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战役与三国鼎立漫谈

一、并非大意失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在汉中定军山取得大捷，魏军一败涂地，主将夏侯渊也被黄忠阵斩。三月曹操亲临汉中，刘备遂一面坚守不出于曹操对峙，一面命关羽北上进攻襄樊地区以吸引曹操的注意力，配合汉中战场。

五月，曹操因无法击败刘备，襄樊地区又因曹仁被关羽打败而陷入危险境地，于是放弃汉中北撤。刘备趁机进占汉中，并派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刘备称汉中王。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略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的北伐军扩大了襄樊战役的规模，准备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十月，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被杀。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对于荆州失守的原因，如今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于的关羽大意、骄傲轻敌所致。“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

首先这种观点的提出过程并非严谨。“大意失荆州”其实是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于南宋理学正统观急於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於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得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祗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可见朱熹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学说，因而“大意失荆州”说本身亦并非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

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叙及“失荆州”事，尚无关羽“大意”的说法。后来理学正统观念经由元、明成为儒学共识之后，此说开始占据上风。复缘明代《三国志演义》整理诸儒以宋明理学史观匡正前说，遂使关羽长期背负“大意失荆州”之名。

其实古人对此已经提出了相反意见。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乾隆时姚范就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於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道咸时黄恩彤也言“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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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先生也撰文认为：关羽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以便随时侦察功向，及时报告资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里，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羽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非常严密。

既然关羽并不大意，那么荆州缘何丢失？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好回答的。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

我个人认为，关羽兵败身亡、丢失荆州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五点

一、关羽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而北伐军的军力并不强大，因此不能取胜

二、关羽矜骄凌人，未能处理好与盟友孙权的关系，导致后方孙权违盟偷袭

三、孙权亲率超一流统帅吕蒙、陆逊及东吴绝大多数精兵名将来犯，实力相对于关羽有绝对优势

四、关羽留守荆州的各位同僚们表现太差。江陵太守糜芳、公安守将士仁（即《三国演义》中的傅士仁）叛变投降、宜都太守樊友临阵脱逃，使得关羽的境况雪上加霜。

五、关羽在五个月的北伐中，刘备、诸葛亮始终未能向荆州方向提供支援。

这些因素中，除了第二条属于关羽之失、第四条关羽也因不善与同僚相处而负有一定责任之外，其余三条均是客观原因，非关羽之主观力量能克服。即便是第二、四两条，也并非关羽大意之失，而是与关羽的性格缺点有关。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关羽失荆州，并非大意。关羽当初若收拢兵力防守辖区，则江陵公安等地尚可周全，但关羽却率主力北伐与魏军激战，从而最终在绝对实力的悬殊差距之下兵败身亡。

二、孤军北伐为哪般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我问题弄们先得把这个清楚。而这个问题，又牵扯到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是，谁决定打襄樊？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少史学家，包括张作耀先生，认为是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或者授意的。张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了襄樊战争，战争发动以后，刘备和诸葛亮又既没有配合行动，又没有配套措施，也没有给关羽增援，还没有给关羽派去强有力的辅佐人物，以至于导致了这一场战役的彻底失败。因此，刘备、诸葛亮难逃其咎，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以何兹全先生及易中天先生为代表。二位先生的说法是，关羽攻打襄樊，似乎事前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也就是说这是关羽的自作主张。

我个人倾向于赞成张先生的意见，因为虽然我们在《三国志》等史料上查不到刘备或者诸葛亮授意、授权或者命令关羽攻打襄樊的任何直接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史书中记载的一些事实对此进行分析以得出结论。在讨论襄樊战役发起人之前，我们需要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战役的开始时间。

很多人因为《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了一句“七月，先主称汉中王，遣费诗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判断襄樊战役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方打响。其实不然。《关羽传》但云“是岁”，未言及出兵具体日期。所谓“假节钺”者，实为授予关羽在前线自行其是的权力，并非授意出兵。案吴书所载，吕蒙与与孙权谋划消灭关羽之时尚在于禁出兵之前，于禁七月到前线，可见战事要早于七月。根据五月曹操一撤出汉中就派徐晃匆匆前往襄樊增援可知关羽主动进攻曹仁的具体发生时间还要早，大致在三、四月间。至于两军之间的前哨战，或许早在建安二十三年就开始了。

明确了襄樊战役的发起时间，谁决定打襄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建安二十四年七月之前，关羽虽有总督荆州之名，却无假节钺之实，即无征伐之权，因此北伐只能是刘备授意。而刘备称汉中王之后的假节钺之举，则应解读为刘备授予关羽在前线自行其是的权力，并非授意出兵。

第二个小问题，为什么要打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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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是认为这是配合刘备在汉中的行动。吕先生说：“逐利之兵，亦宜同时并出，首尾相应。故刘备之兵未还，关羽之师已起矣。”因为刘备在打汉中，所以关羽这边配合行动打襄樊，牵制曹操。另一种观点，是得寸进尺。刘备在汉中取得了胜利，称了汉中王，关羽当了前将军，这时候刘备集团觉得自己很了不得，那么再干一下。我个人倾向于吕先生的观点。因为当时关羽在荆州的兵力最多只有五万人，守境安民有余，锐意进取不足，因此不可能发动“得寸进尺”的进攻战役。况且后一种观点建立于关羽出兵襄樊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的基础上，因此其本身已经不攻自破。

