步積累。北方人口南移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使江汉平原垦殖得到发展，同时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筑堤围垸与塘浦圩田的兴起。江汉平原湖群的演变由自然作用阶段过度到自然－人工复合作用阶段。（参《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徐瑞瑚、谢双玉、赵艳，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04期；《古代长江中下游平原筑堤围垸与塘浦圩田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林承坤，，环境科学学报，1984年02期）

图3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江汉——洞庭平原水系变迁图（北魏时期部分参考清汪士铎及杨守敬《水经注图》）

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区域内各水道出现南盈北枯的现象，汉水、夏水及涌水系的水道逐渐南移。北魏时期汉水北支南移，逐渐成为主泓并袭夺南支故道。但是今汉川分水镇以下水道因阶地阻挡，南移幅度不大。而北支故道水量减小，在《水经注》时代成为大富水及涢水下游河道。在豫章口（夏水最初的出江口）涌水口之间的长江东岸出现了中夏口，成为夏水的主要水源。汉水南支（即沔水）的南移逐渐侵夺原来的夏水故道，成为夏阳水及中夏水东段。但由仙桃沔城、洪湖曹市附近的地区是江汉盆地沉降作用最强烈、沉积厚度最大的地区，汉水南支仙桃附近南移的幅度不大，与南移后的汉水北支汇合。原夏水南移后侵奪了涌水中游干道，中段进一步南移，成为大夏水。《荆州记》本在夏水以南、涌水以北、“夏洲”之上的监利县就变成在夏水以北了。也就是说并非监利县县治有迁移，而是水道变化所致。涌口以南的長江東岸還出現了鶴穴（见《宋书五行志》及《晋书五行志》）、子夏口等新的分流口，而中下游则出现了与长江间形成西江口（二夏浦）、良父口（夏浦）、鸭栏口、治浦口、。夏浦等多个浦口水道。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江汉平原水系的变迁見下圖3。而阳水在三国时期已经因水量不足而湮塞，杜预复开阳口，与夏水沟通，成为北魏时期夏阳水的前身。

所以，郦道元《水经注》对于水道的记载与前代已经有很大改变。《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条：

江水又东迳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

《水经注卷三十二》夏水条：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东过华容县南。……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又东北迳江夏惠怀县北，而东北注。……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

《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条：

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出焉。江水又东，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谓之涌口。

另一方面，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又造成了江汉平原水系淤塞、匯聚，成為馬骨湖、大浐湖、離湖等不連續的小范圍浅水湖體。馬骨湖、大浐湖受夏水等水系來水季節性的變化影響，其水體范圍也是夏漲而冬縮。《水經注卷二十八沔水下》所載：

沔水又东得浐口，其水承大浐、马骨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来同，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

《水經注卷三十五江水下》所載：

江水自龙巢而东，得俞口，夏水泛盛则有之，冬无之。

夏秋季节上游来水量大时，馬骨湖、大浐湖水体面积突然扩大，以至“萦连江沔”。而枯水季节，夏水水系水量减少，馬骨湖、大浐湖等水面缩小，夏水南移后，因水道弧度加大，中下游东北流向段出現斷流現象，从而成为“東竭夏流”的季節性河道。

江北的巴丘湖泽面积因泥沙冲积中心的南移面积大为缩减，成为大浐、马骨及太白等零星小湖。而此时巴丘以南的青草湖（今洞庭湖前身）区域水面渐趋扩大，（洞庭盆地水系及湖面发展另参拙文《赤壁战后刘备立营油江口的地理因素——兼论荆江、洞庭湖的演变及区域内的水路交通》）后世遂以之为巴丘湖。

杜预开杨口后，通过杨水、夏阳水、夏水可至江陵，竟陵地理位置遂逐渐重要起来。前引《宋志》提到，晋惠帝元康中，分江夏郡置竟陵郡。据《水经沔水注》北魏竟陵县及古竟陵大城都在扬口左近。《江水注》又载：

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

桓温镇荆州，令陈遵造江陵金堤。使扬水与江水的沟通进一步受到限制，但其后桓玄自浔阳西攻江陵，仍能通过扬水到达江陵。《晋书桓玄传》载：

（晋安帝隆安三年）后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军袭巴陵。梁州刺史郭铨当之所镇，路经夏口，玄声云朝廷遣铨为己前锋，乃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遑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玄既至巴陵，仲堪遣众距之，为玄所败。玄进至杨口，又败仲堪弟子道护，乘胜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军数道距之。佺期自襄阳来赴，与兄广共击玄，玄惧其锐，乃退军马头。

《殷仲堪传》载：

桓玄将讨佺期，先告仲堪云：“今当人沔讨除佺期，已顿兵江口。若见与无贰，可杀杨广；若其不然，便当率军入江。”仲堪乃执玄兄伟，遣从弟遹等水军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铨、苻宏击之，遹等败走。玄顿巴陵，而馆其谷。玄又破杨广于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积，又诸将皆败，江陵震骇。城内大饥，以胡麻为廪。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众赴之，直济江击玄，为玄所败，走还襄阳。

《杨佺期传》载：

隆安三年，桓玄遂举兵讨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书，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当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自以保境全军，无缘弃城逆走，忧佺期不赴，乃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乃率众赴焉。步骑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乃不见仲堪。时玄在零口，佺期与兄广击玄。玄畏佺期之锐，乃渡军马头。明日，佺期率殷道护等精锐万人乘舰出战，玄距之，不得进。佺期乃率其麾下数十舰，直济江，径向玄船。俄而回击郭铨，殆获铨，会玄诸军至，佺期退走，余众尽没，单马奔襄阳。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所记略同。“去江陵二十里”之零口，《通鉴》胡注曰：即灵溪之口。按《水经注》灵溪有二，《江水注》载：

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水无泉源，合承大溪，南流注江。……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

则此灵溪在江陵县之西北。《沔水注》载：

（扬）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扬水又东北流，东得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

此灵溪在华容县，水通赤湖水。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桓玄所至零口当即华容县之零口。马头，据《水经注》在江陵县东南，大江南岸。《江水注》载：

江水东得马牧口……（江陵）城南有马牧城，西侧马径，次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余里，洲上有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

桓玄自巴陵直达扬口，走的正是杜预所开之运河。之所以没有入夏水直接西攻江陵，可能是不知道襄阳的杨佺期军的动向，怕其军南下截断后路。到达扬口后入扬水，又通过零口，之后右退守江南之马头，则其时零口以下必然可以入江。

至宋时竟陵去江陵的水路仍然畅通。《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载：“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此时竟陵郡已治苌寿，今湖北钟祥附近；江夏治夏口，今武汉汉口；荆州治南郡江陵。“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则竟陵去江陵明显是水路，且与去江夏的水路一样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