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一生究竟有何作为？他是个好皇帝吗？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皇帝，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明朝皇帝朱由检一生究竟有何作为？他是个好皇帝吗？

木作行儿的人大多都知道明代有个木匠皇帝，说他虽贵为天子，却整天玩斧弄锯的，把干木匠活儿当乐子，而且还干得有模有样，所以后人称他为木匠皇帝。这个木匠皇帝，就是明朝第十五代皇帝，熹宗朱由校。

熹宗帝之所以在木匠行儿中保持高知名度，首先在于他的位高权重——一个“木匠”，竟然坐上了皇位，自然了得!也算给木匠家族光宗耀祖了吧。其次，皇帝的喜好竟然是干木匠活儿，而且据称他的技术段位还挺高，古往今来也算是头一号吧，难怪让木匠们津津乐道。

不过话说回来，木匠们对这位皇帝的了解，也基本上只是停留在知道有这么个人而已，对这个皇帝师兄弟身世等更多的并不了解，或许也没更多兴趣去探究他。但既然话说到这儿，也不妨稍微扯远一点，给木匠师傅们多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朱由校，明朝第十四代皇帝光宗朱常洛的长子，孝和皇后王氏所生。

文献记载，熹宗“性至巧，多艺能，尤喜营造”。说来也怪，不知道是哪里搭错了筋，他坐在天龙宝座上，却把斧斤锯凿当成了最大的兴趣，且乐此不疲。有言说，熹宗无师自通，制作的小楼阁，“雕镂精绝，即巧工也莫能及”。他在庭院中盖造的小宫殿，高三四尺，玲珑精致。砖瓦都是琉璃厂根据他的旨意专门烧制的。凡是他用的器具，也都是御用监、内官监特意为他制作的。一旦拿起斧锯锛凿，他就兴致大发，连用膳都顾不上了。而且他还常常把亲近的太监们叫过来跟他一起干。兴起之时，光上膀子，盘腿往地上一坐，全然不顾皇上的尊严。一件器物做成功了，他更是高兴异常，满满的成就感。

熹宗不仅爱做木匠活儿，还爱骑马，爱看武戏，尤其喜欢玩水。而玩水玩得也特别。比如，他把大木桶打出孔洞，里面灌满水，还安上机关控制水流。水从桶里流出后，时而喷珠，时而瀑布，非常好看。有时，他又在水里设置机巧，借助水的力量，把核桃大小的木球冲到桶泉之上，盘旋婉转，忽上忽下，煞是好玩。而这些，都是他自己构思创意的。由此看来，熹宗这个木匠，倒还真是个挺另类和挺有些技艺的木匠。

或许是在木活儿上太过用心吧，熹宗在打理朝政上就显得精神头不足，因此就被奸佞们钻了空子。他的乳母客(qiě)氏和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沆瀣一气，恣意妄为，做了不少的坏事。尤其是那个狡猾阴险的魏忠贤，他号准了熹宗的脉，总是在熹宗干木活儿高兴的时候，抱着一堆奏章向熹宗请示。熹宗对正事厌烦，就对他说：“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去办吧，不要烦我。”就这样，魏忠贤利用替皇帝处理奏章的权力，逐步在朝内培植自己的党羽，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熹宗却忠奸不辨，邪正不分，至死都执迷不悟，可悲可叹。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尚书和50个内阁。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前后执政不过十七年，然而却先后更换了五十多位阁臣，导致朝政极度混乱;而前线将领更是走马观灯一般的频繁撤换，结果空耗本就不宽裕的财政，反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才人方面，明末时期并非无人可用，陈奇俞、洪承畴、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赵率教等人均可堪一用。如果崇祯帝能够知人善用、宽怀对待，这些人完全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然而，崇祯在启用一个人时，虽然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却不能长期贯彻，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在看不到效果之后，便又会迅速否定掉之前的决策，再度更换人选。

例如，在平定农民起义时，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结果虽然数次重创农民军，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剿灭，反而使其总能起死回生。

再如任用袁崇焕方面，就因为袁崇焕一句“五年平辽”，崇祯初期对他的确信任有加，要权给权，通过撤巡抚、罢内臣、赐尚方宝剑等方式，将其权力最大化;要钱给钱，当时国家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流向了辽东;极力支持，即使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崇祯仍然认可了他的做法，并未对其进行任何惩戒。然而，就在毛文龙被杀四个月后，“己巳之变”爆发，后金军队杀到北京城下，导致崇祯对袁崇焕失望到极点，又将其迅速处死，结果导致辽东局势再度恶化。

崇祯这种用人策略，频繁更换大臣，不仅没能取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得朝廷政策持续贯彻，最终落得个一事无成的下场。

明朝末期，朝廷面临的局势已经极为危险，而朝廷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方面源于朝廷腐败，另一方面便源于财政匮乏，崇祯事实上也曾尝试改革，意图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动荡持续加剧。

在改革朝政方面，崇祯最大的动作便是瓦解阉党。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他虽然看到了阉党和党争的危害，但却并未仔细考虑阉党存在的价值，结果虽然将阉党彻底铲除，全面削弱的厂卫职权，然而不仅没有消灭党争，反而使得文官在失去监察之后更加为所欲为。我们以浙江的茶税为例，天启年间时尚有二十余万两，而在茶监撤销之后，到崇祯十年时，竟然下降到了每年十二两白银。

而在财政改革方面，作为以农业税为主的国家，由于明末时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阶级却可以用各种方式合理避税，在工商杂税无法支撑收入的情况，所谓的“开源”反而是将压力压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导致百姓怨声载道。而在“节流”方面，各级官员为了避免自身利益遭到损失，却将基层“公务员”作为了节流主要群体，结果导致他们被大量裁撤，例如李自成本是吏员，收入本就微薄，被裁撤之后，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杀了债主，最终变成乱民，且对朝廷怀恨在心。

由于当时朝中文官集团势力太过庞大，崇祯的改革最终误入歧途，不仅没能使得朝廷局面好转，反而加剧了天下的动荡。

综上所述，严格来说崇祯并不算是一位昏君，而只是一位才能较为平庸的君主，可他偏偏又太过勤勉，结果不仅无法扭转局势，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是崇祯的悲哀，同样也是明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