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将军的抗日悲歌

赵尚志将军于1908年10月26日出生在热河省朝阳县喇嘛沟村（今辽宁省朝阳市尚志乡尚志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各项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联合军哈东支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极端困苦的险恶环境中，他率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麓40余县广大区域内，屡次挫败日伪军的重兵“讨伐” 和“清剿”，攻克众多城镇，先后创建了哈东、汤原游击根据地。由此，他被3000万东北人民誉为“北国雄狮”；苏联则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他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与南满的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赵尚志将军的抗日生涯却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叹息。

苏联求援被拘押 党内分歧蒙冤屈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为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定了“三江省（今黑龙江佳木斯）三年（1937—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5万精兵，向北满抗日联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讨伐”：在军事上，采用“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开展“思想战”、“宣传战”，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而此时，由于东北抗联的直接领导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回国，事先没有通知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致使东北抗联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面对日趋复杂的抗日形势，身为北满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的赵尚志，曾多次派代表到苏联境内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但派出的人却都一去不返，音信全无。困境中的赵尚志想到了苏联共产党。1937年11月，他写信给驻伯力（即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即中国大革命时期苏共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求援助军用物资，提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资料。时隔不久，抗联第6军第1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回了远东军区负责人邀请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赴苏联共商抗日大事的口信。12月19日，赵尚志与省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组织部长魏长奎、北满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即李兆麟）等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省委常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由赵尚志作为北满代表前去苏联，恢复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的联系，确定下一步斗争方针；争取苏方为抗联提供训练干部、建造后方医院的基地。

1938年1月4日凌晨，赵尚志与警卫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秘密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苏联的额尔古纳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苏军矢口否认邀请一事，反说他们属非法入境，随即将他们押往伯力远东军区拘留所关押、审查。一心想通过苏联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赵尚志对此心急如焚，多次向苏方有关人员解释、申辩、绝食抗议，甚至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兼中共吉东（又称东南满，今属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周保中也赴伯力交涉，但均无济于事。在身陷囹圄、获释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考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在拘留所内写下了《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等文章。

就在赵尚志被拘押于苏联期间，1938 年初，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内容，他对赵尚志等人抗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民共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国人关注的抗日将领，在被苏军无理关押之时，却受到党内同志不公平的对待。1938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召开第七次常委会，省委主要领导认为他对“六三指示信”（又称“王、康指示信”）中“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实行自主的工作，一切问题自己解决”的主张，是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随之，一场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拉开序幕。6月，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宣布撤消赵尚志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39年5月，北满抗日联军改编为第3路军，形成以张寿篯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许亨植为参谋长的新的领导集体，北满抗日联军创始人赵尚志的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其部下也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分。这场反倾向斗争，使北满抗日联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其赖以生存的汤原游击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日军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