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罪恶不该忘：朱明政权的血腥屠杀史

稍微了解一些历史事实真相就知道，朱明统治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残暴基础之上。实际上，朱明政权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几乎没有间断过：和州大屠杀，湖南大屠杀，山东大屠杀，苏州大屠杀，河州大屠杀，川藏大屠杀，庆阳大屠杀，对广西少数民族大屠杀，上元大屠杀，江宁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对荆襄流民大屠杀，对僰人种族灭绝大屠杀，对苗瑶壮侗西南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与屠杀，对长城外内蒙古地区的“三光政策”，对建州女真的数次血腥屠杀……可谓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元末时代，中华各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频繁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成为流民武装，于是出现了元人周霆震在《古金城谣》序里沉痛叙述的局面：“国家承平百年，武备浸弛，盗发徐、颍，炽于汉、淮、武昌，南纪雄藩，一旦灰灭，洪省坚壁。寇蔓延诸郡，水陆犬牙。”正因为元末这种悲惨局面引发了流氓文化的恶性流变——流民们的社会属性大部消失,动物属性尽显,社会人向动物人转化——因此导致了当时许多流民武装集团人性的泯灭，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惨绝人寰局面。元末时人陈高的《羁思十首次谢纯然韵》一诗就清楚记载了当时流民武装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形：“淮西盗贼成群起，攻夺城池杀害多。保障谁能为尹铎，折冲未见有廉颇。南来羽檄时时急，北向官军日日过。贾谊治安空有策，九重深远欲如何？”

后来依靠武力夺取中央政权的朱明淮西武装集团，显然如陈高诗云“淮西盗贼”一样，完全是在社会人向动物人转化的流民武装集团中脱颖而出的。现如今许多通俗读物和影视剧一谈起朱元璋的“我的奋斗”史，就唾沫横飞，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什么大仁大义，怀救民于水火之心，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不抢，恨不得把淮西武装集团粉饰成人民子弟兵。殊不知，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甚至在朱明政权官方修订的《明太祖实录》里，遮遮掩掩之余也会透露出一星半点真相，如实录里对和州大屠杀惜墨如金的自供状是：“初，诸将破城，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

流传于湖南民间的“朱元璋血洗湖南”的传说，就充分反映了淮西集团武装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大开杀戒的历史。实际上，在专制时代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必定是十分血腥和残酷的。朱元璋淮西武装集团与陈友谅荆汉武装集团争斗的浓浓血腥味，从留在民间族谱中的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出来，《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攸县罗氏族谱》记：“元季末，陈友谅据湖南，与朱元璋争雄事败，元璋纵兵屠戮，湘江两岸，人烟几绝，史称朱洪武血洗湖南。其后，当地郡守招四方之民分耕其地。”《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明官方史料中却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满纸粉饰溢美之词，如《明太祖实录》就堂而皇之将朱元璋得胜之后的公告当作史实：“友谅稔恶不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顿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其子理归命。于是湖广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汉遂底安流，总总黎元克全生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还极力掩盖湖南扫境空虚的真相，大势宣扬“上命给米赈之，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民大悦。于是汉沔荆岳郡县相继降”这样的美丽神话。如果湖南境内真如朱元璋伪造的历史那样“总总黎元克全生乐”，明初时代又怎会有“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湖南人又怎会称江西人为老表？

民间不仅留下了“朱元璋血洗湖南”的传说，还留下了“朱元璋血洗山东”的传说。山东徐、鲍两姓族谱，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了朱明军队对山东全境的大屠杀：“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为什么像血洗湖南血洗山东的大屠杀在官方档案里几乎没有任何踪影呢？想一想朱元璋对文武百官的集体大屠杀和长达数十年的文字狱就可以明白个中缘由。另外，明初从山西到山东的大移民也足以说明事实，至今山东人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家是在山西大槐树下。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而江南苏杭两座天堂式名城竟然在元末时代遭遇惨不忍睹的悲惨命运，而且都是因朱明淮西集团造成的。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朱元璋遣常遇春帅师攻杭，“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运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辐辏，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南村辍耕录》杭人遭难条)由此可见，导致杭人饿死过半的直接原因是明军围城毫无疑问。跟杭州城相比，苏州城的悲剧更为悲惨，朱元璋处心积虑删改史料，毁灭屠杀记录。然而他对苏州的屠杀和暴虐却永远留在苏州人的记忆中。据明人杨循吉的《吴中故语》记载，汤和部明军从苏州葑门进攻，纵兵屠戮，“二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结果造成了“葑门以信国之入，至今百载，人犹萧然”这样的惨况。杨循吉作为一个明人对张士诚仍存有怀念之情，在书里感喟说“观其在故元时贡运不绝，亦固知有大义者”，又称“苏人至今犹呼为张王云”。被朱元璋罚去服苦役，活活累死于工所的杨基遗留下的《白头母吟》一诗，也愤怒控诉了朱明军队的残酷屠杀和对苏州的空前残暴统治——“妇哭征夫母哭儿，悲风吹折庭前树。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只怜新妇生苦晚，不见当时富及奢。珠帘台榭桃花坞，笙歌院落王家府。如今芳草野乌啼，鬼火磷磷日未西。”昔日在元代繁华的苏州变成了明初时鬼火磷磷的鬼城。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朱元璋身边“御卫大驾”的俞本的《纪事录》也记载了他所知的几起明军大屠杀惨剧，有明军主帅徐达制造的庆阳屠城，“屠其男子，纵掳妇女，擒师道于一百八渡斩之。”有大都督冯胜制造的河州大屠杀，“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有都指挥使韦正制造的川藏大屠杀，“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

