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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丁谓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仅仅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准寇大人;而其间的因缘际会,仅仅因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溜须”事件。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进入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李沆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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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966年,正牌的科举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起点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宋代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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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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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晏殊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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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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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冯拯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