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喜饶嘉措大师

1954年,喜饶嘉措大师与毛主席亲切交谈。

喜饶嘉措大师是我国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为继承和弘扬佛教,庄严国十,利乐有情,为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苦难的童年

喜饶嘉措1884年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帖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循化县在青海省东部,位于黄河之滨,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以撒拉、回、汉和藏族为主,分别信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还有信奉民间宗教的,后来喜饶嘉措大师多次说过:循化这个地方,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但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亲密团结,友好相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一种教派针对另一种教派的民族之间的武装械斗、民族仇杀和宗教战争。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还不多见。各民族同胞、各种教派亲密团结、友好相处的优良传统,使喜饶嘉措从小受到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撒播了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种子。这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道帏乡有座寺院,叫古雷寺,喜饶嘉措从小被父母送到该寺当喇嘛,当地藏语叫“阿卡”。“喜饶嘉措”是他入寺后师傅给他取的法名,原名已被人遗忘。

按当地习俗,小孩被送进寺院后,主要应由家庭提供生活费用,其次靠施主发放布施。可是喜饶嘉措家很穷,养不起。他只好给寺院擦拭法器、点酥油灯、添加净水、打扫卫生,用这样一些劳务来换取食物。古雷寺是座小寺院,又地处偏僻,布施的人不多。所以喜饶嘉措从小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饱一顿,饿一顿。

在寺院里,喜饶嘉措一面做一些劳务,一面刻苦学习,藏文水平和佛学知识都有明显进步。

学富五明精通佛学

喜饶嘉措先后在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安多地区著名的寺院学经。1905年,20岁时,前往拉萨,在哲蚌寺郭芒扎仓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他到拉萨的头一年,即1904年,以荣赫朋为头目的英国远征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对我国西藏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武装入侵,烧杀抢掠,毁坏寺院,枪杀僧尼,对藏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西藏僧俗军民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率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藏族军民的抗英斗争最后遭到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拉萨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亦被迫离开拉萨,流亡内地。

喜饶嘉措到拉萨的时候,拉萨和整个西藏当时正沉浸在一片悲愤的气氛之中,有识之土在反思,在奋斗,在寻求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道路,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20岁的喜饶嘉措,也是个热血青年,所有这一切,使他受到感染,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他虽然没有参加那场气壮山河的抗英斗争,但也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逐渐学会了、懂得了要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荣辱、祖国的存亡继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期间,他辗转名刹古寺,遍访高僧大德,精心苦读,潜心向学,虔诚佛事,钻研经典;对藏传佛教必修的大小五明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精通藏传佛教的主要经典显宗5大部和慈氏5论(显宗5大部是《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学》和《戒律学》,慈氏5论是《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颂》、《究竟一乘宝性论》、《辨法法性论》和《辨中边论颂》),以及历代高僧对它们的注疏和阐释,此外还学习了藏密的基本经典。12年以后,1916年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上,当着来自全国藏区的几万名僧众,32岁的喜饶嘉措以他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智压群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

一年多以后,即191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委托喜饶嘉措主持校勘编订著名佛学大师布顿的著作《布顿全集》和德司·桑杰嘉措文集。由于这一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得十三世达赖的赞赏和信任,也得到宗教文化界的广泛赞誉。因此,十三世达赖又委托喜饶嘉措主持校勘编订并重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繁难的事业,喜饶嘉措受命之后,即着手组织专家学者和雕刻经板的工匠,开始工作。

《甘珠尔》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在历史上《甘珠尔》有多种版本,布达拉宫脚下的居民区叫“雪”,那里有个较大规模的印书院,曾刻印一部《甘珠尔》,传统上称作“拉萨版《甘珠尔》”。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木板都已磨损,字迹模糊,需要重新雕刻。喜饶嘉措大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照原来的版本,指导工匠雕刻。在雕刻过程中,喜饶嘉措发现拉萨版有一些明显的错漏,他对照纳塘版和德格版等其它版本,做了一些校勘,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漏。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又十分艰巨的工作,没有相当的水平就无法识别,也就无从校勘。从1918年开始,到1932年,持续了14年尚未完成,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代才告结束。

解放以后,喜饶嘉措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成为我国佛教界众望所归的一位领导人。赵朴初在谈到大师在佛教协会的建设和我国佛教工作方面的贡献时说:“大师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共产党和政府制订的方针政策。他到祖国内地名山圣地视察工作,每到一地,必关心僧尼生活。他坚持‘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求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他十分重视僧伽教育,在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亲自给藏语班授课,除要求他们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教育。对于政府的工作,他既大力协助,又无私建言。他尖锐批评有些人不认真学习和研究宗教政策,不了解各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特点,把正信佛教混同于迷信,对下面正当的宗教信仰横加干涉,为亲者痛,仇者快。他的坦荡胸怀,中肯批评,至今犹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发人深省。朴老又说:“喜饶嘉措大师对佛学显密兼修,解行并重,精通慈氏五论,尤擅于中观,深研大小五明,辩才出众。在校刻大藏经《甘珠尔》、《布敦全集》、《德司·桑杰嘉措全集》等宏篇巨著,整理其他藏文佛经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长期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深入探讨《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奥旨,撰《济龙活佛传》、《驳旧派的反驳》、《劫火阵》等,并为黎丹等人校订《汉藏大辞典》。《喜饶嘉措文集》仅是其著述的一部分,他对佛教哲学、文学、藏族文学、文化、历史都深有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