对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展开大屠杀的第一个明军屠夫叫吴复，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韩观不但嗜杀人，还嗜好食人肉。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里就记载了韩观的食人事迹——“都督韩公观，提督两广。初入境，生员来迎。观素不识生员，见其巾衫异常，缚斩之。左右曰：此生员也。观不听。曰：生员亦贼耳。朝廷闻之喜曰：‘韩观善应变，使其闻生员而止，则军令出而不行矣，岂不损威。’韩杀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肴上，设一人首。观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拿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能够发出凶残叫嚣“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由此可知这样的食人魔残害了多少生灵！而“朝廷闻之喜”，和御史“竟不能劾”的结果，足以使人对朱明政权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往往有一些屠杀惨剧还并不是明朝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朱明统治者有意训导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从朱元璋所下几道令旨可见一斑。

龙凤十二年（即至正二十六年）三月所下的一道令旨完全是元代白话，语义浅显，连今人都很容易看懂——“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拨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很明显，老朱这道令旨的意思是把张士诚守军“一概杀了”，他生怕“养不住”。

龙凤十一年十月所下另一道令旨也是大同小异——“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头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六万多俘虏只能“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其他人不必解来，这是多么凶残的杀俘手段。世人都知白起项羽屠杀战俘，却不知这位朱皇帝杀俘手段远远超过古人。

作为历史铁证的还有朱元璋洪武三年对徐达所下的令旨，同样是元代白话，通俗易懂——“别无甚么说的缘故，止是就阵得的人及阵败来降的王保保头目，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老朱对张士诚部下是“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对王保保部下是“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看来元璋老兄从龙凤到洪武，杀俘之心进步还是蛮大的嘛。

打天下时血腥杀戮倒还情有可原，毕竟自古未闻不杀而能取天下者！然而朱元璋坐了天下后反而变本加厉，更以血腥屠杀来维护自己的极端独夫政治。胡蓝之狱、空印案、郭桓案，四次有计划的谋杀；再加上持续十三年（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久的文字狱，洪武一朝被杀者达十几万人，“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对于这种非正常的杀戮，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大戮官民，不分藏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这完全是骇人听闻的人口灭绝。“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这是当时诗人笔下对大案开杀的惨状描写。明代史家谈迁评价说：“而当时死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盗粮，祸至溢矣。”连朝鲜国王也对朱元璋的屠杀十分震惊，评论说：“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

某些汉族人总喜欢为朱元璋粉饰历史，竟然声称老朱爱屠杀官员，但是不杀老百姓。孟森就持这一观点。然而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俞本的《纪事录》记载了朱元璋在和平年代对属下百姓惨无人道的大虐杀行径：“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陈宁，擅权坏法，俱伏诛于玄津桥，掘坑丈余，埋其尸，次日复出之，支解于市，纵犬食之，录其家资，以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连及内外文武官员数万人，凡十五年间党名始悉。减中书省，升六部，广都府，以十二行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分为十二道，以詹徽为都御史，所奏无不允者。上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

两个县竟被朱元璋“男妇长幼悉屠之”，由此可见，朱元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何等恐怖残暴的社会！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元璋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言传声教之下，他的三个儿子秦王燕王晋王，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血腥屠夫。

如《谕祭秦王祝文》就从朱元璋口中真实暴露了秦王朱樉的种种非人罪行：“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非人所为”，“将番人七八岁幼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幼男阉割一百五十五名。”

如王春瑜在《明清史事沉思录》里揭露了晋王的暴行：“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木冈]，即威逼民间女子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至于老四燕王朱棣，当王爷时还人模人样，一旦篡位成功，便撕下伪饰的面具，暴露出嗜血的残暴本性，凌迟两千八百多宫女，强迫建文忠臣吃儿子的肉，对待建文忠臣妻女“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竟公然下指令“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种种暴行已经是世人皆知。

此外，在朱棣发动的那场靖难之役——这场前代罕有的篡位大内战中——无论是建文军还是燕军双方都大开杀戒，把北中国变成一个巨大杀戮的修罗场。据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奉天靖难记》里也记载了一段明朝建文官军常被人忽略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先是，辽东贼将杨文等领军来围永平，以游兵万余钞掠蓟州、遵化诸郡县，所得人民无老少皆烹食之。民有年百一十岁，亦被其杀。又竖桩于地，锐其末，坐乳儿其上，入其谷道以为戏，其淫刑酷虐无比，百姓苦之。”也许有人以为这是朱棣御用文人对建文一方的污蔑，但事实上当时靖难军与建文军两方杀红了眼，殃及无辜百姓之事应有可能，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敌方境内骚扰，也是一种战争手段。

