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剃头流了血，大元朝威德所至，大家都抢着剃

我国与朝鲜陆地相接，海上交通近捷便利，自古以来交往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交往中，我国政治、经济以及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文化，对朝鲜发生巨大影响。同样，朝鲜人民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为我国所吸收。我国对朝鲜的影响，往往随着古代王朝的更迭，呈现出时代特色。元代，蒙古族占居统治地位，因而蒙古族的习俗对当时的高丽王朝（918年建立，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影响很大。

自1231年起，蒙古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定宗、宪宗时（1246—1259），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不过，蒙军遭到了高丽军民的顽强抗击，多次损兵折将。但是，连年战争使高丽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士兵战死，众多百姓被杀，还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被掳走。在蒙古一时无法将高丽灭掉，高丽也已很难再将战争打下去的情况下，宪宗九年（1259），高丽高宗被迫派世子（即太子）王（后改名）奉表如元，双方议和。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在其给高丽的诏书中宣布：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也就是说承认了高丽的独立。但是，高丽对元要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实际是处于藩邦地位。

元世祖初年，对高丽有过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可是议和之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使臣来往频繁。而且，从王，即高丽元宗起，几乎每任高丽国王都要派世子赴元入侍、宿卫。一些世子往往在元为质、宿卫数年。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又先后有五位国王与元皇室联姻，尚蒙古公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他们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在元滞留短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监临官），一个时期还派驻过军队。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怯怜口，即公主的私属人户。由于高丽统治者和蒙古王公贵族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长期在元居住，逐渐染蒙古之风。因此，有元一代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忠烈王王Z，在中统二年（1261）曾以世子身份入元祝贺忽必烈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以后又数次入元朝觐。至元八年（1271），王Z入元为秃鲁花，也就是质子。王Z入质不久，就改留蒙古发式。本来高丽和我国汉族人一样，一向留全发。蒙古族则和我国北方的鲜卑、契丹、女真等族

相似，有髡发习俗。所谓髡发，并不象我国古代的髡刑那样把头发全部剃光，而是剃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各族的剃法不同。《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蒙古男子发式的剃法是，剃顶至额，方其形而留发其中，蒙语把这种发型叫怯仇儿，但说的不很具体。宋人盂珙在其所撰的《蒙鞑备录》中，对其剃法描述得比较形象。他说，蒙古族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国人〔指蒙古族百姓〕皆剃婆焦，如中国〔指汉族〕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修士鲁不鲁乞，在其《东游记》中对蒙古男子发式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上述文献中的描述，与传世元代画卷及近年发掘元墓中的壁画、陶俑等蒙古男子发式基本一致。王Z入质时开剃，留的就是这种发型。《东游记》中说，妇女结婚后也把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但内蒙赤峰元墓蒙古女墓主的画像却不是剃光。抑或蒙古已婚妇女和契丹妇女一样，只把前额边缘头发剃去一小部分，上面的头发垂下来，因而从画面上看不出来。

至元十一年五月，王Z在元尚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后追封齐国大长公主）。六月，其父元宗王病故，王Z回国继承王位，是为忠烈王。同年十月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赴高丽，前往迎接的大将军朴球等已模仿国王开剃。十二月，高丽大臣宋松礼、郑子_等率先开剃，其余臣僚遂纷纷效仿。其实，早在高丽元宗时就有人劝国王效元改形易服。元宗回答说，我不忍心一下子改变祖宗家风，我死后你们怎么办都可以。果然，到忠烈王四年（1278）时，高丽已是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唯禁内学馆不剃。时隔不久，学生也一律剃发，改留蒙古发式了。

朝鲜古代本有独具本国特色的服装，即所谓章服循习土风。从新罗太宗王（654—661在位）到新罗统一，开始袭用唐仪。此后，冠服之制稍拟中华，即穿用类似唐朝汉族统治阶层所着的各色服装，老百姓的服装式样，大概也受到唐的影响。高丽王朝建立后，虽然对我国辽、宋、金三个王朝也有朝贡事大关系，辽、宋、金统治者也多次向高丽国王赠送衣冠，但高丽并未从上到下改变本国的衣冠。

