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分析远征军败因：中美英三方分歧为最大原因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称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六月一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br/> 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br/> 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以第五军一个军来作比较，情况如下：<br/> 番号 动员人数 战斗死伤人数 撤退死伤人数 现有人数<br/> 第五军直属队 15000 1300 3700 10000<br/> 二百师 9000 1800 3200 4000<br/> 新二十二师 9000 2000 4000 3000<br/> 九十六师 9000 2200 3800 3000<br/> 合计 42000 7300 14700 20000<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DA/F9/DAF98C5C886BD310DAF96AC99C4C9757.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杜聿明分析远征军败因：中美英三方分歧为最大原因"/><br/><br/>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br/>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三月九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十一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十二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十二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br/> 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十八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百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我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我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br/> 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罗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br/> 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br/>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十二月间，因英国自顾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一九四四年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br/> 中国远征将领的失职<br/>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br/>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br/> 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br/> 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场。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br/>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br/> 我这篇述略，主要是揭露中英美三方的一些表面化的矛盾，说明惨败原因的关键，材料极不充分，分析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对与不对，留待史家加以批判。<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