汉中战事胶着，按常理刘备不可能有心思开辟第二战场。因而关羽北伐之原因，只能是调出汉中魏军主力，减轻刘备压力。所谓“汉中战役后好大喜功的关羽擅自进攻襄樊”一说，不攻自破。当然，关羽若进兵顺利，亦可适当适当扩大战果。

那么关羽出于牵制汉中魏军主力的目的而进攻襄樊在史料中能够找到证据吗？能。综合《三国志》多个人物传记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曹操三月几乎是志在必得的想要夺回汉中，但五月就匆匆撤离，期间仅仅过了两个月。而曹操第一次发出派援军支援曹仁的的命令也是在五月下达的，可见曹操撤出汉中的原因恐怕正与关羽进攻襄樊有关。由于曹仁是以征南将军，假节的身份讨伐关羽的，所以手下至少有几万人。因此如果曹仁不是由于战败导致部队伤亡惨重，曹操是不必给他派援军的。由此可见，关羽最初进攻襄樊的战略目的是达到了的。

那么关羽进攻襄樊，还有没有别的目的？有。在战事顺利的前提下，关羽的最终计划是拿下襄阳和樊城，为下一步进兵宛城、洛阳一带做好准备，同时与攻占上庸的刘封、孟达部相呼应，使得蜀汉在荆州的势力沿汉水连成一线。如此则不但荆州稳固，关羽和益州刘备之间相互支援也要容易许多。

第三个小问题，该不该打襄樊？这个问题学术界又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打，该打也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叫必打，怎么叫必打呢？就是襄樊这个地方刘备集团迟早是要打的，因为襄樊是荆州的治所所在地，只有拿下襄樊才能全部地据有荆州；那么现在荆州几个重要的地方，江陵这个地方已经是刘备的了，襄樊还是曹操的，那么必须把它拿下，这叫做必打。第二就是能打，为什么能打呢？建安二十三年，南阳地区爆发了反对曹操的起义，说明曹操在荆州北部的统治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正在汉中与曹操对峙，需要把魏军主力调出刘备才能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孙权这个时候正在东边随时准备攻打合肥，可以和孙权的军事行动相呼应。这叫做能打。必打加能打等于该打，这是一派意见。

另一派意见仍然以何兹全先生为代表，何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发动的襄樊战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的一次军事冒险。为什么这样讲？有以下理由：第一，刘备刚刚取得了汉中，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稳定局势、休养生息、巩固成果，这个时候不宜有任何军事行动，要把脚跟站稳了再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羽的这个行动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两路出兵。第三点呢，就是关羽的力量貌似强大，其实有限，其实没有人们说得想象得那么强大。水淹七军之后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也就如此而已，再无进展。没有孙权在后面插一刀子的结果，何先生估计的结果是关羽退回江陵，江陵保得住，脑袋也保得住，但是拿不下襄樊。因此，何先生认为这场战争是不该打的。

我个人赞成第一种意见。何兹全先生的分析建立在关羽出兵襄樊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的战役目的仅仅是拿下襄樊的基础上。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可以得出襄樊战役在建安二十四年初开始、战略目的并非单纯的进攻襄樊而是把魏军主力调出汉中，以配合刘备的行动的结论，因此何先生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

易中天先生曾就关羽是否正确执行了隆中对的问题质疑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里这个将军指的是刘备了，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天下有变，那么请问，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襄樊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

所谓关羽违反“两路出兵”规划的问题，随着襄樊战役发动时间的确认，已经不存在了。至于是否天下有变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败于赤壁，眼见一统无望，雄心日销，“晚年效应”开始显露。荆楚之血未拭，漳水三台已立，中原大兵大役，百姓本已不堪压榨，曹家的政策新动向更将草民迫向穷途，穷则思变。自汉帝东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无人臣之礼，激起了拥汉派的强烈不满。董承既图之于前，伏氏复谋之于后。曹操一手刀把子，一手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让县自明本志令》信誓旦旦，诚意凛然，读之不落泪者非忠臣也。未承想墨迹未干，这位自诩的“汉征西将军”便一脚踢开了自家划定的底线，先进公，后称王，割地自肥，向皇位步步进逼，到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干脆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秦有望夷之败，汉有王氏之乱，曹操出身宦种，又是新科外戚，身兼赵高、王莽，殷鉴不远，朝野的拥汉派无不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人怕逼，逼则生变。中原之势，即便未如《隆中对》所言之“天下有变”，亦已处于“天下将变”的道口。无论准备“作乱”的百姓，还是打算匡扶社稷的拥汉派，都势单力薄，自立不济，需求外援，于是有仁德之名，且打着复兴汉室旗号的刘备集团不免成为众望所归。由此可见，建安二十四年的天下大势，正介于“有变”与“无变”之间，只要刘备集团抓住有利时机锐意进取，中原大地风云突变也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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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诸葛亮的两路出兵计划建立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如果刘备集团连襄樊都拿不下，隆中对策中的“兵向宛洛“就是一句空话。只有拿下襄樊，荆州军才有可能进攻宛城和洛阳。