王Z以世子身份入元为质时，在开剃的同时，也改穿蒙古式服装。至元九年（1272）他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蒙古男女均着长袍，多为窄袖，腰系帛带或皮带；女性有时在长袍外加罩半袖短衫，而且袍襟比男性长，有的甚至拖地。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说，蒙古其服右衽而方领，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左衽袍服不同。不过从元墓壁画上的蒙古族服饰看，男子的确基本穿右衽长袍，而女性着左衽长袍者也屡有发现。王Z回高丽即王位后，朝廷大臣们一方面纷纷开剃，同时也陆续效仿国王改穿蒙古式服装。忠烈王四年二月，又下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也就是说全国人都要穿元朝式服装，戴元朝式帽子。据《元史·舆服志》载，元代之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下至百官祭服、朝服，亦即各种典礼或官场中的正式服装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但又说有关服色等第的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这表明除重大典礼、仪式外，蒙古人一般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高丽史·舆服志》也明确指出，事元以来袭胡服。可见，所谓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指的是穿蒙古式服装，戴蒙古式帽子。

元代蒙古族的冠制，即帽子式样男女有别。《黑鞑事略》载，蒙古男子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也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所谓楼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所以才说它是兜鍪〔古代头盔〕之遗制。所谓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因为形状象钹，所以叫钹笠冠。这种冠有顶，冠后还垂一片帛以护颈。夏天也戴软帽，冬天则戴毛皮制软帽或毡帽。这类帽本来无前檐，后来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给加了前檐，从此蒙古族便都戴这种有圆檐、或前圆后方式的帽子了。后来大概受中原影响，蒙古族也有戴幞头的。蒙古贵族妇女戴姑姑冠。这种冠以木或竹为胎，外面包以红绢或帛，高二尺许，上面插以装饰彩色丝绸的柳枝或银枝。鲁不鲁乞《东游记》中称这种姑姑冠为孛哈。该游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以及我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草木子》等书中，对这种冠的形制均有具体描述。日常生活中，蒙古妇女也戴头巾。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臣僚乃至学生，一般都戴蒙古男式帽子。

高丽上下皆服上国衣冠，并不是元统治者的强迫命令，而是曾长期在元居住的国王带头开剃，穿戴蒙古式衣冠，大臣百官群起效尤，最后由高丽统治者下令在全国推行的。因此，当至元十五年世祖皇帝问康守衡高丽服色如何，康守衡回答服鞑靼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时，忽必烈很惊讶，并说：汝国之礼何遽废哉。

蒙古族的习俗，也影响到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等方面。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剌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有时喜欢穿蒙古戎装。1274年当他迎接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返回开京时，面对京城百官和民众的欢迎队伍，他本应穿传统礼服。但忠烈王不听大臣的劝谏，坚持穿蒙古式戎服与公主同辇入城。忠烈王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大概与他入元宿卫期间经常参加蒙古王公贵族的围猎有关。当了国王后，他仍沉溺于畋猎，经常亲持弓箭，臂驾鹰鹘，纵横驰突。他多次和公主一道行猎，常常是并驾齐驱。《高丽史·忠烈王世家》有关他与公主四出行猎的纪事，可以说不胜枚举。忠烈王之孙忠肃王同样喜欢田猎。他有时带数百猎骑进行大规模围猎，有时只率数人微行出猎。这祖孙俩还都喜欢打马球，都羡慕唐玄宗那种行猎、击球、饮宴的享乐生活，并极力效仿。为满足国王打猎之需，高丽也象元一样，专设饲养鹰鹞以供狩猎的鹰坊，鹰坊属户享有免役等特权。忠烈、忠肃两王耽于畋猎，而且不顾农时、民力、灾情，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高丽曾多次向元进献酥油。酥油本是蒙古等游牧民族喜食的奶制品，以农业为主的汉族、朝鲜人一般不制取，不食用。由于入高丽的蒙古公主、随从人员及达鲁花赤等的需要，而元政府又在高丽耽罗（韩国济州岛）等地放养大批马、牛，所以高丽有条件制取酥油等奶制品供公主等人食用，并有部分作为贡品进献于元。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蒙古风味的食品不时出现在国王、世子的餐桌上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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