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
科举制度究竟创立于何时？历来颇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为创立于隋，二为创立于唐，三为创立于汉。第一种意见可以邓嗣禹、黄留珠为代表；第二种意见可以俞大纲、何忠礼为代表；第三种意见则以徐连达、楼劲为代表。邓嗣禹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中指出：隋代取士已有公同考校之法，加以进士为科，实始于隋，故溯源厥始，当推及之。特因其制不彰不备，仅具雏形，故谨慎重作结曰：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俞大纲在给邓嗣禹的复函中说：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人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一文中则断言：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李唐。徐连达、楼劲则另立新论，他们在《汉唐科举异同论》中提出科举制创立于汉武帝之时，认为：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基本一致。故察举，科举，一也！汉代实为科举制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科举制创立的标准存在着分歧。古人及某些近人以进士科的创置为科举制创立的标志，这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汉代察举已分科举人，且有秀才、孝廉、贤良方正等科，如果科举与察举没有更本质的区别，那么隋代所创置的进士科也不过是比汉代察举多了一个科目而已。
近人对科举制创立的标准，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看法。邓嗣禹认为：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时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公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前引《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何忠礼则进一步加以概括，提出科举制应具备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前引《科举制起源辨析》）邓、何二位对科举制特征的概括，大致是不错的。但是，科举制区别于其他选官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何忠礼所表述的投牒自进，也不是金旭东、周东平所表述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应表述为：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
在世卿世禄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缘关系；在察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举荐；在科举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考试成绩。可以说，科举制是一种真正的考试制度。投牒自进与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都只是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表现。正因为在科举制中考试成绩是第一位的，推荐是第二位的，所以举人可以投牒自进，不必非得他人举荐不可；反之，即使像宋代制举所一度规定的那样，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五），也不能认为它是察举而不是科举。至于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乃是宋仁宗庆历元年（一○四一）之后的事。前此，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长编》卷四）。宋太祖乾德无年（九六三）九月丙子，始罢公荐。另外，唐代举人除向达官贵人投献诗赋论等作品，即行卷以求公荐之外，还要向知举官投纳省卷，亦称公卷，以供观其素业。知举官根据举人的公卷和程文（试卷）决定弃取高下。宋初因之，于庆历元年始罢天下举人纳公卷。至此，才真正实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据上所述，如果要给科举制下一个较为科学的定义，可以概括为：科举制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制度。
明确了科举制最重要的特征，对于科举制创立于何时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首先，那种认为科举制创立于汉代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汉武帝时曾实行过贤良对策一类的考试，但这种考试并不决定取舍，而只决定高下。正如宋人叶梦得所说：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石林燕语》卷九）也就是说，在察举制中，虽然也是按科举士、考试进用，但是举荐是第一位的，考试是第二位的，因而决不能把汉代以来的察举制与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混为一谈。
其次，南北朝后期已经出现了科举制的萌芽。早在刘宋明帝泰始三年（四六七），曾从骆宰议定《策秀孝格》云：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一》）《颜氏家训》卷上《勉学》亦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刘宋时秀才、孝廉对策，五问只答对其一，不予及第；萧梁时贵游子弟为了明经及第竟然雇人答策，可见在察举中考试环节的份量已经大为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则已被大为强化。这就为科举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北齐时，更出现了秀才对策的落第者。《北齐书》卷四四《马敬德传》载：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依魏齐制度，秀才、孝廉考第有上、中上、中、下四等，中上以上方可叙官。这就是说，马敬德秀才对策落第，改为孝廉试经，方得及第。又《北齐书》卷四四《刘昼传》载：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可知刘昼亦是秀才对策落第者。北齐秀才对策落第者的出现，标志着察举策试与科举考试更为接近了。
其三，科举制创始于隋。隋开皇年间正式废九品中正制，考试成绩在察举中的作用更大了。《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玄传》载：隋开皇十五年（五九五），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由此可以看出，第一，考试成绩的优劣对杜正玄的进用起了决定作用；第二，隋代不但试策，而且加试赋、铭等杂文，次年杜正藏举秀才，亦曾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唐代科举试策之外，亦加试杂文，当源于此。可见，此时的秀才科与原来察举中的秀才科亦不大相同了。唐初的秀才科亦当源于此。
另外，隋炀帝大业二年（六○六）创设进士科，其考试方法不详，唐人杨绾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优试策而已。（《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进士科既属新创，当与察举原有的秀才、明经等科有所不同，只是史料阙如，难得其详罢了。隋代的进士科与唐代的进士科或许尚有某些差别，但后者源于前者当是无疑的。
其四，科举制确立于唐。武德元（年六一八）五月唐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注意官员的选拔。《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云：始自武德辛巳（岁四年，六二一）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同上书卷十五《杂记》又载：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五匹，充归粮，各勤修业。由此可知，第一，唐初举人既有生（徒学士）又有乡贡（白丁）；第二，上承隋制，仍设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四科；州县考试合格方能贡于朝廷，朝廷考试合格才能赐第录用。武德四年这一敕令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科举制度至迟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已经完全确立，同时也可推定科举制创始于隋。因为，敕下之日，唐朝建立不到三年，而且仍忙于平定隋朝的残余势力及窦建德等农民起义，戎马倥偬，无暇在选官制度等方面从根本上创立新制，故而可以推断，唐武德四年四月一日敕中所反映的选官之制，大概只是沿袭隋制，并非唐朝新创。当然，现有史料，对隋代的科举制尚未有十分具体和直接的记载，而在唐代，则有大量史料证明，科举制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所以我们说，科举制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这一论断是较为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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