因此谈到隆中对，不能简单的说“关羽的行动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设计”。

谈到关羽的荆州军力量不足的问题，关羽的兵力大约确实只有五万人，因此如果关羽的战役计划只是拿下襄樊，这样的兵力是不足的。但是关羽的基本任务只是佯攻，牵制曹仁兵力，而这并不需要过强的兵力。所以当时的情况，关羽北伐是可行的。

况且关羽对于北伐襄樊的准备是相当充足的。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三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呼应、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大问题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襄樊战争是刘备授意关羽发动的，没有任何反对。第二，关羽发动襄樊战争的原因为了把魏军主力调出汉中，以配合刘备的行动。第三点，关羽发动这场战争，时机正确，准备充足。

三、看似不称职的关云长

当时刘备让关羽都督荆州，是不是用错了人？很多人认为是，守荆州用谁都不能用关羽。理由是关羽性格不好，狂妄自大，喜欢高帽子；为人既任性又天真，所以他处理不好很多关系，比方说敌我友的关系，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易中天教授甚至认为关羽这个人在刘备集团，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更严重的是关羽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战略眼光……所以，这样一个人是绝不能守荆州的，所以荆州守将应该用其他人。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关羽是否具有守卫荆州的能力？有。关羽这个人，作为荆州守将，他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忠诚，这个不用论证了，这是公认的，是绝对忠于蜀汉，忠于刘备的。第二是能干，关羽历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读《三国志》就可以发现刘备不分兵则已，一旦分兵就是自己带一支军队，关羽带一支军队，关羽从来就是独当一面的；第三是内行。我们前面分析过：守荆州，不仅要精通陆战，还要精通水战，会统帅水军。刘备集团是北方来的军事集团，水军将领的人选本来应该是很困难的。但是关羽却有这个本事。关羽虽然是北方人，但他到荆州后，马上就能够训练和率领水军，这说明关羽确实是有统领能力的。当时刘备败走当阳的时候，就是因为关羽率水军来接应才脱了险。后来赤壁之战的时候刘备这边的兵力也是关羽的一万水军和刘琦的一万人马。第四是关羽有威望，这应该也不用论证了。关羽作为刘备心腹，在当时的刘备集团中应该是除刘备和诸葛亮外最有威信的人，镇住下属毫无问题。另外关羽的政务能力也是足以胜任郡守一职的。关羽镇守荆州八年，辖区地区无动乱并平稳发展，本人在荆州地区的口碑也极好，就连对手吕蒙也承认关羽在荆州“恩信大行”。由此可见，关羽的政务能力足以镇守荆州。

一种观点认为关羽没有政务头脑，有证据吗？有。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此前孙权曾经向关羽求婚，想让关羽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关羽怎么样呢？“骂辱其使，不许婚。”《三国志》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字，说什么我虎女焉嫁犬子那是演义，但是“骂辱”两个字《三国志》的正文是有的。易中天先生就认为：“那么这个做得就不对了，谁都知道这种婚姻是政治婚姻，是出于政治集团的利益的联姻。孙权可以把妹妹嫁给刘备，你关羽怎么就不能把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呢？孙权嫁了妹妹以后又把妹妹抢回去了，以后你翻脸了你也可以把女儿抢回来嘛。就算你不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你可以瞧不起孙权，你也可以痛恨孙权，你也可以不答应这门婚事，你不要骂人，开口就骂。”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东吴的这一联姻意向，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释。

第一，对关羽的拉拢和策反。孙权是江东的君主，而关羽只是刘备的部将，两家并不门当户对。在讲求门第的东汉三国时期，孙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这一联姻成功，关羽就成为孙权的至亲，如果投靠东吴，必然会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东吴的联姻提议可能是对关羽的拉拢和策反。

第二，对关羽和刘备关系的离间。关羽长期独档一面，镇守荆州，刘备则先在西蜀。历来君主对于掌军的权臣，多少会有些猜疑，历史上很多大将，都因为这种猜疑而被杀。而如果关羽和孙权结亲，刘备会怎么想？会不会怀疑关羽和东吴有什么勾结？如果刘备和关羽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得益的当然是东吴。

第三，对关羽和麻痹。东吴是使用政治联姻的老手。当初孙权不就将妹子嫁给刘备了吗。孙权主动要求和关羽结亲，当然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如果两家真成了亲戚，关羽必然对东吴放松警惕，到时再对关羽进行袭击将容易得多，而且关羽的女儿还会成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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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三点，忠于刘备的关羽怎么可能和孙权去结亲。一桩政治婚姻能打消东吴十几年对荆州地盘的渴望吗？关羽必须在面对东吴使者时明确表态，只有这样，才能先保证蜀汉内部不出问题。可以说，强硬拒婚，是关羽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关羽非但不是政治白痴，而且在大方向上的头脑其实也不错，有证据吗？当然有。

