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佛教

王维（公元701—761年）是盛唐诗坛上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鼎足而立的大诗人。其艺术成就生前死后都有很高的声誉，绘画艺术独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终身学佛奉佛，诗画艺术成就与其较高的佛学修证难分难解。后代称其为“诗佛”，这一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王维全家均笃信佛，其母亲正是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的虔诚信徒。受庭训的影响，王维早年即信佛。王维平生虔诚，且素服长斋。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从之参禅。归隐后，常与高僧交游，谈经说道，啸咏终日。

佛教养成了王维的人生哲学。他说“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求”，就是说只有消灭内心妄想，才能证得非善非恶的“境界”；而只是由于贪求，才生起妄念。所以他主张混世同俗，任运随缘，而不主张向佛求福佑，也不希望如孔夫子理想的那样“求仁得仁”。他这是企图用识心见性的顿悟，来摆脱自身与现实社会的一切矛盾。他在《六祖慧能禅师碑》中概括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受。莲花承足，杨枝生肘。苟离身、心，孰为休咎？”“莲花承足，”指作佛成正果；“杨枝生肘”，用《庄子》典，喻现世疾患，他认为这二者都是虚幻的。因为我、法两空，根本就没有休咎存在。

王维早期有抱负和热情，写过一些昂扬奋发的诗篇。待张九龄罢相后，他逐渐转向消沉，长期亦官亦隐。他在隐居时的许多作品，充满禅机和佛老思想。在对死亡、异己力量的隐忍、退让、调和的背后是对生活深刻的爱惜。他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徊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之“人情翻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似是别无选择。王维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熔冶锻打，铸就了独特的风格，其山水田园诗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

王维的诗精致巧妙，颇具禅味，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促成了其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六祖慧能禅师碑》）。慧能、神会教义的要点即顿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心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的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动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

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一生与佛教结下的不解之缘，成为后世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