朱元璋朱棣这“二祖”之后，明朝社会的恐怖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尽管如此，朱明政府军对中原百姓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屠杀事件，仍是史不绝书。

荆襄流民大屠杀

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刘千斤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于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十一月，明廷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流民附和李胡子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４０万流民受抚。义军势孤，李胡子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被擒。小王洪所部５００余人屯于钧州龙潭，亦被破擒，起义最终失败。

令人发指的是，项忠这个屠夫竟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史纪事本末.荆襄之役》）。数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还有那被招出山的４０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大屠杀过后，项忠竟然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其功。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御史弹劾其滥杀无辜，明政府却视若罔闻。

对僰人种族灭绝大屠杀

“僰人”是先秦时期就在中国西南居住的一个古老民族，明代时期他们生活在西南叙州(今四川宜宾、珙县)一带，却朱明统治者蔑称为“都掌蛮”。朱明地方官府把他们视同禽兽，从平坝地区赶到了深山，限制他们与汉族同胞以物换物，动不动就剿、就杀。“僰人”实在活不下去，愤然起兵造反。不幸酿成了泸、叙两州大江南岸，“僰人”汉人互相仇杀的惨剧。成化年间，明宪宗下诏“如可抚则抚之”，明廷决议招抚僰人，僰人首领赴京，诚意接受招抚。然而汪浩不愿委任僰人土官，使僰人的愤怒加剧。成化三年(公元1468年)，僰人再次起义。明宪宗以襄阳伯李瑾为总兵，太监刘恒为监军，兵部侍郎程信为尚书提督军务，合三省土、汉官兵18万，激战历时四年多，由于僰人英勇善战，顽强抵抗，官兵只攻下大坝，而对九丝天堑却望而生畏，不敢进攻。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以刘显为节帅，郭成、张汗等十二人为偏将，调动十、汉官兵14万人，对僰人“飞檄进剿”。在刘显指挥下，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凌霄城、都都寨很快易主。僰人失此二险，只得退守九丝城。明军旋即兵分五路扑向九丝城，不分昼夜攻打，僰人以死相拒，“乘城转石发标驽，下击栩栩如电霰不休”，明军伤亡惨重，一时却也无计可施。九月九日是僰人的“赛神节”，这天，天降大雨，山路湿滑，僰人酣战方休，认为明军绝不可能来袭，于是在九丝山上杀牛庆祝，尽情痛饮。不意明军乘夜攀岩，杀入九丝城，四处放火，杀声撼天，僰人从睡梦中惊醒，见明军从天而降，措手不及，惨遭集体屠杀。首领阿大、阿二、方三皆为明军擒杀。刘显捷报上报至京师，朱明政府仍然不放心，下了一道罪恶指令：对逃遁在深山中的都掌蛮继续剿杀，“铲削祸本，席卷云彻”。史书并未记载明王朝对僰人的大清算大搜杀到底持续了多久，唯一可知的是，自明朝以后，僰人便再不见于史料记载。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那一次次以弱对强、以死抗争的惨烈战斗中，僰人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钦佩、敬仰、震撼和感慨之情。

对苗瑶壮侗西南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与屠杀

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在残酷杀戮的同时，明朝的边将们更是竭尽变态杀人狂之能事，故意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杀死少数民族俘虏，如《明史·韩雍传》就记载了韩雍“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这样的暴行，而《彭伦传》则记载了彭伦“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罪轻者截耳鼻使去”这样极端残忍的手段。可见这些明朝暴虐专制体制下的军人在朱明政府的屠杀令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对长城外草原地区的“三光政策”

事实上，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出现了“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的喜人局面，然而当朱棣在永乐八年北征时也不得不承认：“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这种万里萧条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完全是朱明政府扫荡、杀戮、迁民、烧荒、限制耕牧的罪恶政策的恶果！朱明政府屡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干净”，而且，“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

对东北女真部落数次大扫荡大屠杀

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发展迅速，已居于三卫之冠，结果引起了朱明政府的猜忌，是年九月，明军竟然联络李氏朝鲜军队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规模搜捕和屠杀，将建州左卫女真部多年积畜劫掠一空。明将赵辅在《平夷赋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夸耀武功为“强壮尽戮，老稚尽俘”，暴露出一个活脱脱屠夫的罪恶无耻嘴脸。其后，明朝与朝鲜又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和十五年（公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的方针，其种族灭绝意图十分明显。

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这些历史上残暴不仁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际近疯狂的民族狂热情绪来吹捧它们的“大仁大义”，“爱民如子”，不遗余力来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