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异同：俞大猷戚继光谁品行更好

俞大猷、戚继光之共同点

两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均大体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都毕生军旅生涯，转战南北，主要功绩都是抗击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东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两人都立功塞上，为大明朝铸就钢铁长城立下不朽的功勋;都治军严明，卓越善战，俞家军、戚家军齐名;都是兵器发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进阶少保，秩位较俞稍尊;都好读书，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精通诗文，乃文武双全的儒将。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俞大猷、戚继光之不同之处

一、历史功绩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但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角色，成了夺目红花一旁的绿叶，并未给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实际上，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严格来说，俞大猷的抗倭功绩应高于戚继光。

就战线而言，俞大猷率师剿倭，足迹遍及浙、直、赣、闽、粤，这在当时的抗倭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年限看，俞大猷抗击倭寇侵扰的时间比戚继光长。从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东南倭患基本平息，这段时间，俞大猷20岁到63岁。可以说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度过的。戚继光比俞大猷迟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线时已是战争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纨整顿海防，进剿倭寇，打响第一炮时，就调任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始终处在抗倭第一线。每一个抗倭阵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他的参与。

何况，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职位比戚高（俞受贬官夺荫时除外），戚继光任参将时，俞大猷已在抗倭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荣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卫大捷，戚加官进爵，接替俞为福建总兵官，荫一子千户，而为此役计定后战的俞仅受赏银二十两耳。自此，戚风头颇有盖过俞之势，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而且这最后的胜利是同为总兵的戚继光将陆兵，俞大猷将水兵，夹击潮州倭与海盗首领吴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继光追歼吴平残部，吴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进右都督。俞却因种种原因落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

但不管怎么说，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数量的多少，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还是超过戚继光很多，抗倭功绩无人能及。

（二）塞上御虏

其实，戚继光名更出前辈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大寇，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独戚继光在镇十六年，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屡败入侵之敌，所以“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明史》载：当其时，“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及戚继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为戚继光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道：“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藉华人黄仁宇甚至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军备的张驰，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将星西殒之际，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而俞大猷虽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风头终究比戚继光略逊一筹。嘉靖三十九年，在众人解救之下被夺世荫，逮捕诏狱的俞大猷无罪释放，发大同立功赎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抚李文进信任，谋划抵御俺答之策，俞审度地势，匠心独创，献兵车法，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战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俺答二十万众于安银堡，获“土木之变”百年以来最大战绩。许除罪录用，诏还世荫。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俞因发明独轮车、双轮车被誉为“世界原始坦克发明者”。

后戚继光也发明了“偏箱车”，设立混成旅，有骑兵、步兵、重战车、轻战车。俞发明的独轮车、双轮车以攻为主，利于战;戚发明的“偏厢车”以防御为主，利于守。而戚继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与蒙古人和解，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

隆庆初，蓟门多警，给事中请召大猷、继光。谭纶上疏朝廷“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俞大猷也很想去边防，他曾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但两广总督张瀚极力留俞在粤灭闽广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岂敢以此岭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将，以妨大计？但此时诸路将士，既已倾心服其指挥，海洋桀骜亦皆惮威，屡乞招抚。……诚不可遽令其去也。……一时将领，信无能出其右者。”后部议独用继光。俞大猷终于没去成，失去了一次机会，成就了戚继光的蓟门功勋。

万历三年（1575年），年过古稀的俞大猷边关之志并不随岁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动上书时任兵部尚书的谭纶：“某平生志大征（胡），而见用江南，乖违本素。……公许我大受，今其时也。”经得谭纶上疏，得以在后军都督府佥事任上，提调京营兵车。友人李杜劝其退休，大猷则慷慨言道：“冲岁夷（胡）时肆凭陵，平生志在西北边，老当益壮，毙而后已！”

三年后大猷在与李杜书中道：“战车教成一军，共六万人，京营改观矣。三相公及诸老俱亲阅视，咸谓：‘奠社稷，威夷狄之法，无出乎此。’仆平生志行矣，明年决图归计。”大猷三疏乞归，以老致仕，临走还多次写信给戚继光“……苍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远人之忧。”拳拳之心，可见一斑。归家未几竟即病逝。《明史》谓之：“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实为公允。

俞大猷长于水战，常在水上歼灭敌人，戚继光精于陆战，惯在陆路追剿对手;俞“老成持重，功收万全”，戚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金山卫因人少受挫，却屡受掣肘，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戚继光则经乎百战，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几乎未闻败绩，故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从当时看，戚百战百胜，屡摧大寇，是为功高，从后世看，俞首倡水战，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发明楼船，被誉为“中国海军创始人”，影响更为深远。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他又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

二、军事思想

（一）治军

《明史》对俞、戚的治军做了比较，评论道：“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大猷老将务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明史》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盖诚似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似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将俞大猷与霍光、文天祥、于谦等相提并论。

窃冒昧揣测，大猷治军“为将廉，驭下有恩。”或者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俞“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权，复从受其业。”俞学的是《易》，是正宗闽学。蔡清者“尽心正学，蔚为一代儒者之宗。”王慎中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而赵本学乃赵太祖第十八代嫡孙，不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传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闭门六十年，考编的《韬钤内外篇》不传于子，而赠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用于战争，他持重用兵，深谋远虑，功收万全，谋划长治久安之策，用于治军自然重节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训练。“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教兵之方，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他也明赏罚，认为赏罚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赏在先，罚在后”，“苟不知各兵劳苦，全无鼓舞之恩，惟以威驱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