建安二十年，孙权和刘备因为荆州的归属权问题发生摩擦，甘宁随鲁肃镇守益阳（今湖南境内），抵挡关羽。时关羽兵盛，号称三万，并自选精兵五千人，在上游十余里长的浅滩集结，声称要乘夜徒步过渡。鲁肃召集诸将商议对策。甘宁当时有三百兵丁，说：“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三国志·吴书·甘宁传》）。鲁肃当下选一千人给他。甘宁连夜赶到上游设防。关羽闻甘宁来，见对方有了准备便放弃了渡河计划，而在岸上捆扎柴木作为军营。后人则把此地称为“关羽濑”

不少人认为关羽兵多而不敢战是“怯阵”，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此时孙刘并未正式开战，最多不过是“冷战”。打个比方，冷战期间，一艘苏联勇敢级驱逐舰到了离珍珠港仅仅70海里的地方游弋，珍珠港里有美军N艘航母，这是否意味着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不打苏军驱逐舰是胆小？相信看到这个比方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在战争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干那种主动升级局势的蠢事。抵近示威可以，擦枪走火就过分。要是司令官大人真的将那艘苏联军舰围殴致死，那么即使不爆发全面战争，一场费力不讨好百害无一益的局部战争可就少不了了。

建安二十年关羽面对的局势也一样，虽然孙权已经巧取豪夺抢占了三郡，但双方一未交火，二来也没有正式撕破脸（真正有正式闹翻风险是关羽和鲁肃战场谈判后的事）。双方冷战的背景下，关羽真的要消灭甘宁并非艰难，但是处于紧张微妙的局势之下，擦枪走火必然导致局部战争，一旦孙刘内讧，曹老板会干什么大家都明白。其实甘宁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率偏师前进占据有利地形，目的在传递东吴决不妥协的信息而已，并不是真想打。以甘宁的头脑，也断不至于去冒这种风险，在鲁肃面前的牛皮，不过是为了让主帅放心罢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濑事件中，关羽并不迎战而是选择暂退一步，实际上是以自己名声可能受损为代价采取防止事态升级、破坏孙刘联盟的情况发生。由此可见，关羽虽说政治能力有限，头脑还是清醒的。

当然，关羽也有关羽的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在他的性格，刚而自矜。《三国志》中记载：“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羽传）“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於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费诗传）这两件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关羽的性格中有自负、傲慢的一面，作为征收一方的最高长官，这实在是有问题的，因为他难以处理好一些关系，比如上下级的关系，敌我友的关系。

孙权求婚一事，关羽的处理其实也有失当之处。你关羽可以可以不答应这门婚事，可以痛恨孙权，但你不要骂人。强硬回击不一定要骂人，可以是义正言辞的声明，可以是平静而不怒自威的回应。关羽的辱骂使者虽不能说一定就是错了，但手段就太僵硬了，这样的得罪一两次尚不至于有致命后果，但积少成多，迟早会坏事，偏偏类似的事，关羽没少干。这就大大不妙了。

关羽也不善于和下属处理好关系。当时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公安、守江凌的糜芳和士仁就投降了，为什么投降呢？就是关羽去打襄樊的时候，要这两个人供给粮草，这两个人办事不力，关羽就说“还当治之”，这多少刺激了这两个本来人品就差的人：这两个人一想，你关羽拿不拿得下襄樊还不一定，拿下了也是收拾我们，那我还不如投降算了。而且关羽一旦瞧不起别人，那种蔑视是肯定是不会遮掩的，谁都感觉得到的。（吕蒙曾经评价关羽“性颇自负，好凌人”）如果说糜芳和傅士仁都算是庸才，关羽瞧不起他们还说得过去，那么关羽和潘浚关系不好就太不应该了。潘浚品德高尚，能力出众，陈寿评价他“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与这样的人依然关系不好，就只好算是关羽的责任。

所以关羽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有德，肯定是有德了，道德高尚；第二有才，也确实是能力非同一般；第三有资历，从这三点来说他大致是守荆州的合适人选。但是他的性格不太好，此外关羽虽然大体政务能力可以胜任，但在纯粹政治问题的把握与处理上，关羽作为一个大将还是有些力不从心。让关羽都督荆州，也存在不合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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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羽督荆州是不是刘备用人不当呢？也不是。为什么？此刻无人可选，你说不留关羽留谁？庞统已死，诸葛亮必须留守益州，张飞对士兵“暴而无恩”，马超不熟悉荆州事务，黄忠、赵云、魏延在资历和能力上都略有欠缺没人可留，确实没人可留。综合以上分析，对刘备而言，当时让关羽督荆州是最合适的选择。荆州的失守，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当然，关羽虽然在现实环境中是督荆州的合适人选，但刘备的调度实际调度却存在问题。在他夺下益州后，荆州的压力将变得空前大。况且关羽虽不愧名将之称，然其匮乏政治才能，亦不必智者而后知。此时刘备，诸葛亮应及时调得力副将，最好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和优秀的谋士去协助关羽。但刘备，诸葛亮的实际做法却是任关羽率领为数不多的荆州兵马单独抵抗强敌直至全军覆没，这不能不说是蜀汉的重大失误。

