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楚败秦胜：中原化的双刃剑

我们都注意到，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互动中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在中原化的前期，中原的高度文明与边缘民族的野蛮气质相结合，意味着这个民族政治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但是，一旦边缘民族的质朴、好战精神被中原的熏风吹散，那么，这个民族的噩运也就随之降临。

例子如北魏、辽、金，其实早在这些朝代之前，楚国八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也印证着同样的规律。

春秋时代，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蛮夷，并不看它是什么民族，而是看它是否遵守礼仪文化。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充分中原化了，那么即使它起源于异族，也会被承认为“夏”的一员。比如舜本来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本来是“西夷之人”，然而因为他们对中原文化做出贡献，都被尊为华夏的圣人。否则，即使你的血统来自中原，也会被排除在中原文化圈之外。

楚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周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楚国国君就被封为子爵，但从一开始，楚国就被中原国家当做蛮夷。虽然楚国曾满不在乎地声明：“我蛮夷也”，但内心深处，他们对此是极度不满的。楚国人一步步北上侵伐，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急切地想与中原文明接近。

成也中原化，败也中原化

楚国前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中原化，从中原文明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从熊渠到楚武王、楚庄王，他们一路向北扩张。在崛起的过程中，楚人那不拘定势充满想象力的思维方式，从楚地蛮夷身上继承的野蛮和强悍，与中原文化的优质部分结合，形成了楚国强大的战斗力。

到了楚庄王时代，楚国的中原化真正完成。楚国开始全力推动代表周文化正统的“王道”统治。楚庄王制定了“禁暴、安民、和众、丰财”的施政方针。也就是约束权贵，善待百姓，政治团结，发展经济。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楚庄王时代及以后，楚国使者已经能在外交场合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纯熟地引用《诗经》进行交际与交流。据董治安先生统计，在《左传》楚国中引诗17首，赋诗3首，《国语》还引诗4首。这一统计表明，楚人对《诗》的学习与运用，已达到一种“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而且在对外关系上，楚国也开始严格遵守周礼传统，并且举起了仁义的大旗。

陈国大夫夏征舒杀掉了国君陈灵公，公元前598年，庄王兴兵伐陈。占领陈国之后，楚庄王并没有像以前的楚君那样，把陈国变成自己的属地，而是派人到晋国迎回流亡的陈国公子午回国即位。这种行为，就是春秋社会特别推崇的“兴灭继绝”的正义行为。果然，诸国因此纷纷称颂楚国的仁义之举。连孔子后来读到这段历史，都不觉称赞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我们都注意到，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互动中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在中原化的前期，中原的高度文明与边缘民族的野蛮气质相结合，意味着这个民族政治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但是，一旦边缘民族的质朴、好战精神被中原的熏风吹散，那么，这个民族的噩运也就随之降临。比如北魏孝文帝全力汉化的结果，是使原本是马上民族的鲜卑皇帝都不再碰弓箭。正像王夫之所总结的那样：“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不旋踵，北魏灭亡，遗族融化在汉地。后世的女真人是更典型的例子。

其实这些后来令人扼腕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

楚庄王称霸，是楚国政治文明的顶峰，也是楚国走下坡路的开始。到了楚庄王的重孙楚灵王时代，楚国已经出现了“中原文化病”的征兆。到楚灵王时代，楚国的物质文化在中国已经首屈一指，楚国文化已经成为“新派”、“华丽”的代表。许多事物被冠以“楚”字：“楚冠”、“楚服”、“楚歌”、“楚舞”、“楚宫”……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5年，即春秋晚期，登基不久的楚灵王“以豪华富丽夸于诸侯”，为了炫耀楚国的强大以威镇诸侯，耗时近七年，“举国营之”，在古云梦泽内修建了一座方圆40华里的宏伟宫苑——章华台。这一事件典型地代表了楚国统治者是如何滥用民力。“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这两句家喻户晓的咏史诗，说的就是导致楚国第一次衰落的国王楚灵王。

法国的东方学家格鲁塞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仍然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楚国王室贵族毫无节制地吸取民脂民膏，很快就受到了报应。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成为他身边另一个野蛮民族秦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