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指发生于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土木堡是位于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七月明英宗令皇弟朱祁钰留守，亲率大军出征。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不允许文武大臣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决定回师。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后勤不续退至土木堡时王振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军队死伤惨重，王振被杀，英宗被也先俘去， 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史称“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二线部队出身的于谦同文武官、内外臣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1450年（明景泰元年）放回明英宗，1457年，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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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剌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瓦剌首领马哈木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时英宗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被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还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彩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
“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然后和王振率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
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成国公朱勇为大将军，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 。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过程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被俘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反击
于谦建议百官预支俸禄于京城90里外的通州，这样就使也先没有粮食可以抢。二十三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勾结关内的蒙古人，烧杀抢掠，挟持英宗叫门，宣府守将杨洪不听。 于谦任命：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从于谦的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不论地位卑贱与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 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军长驱直入，看似要灭亡大明王朝。 于是，于谦执行第二方案：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明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连续的失败，士气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奋起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依然率领二线部队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结果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十余万，文武官员亦死伤数
十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史书上假称英宗被俘为“北狩”)，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无奈应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在土木堡之变死难的群臣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于混战之中。
影响
土木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新生代文官武将，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明朝战略由攻转守全面改变，明朝进入中期阶段。而所以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有一种猜测这土木之变是明朝上层文官集团的阴谋)，文官集团有重新获得了宋朝以来的权利并且权利更大，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所以明自正统以后，国家大事动辄被文官集团掣肘，国势日蹙。明末清初之际明王朝最大最直接的问题，是同时面对农民军和满清两线作战，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其中一个，在于庙堂之上的权力对比失衡，东林党一家独大导致江南富庶地的税收不上来，只能去西北贫瘠之地压榨人民，直接逼反了农民军，给明王朝来了致命一击。
文官大臣和君王离心离德，此时崇祯君臣可谓“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仇寇”。崇祯平时勤政节俭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崇祯在最后之时，曾经恳求臣子献出积蓄救国。可大臣变着方的不睬他，有献年奉的（明朝工资极低，大家都主要靠灰色收入，这是不成文的惯例），有在家大门贴张“此物出售”的条子号称“毁家纾难”的。反正就是绝不掏钱。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自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而在大臣抄家抄出来数万两，甚至数十万两白银的都不在少数，得银甚巨。在李自成绑架拷问大小官员“追赃助饷”的40天中一共得银7000多万两，合明末14年的财政的收入，而满清入关后自江南等富庶之地抄家所得亦甚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宫里的宦官一张张银票往外拿，让崇祯深为感动。这也是后来崇祯重新启用宦官的原因之一。之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明亡。
伤亡存疑
否泰录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沿
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实录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水东日记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综合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 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阿剌知院言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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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