四、不成立的谋杀指控

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当代的历史学家朱大渭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

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于是有人就提出来了这样的观点，关羽之死的根源在于蜀汉内斗。还有人认为，孙权不过是诸葛亮手中的一粒棋子，真正导致关羽送命的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刘备。于是刘备和诸葛亮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谋杀犯。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是直接杀人也罢，借刀杀人也罢，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讲，都必须要研究他有没有作案动机，有没有作案条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二人的谋杀指控是否成立。

所谓“关羽桀骜不驯，尾大不掉，故刘备舍荆州，假孙权之手除之”。看似必然，其实问题多多。关羽不过是一名将领，既非荆楚之士，又非蜀中之豪。关羽傲于士大夫，向无驭人之能。守荆州则糜芳、士仁齐叛，其乏政治之才，不必智者而后知。关羽如此一位既无乡党之附，更乏从政之能，与刘备的关系又好似兄弟一般，加之其垂垂老矣，何惧之有？

刘备以荆楚集团为统治核心，古人乡里观念强烈，故荆州丢失后，刘备舍魏就吴，率军东征，麾下荆楚人士竟然无一人劝谏，由此一斑可窥全豹。若刘备以荆州为关羽陪葬，不但因莫须有而丧其名将，使赖以起家的数万荆州军化为乌有，更寒一众荆楚士人之心，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可谓一无是处，万本无利。古来君主收拾属下手段多矣，自属镂之剑始，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然未闻有如此蚀本买卖，虽赵构不为，而况刘备乎？

刘备不可能，诸葛亮有没有作案动机呢？有专家撰文指出，在刘备集团中，关、张的地位高于诸葛亮，其他比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也不下于诸葛亮，因此一心想要谋取一人（刘备）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在（文章指出刘备身边有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诸葛亮仕途的严重障碍。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利过程中必须除掉的人。这个“无疑”我觉得很值得怀疑，不是无疑，而是有疑。太值得怀疑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讨论天下形势。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以后，刘备和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系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关羽、张飞等不悦”。刘备则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诸葛亮刚加入刘备阵营，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他的地位虽然没有超过关羽和张飞，但是他的作用和实际影响力以及实际权力比关羽和张飞要强。因为关张有时候要出去作战，而诸葛亮是一直在刘备身边，而且和刘备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大致不比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差（刘备跟关张的感情确实很深，但历史上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也就是说，如果刘备身边有一个小圈子，那么这个小圈子的主要成员之一就是诸葛亮。而且这个小圈子并不具有排他性。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后，不仅立即任命他为军师中郎将、得到了江南四郡以后之后就让诸葛亮去管理。后来得到了大半个荆州（零陵、武陵、桂阳、长沙、南郡），就让诸葛亮和关羽两个人一同守备荆州。后来益州战事吃紧，诸葛亮领兵入川支援刘备，平定蜀中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这个地位就很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国志》记载得很明确：得到荆州后，刘备外出征战，向来兵源非常充足、粮草非常丰富因为后勤工作一直是诸葛亮负责。这可是萧何在刘邦手下的工作，可想而知，刘备对诸葛亮是多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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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诸葛亮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个人野心，我们知道，一个有巨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是离开他的老窝，他最怕别人也有野心，趁你不在京师的时候把你搞掉。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多的是，而诸葛亮多次带兵出征，七擒孟获、北伐中原，这些都能证明，他确实没有野心。所以让诸葛亮留守成都。反映出刘备对诸葛亮的极度信任，也证明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排斥诸葛亮的所谓小圈子；诸葛亮不辞辛劳南征北战、胸怀天下，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美德。

有人又说了，纵使诸葛亮宽宏大量，但是同朝为官，难免会有政见不统一的时候。历史上，相互拆台，乃至于排除异己的事例，屡见不鲜。这样的怀疑也并非毫无道理。但事实上，诸葛亮与关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关羽对诸葛亮是相当地崇敬，诸葛亮对关羽也非常欣赏。最典型的一个事例马超来降后关羽写信询问诸葛亮一事。我们前面讲过，诸葛亮这信写得非常有分寸，关羽拿了这封信以后啊心舒，读了这封信大悦，非常高兴。所以可见诸葛亮在关羽心目中有很崇高的威望。信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诸葛亮对关羽的称呼“髯”，这中类似绰号称呼可以反映出，诸葛亮和关羽之间不仅没有仇，关系还比较亲近。这样诸葛亮的作案动机排除了。

