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简介—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移民屯垦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币制改革

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汉初铜钱仍继续名为“半两”。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虽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到了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借此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银、锡作的合金币）、三铢钱，但效果不好，形势已发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同时，这次币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盐铁官营

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

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

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

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推行均输

均输法最早由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创立，并在部分郡县试行五年。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于官府自行买卖，互相竞争，从而导致物价，为了平抑物价上涨，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各地的均输官统一接受大司农均输令丞的领导后，均输官的分布应相当普遍（如黄霸就担任过均输长）。

自元封元年全面推行均输法后，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史载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竟猛增到六百万石。同时，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有五百万匹帛。

均输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均输官征收贡物，不是征收当地能够生产的土特产品，而是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二是在上交物品的验收上有些均输官故意刁难百姓，在买卖货物时又往往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创立平准

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的推行，桑弘羊创立了一项新的财经措施—“平准”（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并专门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大农的机构——平准，由平准令掌管。大农诸官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工官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

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但也有营利作用。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平准法的推行，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纳粟拜爵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后，又奏请汉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及至西汉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继续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武帝前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还采取过“募民买复”、“入羊为郎”的措施，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后，进一步扩大了纳粟补官的范围，不再限于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许买官。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但是这种做法却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一方面，纳粟拜爵使得许多地主和富农可以免役，不但导致贫富异役，而且减少了国家征发徭役的来源，最终便把徭役的征发摊派到农民身上。另一方面，破坏了司法制度和选官制度，造成贫富异刑，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不公，同时也导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败坏。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酒类专卖

天汉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 ，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中国古代的酿酒业源远流长。 酒的产量和销量也很大。 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酿酒业非常兴盛，私营酒酤的利润也相当丰厚。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镇压农民起义和更加垄断市场，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酒榷政策实行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赡边，给战士”，解决很大的问题。

机构改革

桑弘羊在兼任大农令期间，奏请汉武帝设置了“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改变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为保障和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做好人员上的准备。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后，大司农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机构。除了大司农中丞外，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铁市两长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扩大大司农属官的同时，桑弘羊对地方上的有关财经官员也进行了改编和重组。以往隶属于郡国的诸仓（主管仓库）、农监（主管农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长丞，都被划归大司农直接管辖。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的财经管理，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使桑弘羊可以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理财措施。  

思想基础

桑弘羊对儒学有一定造诣。 他还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学，历史知识丰富。 贾谊的“非和亲主义；积贮之重要；非放铸论（统一币制）”的政治主张也被桑弘羊所接受与继承。

工商富国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在盐铁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发展还制约着农业发展，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它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有助于”创造财富，而且商业利润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即等于“创造”了财富。

商品流通

桑弘羊还从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工来说明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认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无而通万物”，可以解决各地的资源过剩和短缺。相反，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么许多物资无法交易，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除此之外，桑弘羊还大力推行平准制度。他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稳定京师物价。这个机构掌握了巨大的商品储备及运输队伍。当某种物价上涨时即贱价抛售；反之，某种物价甚贱时则加以购买。他已经开始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稳定物价了。

对外贸易

桑弘羊对对外贸易的作用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的“本重币虚”的思想比西欧十五世纪重商主义“以货币为本”的思想领先许多。虽然货币的多少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但他不把货币的取得作为对外贸易的目的，而是以货币为“末”、为“虚”，以供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品为“本”、为“实”。

桑弘羊主张对外贸易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即尽可能向国外输出多余商品，以造成国外对国内商品的以来，从来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二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达到“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既要削弱敌国，又要丰富国内的商品供应。桑弘羊认为，只要严格控制出口，并大量输出国内丰富的黄金和丝绸，就能从急需黄金和丝绸的敌国换取国内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敌国，还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禁止铁兵器的贸易，还可以使西域各国的军队难以与汉军抗衡。

桑弘羊的评价，在历史上长期存有争议。在建国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界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出于崇法抑儒的需要，倾向于肯定桑弘羊的举措、思想和品质。文革结束后，这些观点又受到反向的批判。其实，桑弘羊并非纯粹的法家人物，对他的历史作为也要一分为二的进行评价。一方面，要承认桑弘羊的推行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发出的批评，即使不像部分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单纯的为民请命、敢讲真话，也至少有其合乎事实的一面。如果分阶段来看，那么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期，桑弘羊的确为汉武帝完成其“时代所赋予的任务”而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到武帝后期，各项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到盐铁会议前，政策调整已十分必要，而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却充当了反对调整的“顽固派”的角色，并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自取灭亡”。

张汤：桑（弘羊）、霍（光）为我戒，岂不厚哉！

司马迁：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桓宽：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 

班固：上方欲用文武......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运筹则桑弘羊。

蔡邕 ：昔伯翳综声于鸟语......东方（朔）要幸于谈优，上官（桀）效力于执盖，（桑）弘羊据相于运筹。

曹操：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

曹丕：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  

贾思勰：益国利民，不朽之术  

白居易：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  

杜佑：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 

刘晏：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

王先谦：因（田）千秋不言，宏羊力持，盐铁卒不能罢，但罢榷酤而已。班（固）于赞中，痛责千秋，而附宏羊诛灭事于此传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王安石：①且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欲，游幸郡国，赏赐至数百万，皆出均输，此乃所谓兴利之臣也。 ②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

司马光：（均输法）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苏轼：①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 ②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李贽：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范祖禹：兴利之臣，鲜不祸败。自桑弘羊以来，未有令终者也。  

宗稷辰：剥汉自弘羊始。  

孙中山：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父亲：姓名不详，据记载为洛阳商人。  

儿子：桑迁，燕王谋反案败露后一度逃亡，后被抓获并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