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简介-西汉功臣,晁错削藩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州），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   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   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   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   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   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   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   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司马迁：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桓谭：“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  

班固：①错为人峭直刻深。②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王夫之：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

李贽：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鲁迅：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苏轼：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梅曾亮：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较为完整的现存有八篇，散见于《汉书》的《爰盎晁错传》、《荆燕吴传》和《食货志》，主要有《言太子知术数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言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受爵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  

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新中国建国后有《晁错及其著作》（中华书局，1975年）， 《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晁错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   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家人物多以冷峻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没有采纳，这与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有关。汉朝在武帝之前的治国理念是道家学说，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   因而削藩不但触动了诸侯藩王的既得利益，朝内也有不少反对者，   而晁错的德行节义并不足以镇服众人。  

苏轼认为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北宋田锡也认为晁错未考虑周全。  

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苏轼就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晁错与袁盎素来互相仇视，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   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打击袁盎，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袁盎得到消息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以当面陈述。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   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与袁盎有关。    

汉景帝考虑的不仅仅是吴楚联军能不能罢兵的问题，他还要看没有造反的诸侯的反应，诛杀晁错，起码可以稳住这些诸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大臣团结一致抵御叛军，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等肩负重要使命的大臣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同时， “牺牲”晁错，吴楚联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故而，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晁错为了削藩而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爱国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云：“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固《汉书·爰盎晁错传》 

晁错墓位于许昌市烈士陵园西北角，现呈圆形土丘状，高约10米， 占地336.4平方米。   墓冢南面有一石碑，高约2米，宽约1米，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赵体行楷，双钩刻石，圆润秀美。石碑上有墓志铭：“公讳错，颍川人，才大而气雄，早受知遇，临事敢言，史称为峭直深刻，以此受戮然，当时冤之……”，落款“乾隆三年戊午冬至日许州府教授苏门孙用正谨”。墓冢东侧有一块石碑，注明晁错墓冢为许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晁错祠堂位于晁错故里——河南禹州城南晁喜铺村，原祠堂已被毁，后于2003年重建。祠堂外有晁错碑，祠堂内有晁错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