既然对刘备和诸葛亮的谋杀指控都不成立，那么关羽四面受敌的时候，刘备为什么不救援？我的回答是六个字：想不到，来不及。救关羽之于刘备，乃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里面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这一场战争的结果，不但是曹操没有想到的，也是孙权没有想到的，至少曹操和孙权都没有想到战争的形势转化得那么快。曹操想不到，孙权想不到，刘备就该想到？刘备也想不到。刘备和关羽万万没有想到，孙权，过去的老朋友、好朋友、盟友、一起打曹操的那个人会跟曹操勾结起来嘛，也想不到吕蒙会把军队化装成商人，这样悄悄地去抄他的后路，都想不到嘛。等到关羽败走麦城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信说不定都送不出去，就算送出去信又怎么样呢？刘备总不能派空降兵到麦城吧？这个时候只有直升机能救啊。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也公平地说，有一点是他们应该想到的，就是你一旦拿下了益州，荆州的压力会变得空前。因为刘备有南郡，或者有江南四郡的时候，他的力量还很弱小，孙权还可以不紧张。你把蜀郡和汉中都拿下，整个长江上游都是你刘备的，孙权肯定紧张。这一点，刘备集团的人应该预料到，但是没有预料到。等到关羽丢了性命，荆州易主的时候，刘备就感到紧张了。事实上，这场战争打了七个月，完全来得及派援军去。别看这七个月的前半部分都是关羽的胜利状态，他把樊城团团围住，眼看就要拿下来了，报回去的都是捷报。但有一点是不容忽略的：关羽的兵力，用于牵制敌军是够用的，但是要拿下襄樊就远远不够了，因此，当刘备和诸葛亮得知关羽水淹七军，准备一举拿下襄樊时就应赶快派重兵加强荆州守卫，支援关羽。

但刘备称汉中王后的军事调动竟然是率领主力再次进入汉中，准备率众兵杀入秦川与曹操争夺汉中。因而陡闻关羽凶讯，自然反应不及。那么刘备又为什么明知关羽力量不足却不予增援反倒兵临汉中呢？

这就和和蜀汉集团的战略布局有关。

五、《隆中对》与“汉中策”

关羽覆败，议者或归于其用兵无方。案，关羽北伐之战，进攻退守，整整有法，察地利，吞七军之众，用人和，获倒戈之功，终至威震华夏，操议迁都，吕蒙不敢正掠其锋，时人目为名将。关某用兵非长之说，不攻自破，有识之士亦多不取，而以孙权背盟为羽败之根，或推源祸始，追究至《隆中对》，称其庙算“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相互矛盾，终致荆州之败。

众所周知，刘备着手实施的第一个的蓝图（或战略构想）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现照录如下：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概括起来，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当时曹操势力强大、孙权立足江东，刘备不能直接与之对抗，因此应当“跨有荆益”，建立起可靠的根据地，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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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声望，招揽人才，“内修政理”，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3．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解除将来北伐时的后顾之忧。在荆州要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

4．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北伐，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综观后来的历史进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隆中对》似乎也有它的问题。朱大渭先生就指出，“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先生说：“《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大量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如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此类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家的支持。

如果说《隆中对》有问题，那么刘备集团中有没有出现其他战略规划呢？有。建安二十二年，稳固了蜀中局势后，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夺取汉中，其中，以法正的建议最为详细，我们姑且称之为“汉中策”。现照录如下：

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法正的“汉中策”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法正通过局势分析指出，汉中对刘备而言必打且能打。然后法正提出了攻克汉中后的下一步计划：“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从凉州方向进兵，似乎就避开了在荆州方向与孙权的争端，更有利于结好孙权。况且“汉中策”的后续进兵计划并不需要“天下有变”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如此看来，“汉中策”是否比《隆中对》更适合作为刘备在夺取益州后的事业蓝图呢？未必。

首先《隆中对》的规划着眼于天下全局，“汉中策”却只是法正对于汉中一域形势的分析，用于直接指导蜀汉全盘战略，似乎有不足之处。而更重要的是，论者皆以法正之放弃荆州而北上雍、凉可避免与孙权的直接冲突而称之，但其实法正的汉中策本身并未提及“放弃荆州”。朱大渭先生所谓“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纵观整个《三国志·法正传》，法正并未明言放弃荆州，而赵云的建议是在夷陵之战前夕提出的，彼时蜀汉面临的战略环境已经大有不同，因此赵云的建议也不应作为此时的参考对象。事实上刘备也不可能放弃荆州，原因很简单，蜀汉政权本系外来，荆州士人为其统治根基。古人乡土之念极重，虽偶有豁达之士发神州何处不青山之慨，究竟祖茔家祠为大计，埋骨终须桑梓地。荆州既陷，川中荆人顿成游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愤懑之情不言自明。若刘备为结好孙权主动放弃荆州，则对内难以交待，必失荆楚人心，蜀汉统治集团之罅隙将由此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法正也不大可能提出放弃荆州的建议。

就算是法正的“汉中策”确有放弃荆州的含义在内，也未见得比《隆中对》高明。荆州难守，凉州就一定是囊中之物？未必吧？对于刚刚勉强“跨有荆益”的刘备集团而言（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辖区只有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三个郡），要在短时间内夺取凉州谈何容易？而当时孙权对于荆州的“渴望”确实迫切的。就算是刘备真准备如建安二十年所言，拿下凉州便将整个荆州交给孙权，从时间上也来不及。况且就算是刘备真的拿下了凉州，只要曹操的部队守住长安、潼关，刘备也很难继续进取中原。可见“汉中策”的所谓隐藏含义，事实上并比不上《隆中对》的战略规划。

自来论者，多称《隆中对》两路进军计划为“钳形攻势”，颇有微词。如毛泽东即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然兵无常势，孙子伐楚，作三军轮流抄袭，数年之内，楚人忙于奔命，吴承其弊，一举入郢。殷鉴不远，隆中对之战略思想亦当如此类，以荆、益轮流出击，互为奇正，调动魏军主力千里奔命，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以逸待劳，可致全胜。

而《隆中对》中所谓“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存在之极大矛盾本来其实也并不存在。诸葛亮所言“跨有荆益”指的是理想状态下刘备完全占据荆州，如此则刘备集团的实力已经不是孙权可以相比，此时对东吴而言，夺取荆州已经非常不现实。当然此时刘备集团想要消灭孙权也很困难，于是诸葛亮才提出“外结好孙权”。可见二者并不矛盾。即使是现实中，关羽只能占据荆州西三郡，只要刘备及时加强关羽的军力与财力支持，孙权也断不会打关羽的主意，毕竟建安二十年湘水划界后孙刘两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领土纠纷，若无利可图，孙权也不会自讨苦吃。【注：“借荆州”的说法是小说家言，其实历史上刘备向孙权“求都督荆州”只是讨要南郡的治权，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东部江夏、长沙、贵阳属吴，西部南郡、零陵、武陵属蜀。因此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进占荆州不能理解为《三国演义》中说的武力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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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度得当的前提下，《隆中对》与“汉中策”是并不矛盾的。跨有荆益，可以两路出兵；窥伺雍凉，可以拓展蜀汉的西北疆界。“汉中策”如作为《隆中对》的具体规划执行的一部分，二者本可相得益彰。可事实却是荆州丢失、关羽身亡，刘备夺取凉州的计划以半途而废，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理想状态和实际情况总是有差距的。

六、梦想照进现实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曹操自东线调兵遣将，召还张辽诸军，又亲统大军自洛阳南下，收拾荆北残局。此时关中相对虚弱，仅长安有强守，陈仓道口有汉中残军驻戍而已。至曹丕继位，凉州尚叠有叛乱，可见曹魏在彼统治之薄弱。避实击虚，兵家至言，更枉论刘备手头有马超这张王牌？如此良机，刘备岂会放过？刘备定汉中，即起馆舍，筑亭障，便利两川交通，更遣股肱之臣诸葛亮率军出屯骆谷。种种迹象，皆预示其弦外之音。若曹操仍率大军镇守关中，刘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现下曹孟德忙于荆州救火，刘备不来趁火打劫，岂有此理？

刘备和法正想得很好，关羽在荆州即使不能攻下襄樊，拖住魏国大军、为刘备主力赢得进攻雍、凉的时间还是可以的，而孙权一直打着合肥的主意。张辽诸军既去，阻碍孙权北上的积年绊脚石一时扫清，徐、豫大门敞开，空虚尤甚江陵——准备了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孙仲谋与刘备曾结秦晋之好，又是十年的交情，犹能干出贩卖的勾当，而况“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乎？自回师成都，刘备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大兴土木，将两川交通整饬一新。此刻生息已久，而魏军主力疲于奔命，又云集于中原，刘备看准时机，终于再提大军，进屯汉川，锋芒直逼关中。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一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时的开场白虽说看起来是套话，其实不然。它反映的是刘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坚强意志和澄清宇内、攘除奸凶、兴复汉室、治国安民的人生理想。刘备颠沛流离多年，遭受挫折无数，却“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亦是诸葛亮的最大人生梦想。值建安二十四年十月之时，刘备背靠汉中，准备一举杀入雍凉；关羽威震华夏，正待一鼓作气，拿下襄樊，似乎刘备、诸葛亮梦想，就要成真；蜀汉政权的霸业，即将成就。

以关羽荆州兵吸引魏军主力，避实击虚，趁关中不稳而袭取之，收复先汉旧都长安，如此规划，可谓滴水不漏。

然而就是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刘备、法正千算万算，却忽略了荆州的战争潜力有限这一客观事实。关羽的荆州军实力并不强。当初勉力北伐，只为吸引曹操注意力，配合汉中战场，后来接连大胜，已是意外之喜，可是刘备竟从此将关羽当作万金油，指望荆州能为蜀中行动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全不考虑荆州的战争潜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如果孙权按照刘备的预想进攻合肥而与关羽相安无事，倒也无甚大碍。但吕蒙一堂晤对，终究燃起了孙权强烈的荆州情结，一番摇摆之余，曹操侥幸得脱，关羽自然要倒霉了。更糟的是，刘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小舅子糜芳竟然已经暗中与孙权勾结准备卖国求荣。就这样，刘备的好运到头了。

正当襄樊战云密布、关羽前线失利（陆军被徐晃打败，凭强大的水军与魏军隔汉水对峙）之际，孙权几乎倾巢出动，攻击关羽后方，关羽率部回救，临近江陵，却得到了糜芳献城的噩耗，关羽军顷刻陷入了孤悬敌后，补给断绝的死地。此时刘备主力屯驻汉中，欲救荆州，惟有顺汉水而下，经上庸，出襄樊。然“金城千里”，道路险绝，故孟达取上庸，刘封乘舟自汉水下，蒋琬图谋上庸，亦大造舰船。今刘备欲东救，必行汉水，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且此刻魏军云集于荆北襄樊，此路不通。故刘备惟有走建安二十年的旧道，自汉中返成都，下江州，出白帝。然以孙权进兵之速，之速，万事休矣。

刘备在蜀中，凭借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不仅熬退了汉中的曹操，还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和进攻关中的机会。但同时关羽却因为荆州战争实力耗尽与强敌压境而终于失败，虽奋力向前，英勇作战，终究寡不敌众，为配合主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此外，刘备也着实忽略了孙权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以及荆州对于东吴的重要性。荆州对于东吴政权则有着特殊的意义。荆州处于江东的上游，拿下荆州即打破江东的长江屏障，无异于扼住东吴政权的咽喉。在吕蒙的战略规划中，甚至认为只有占领白帝、扼守住三峡峡口才能保障东吴的安全。

当然，如果在长江上游存在的是东吴的盟友，且在东吴能够向北拓展生存空间时，东吴对荆州全境的需求会有所减弱。按理说，孙权固垂涎于荆土，然招赘刘备，借授南郡，计策虽出鲁肃，若非孙权首肯，不过空谈。后中分三郡，孙权即攻合肥，未尝乘夏侯渊、张郃入巴之良机袭荆。或以为吕蒙代鲁，东吴国策有变，然最高决策者始终为孙权，鲁肃、吕蒙职止于谏议，观此二事，足证孙权并未醉心荆州而昧于大势。自赤壁战后，孙权屡攻合肥，败而不止，可见在其战略天平之上，豫、徐之重，犹胜于荆。若关羽韬光养晦，曲意雌伏，使孙权无后顾之忧，攻合肥之军何以向江陵？或许刘备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没有充分重视孙权对荆州可能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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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想得很好，可惜天不遂人愿。荆州守将关羽虽为名将，亦非完全不懂政治、不识大局，然终究不是政客，其人无外交之才，乏驭人之术，几番闹腾之下，终究将孙权的目光自徐、豫硬生生拖向江陵。关羽不制边境纷措于前，强逐三郡官吏于后，更拒婚辱使，其所为或无可议，然政治手腕之僵硬，无以复加。卧榻之畔，未许他人酣睡，关羽据顺流之势，堵在江东门口，恣意张狂，试问孙仲谋岂得安席？即便关羽无吞吴之心，然其素日所为，岂不足以使孙权君臣产生判断误差，以其为东吴大患，必欲翦之而后快？

即便如此，若荆州守固，以“识虚实”著称的孙权亦不会冒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风险而轻举妄动，或乘张辽等西援之机，北争淮隅，一遂素志，亦未可知。关羽亦知此，故大修江陵城，又布沿江防线。然防外不防内，身为一方主帅，强梁之气丝毫不戡，终将糜芳、士仁推向反叛，使千里金城，皆为纸糊，孙权既胜券在握，又有哪个猫儿不贪腥？

总而言之，占据荆州虽然有利于《隆中对》中规划的军事行动，然而且不论调度问题，单是为保住这块悬于外围的土地，所花费的资源与精力也是难以估量的。关键是要做到平衡，怎样充分发挥优势，尽量避免劣势是需要好好斟酌的。稍有疏忽，惨淡经营就当毁于一旦。有人就说了，若刘备在二次出兵汉中的同时及时派遣张飞率重兵赴荆州支援关羽，则秦川可得，荆州亦将万无一失，如此又何至于“秭归蹉跌，关羽毁败”？虽说此言不虚，然则做事后诸葛亮易，临陈处事、当机立断难。后人溯果推因，自然不难得出对于刘备而言当时如何如何最为得当。然则刘备作为当事人能将任何事情调度的分毫不差，其几率实在过低。

后人凭吊，或恨糜芳、士仁之叛，或恨关羽之误，乃有恨刘备、孔明不能明察千里，洞悉荆州之危者。或以往者不可谏，无非空牢骚。蜀汉的历史宿命，终究在悲壮的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刘备不甘，不久后举兵东征，先胜后败，元气大伤，终于在永安宫病逝；诸葛亮受先帝遗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最终折戟北伐。从此以后，汉室终于再也不可复兴，或许，这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罢。

七、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确立

论及三国，后世皆以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赤壁之战的直接结果，其实是改变了汉末政治势力兼并的方向。这种兼并都有潜在危险，万一一方失败则结局大相径庭。照直说，便是曹操、孙权、刘备都存在获得突破的机会。

建安二十年，曹操主力兵进汉中时间长达大半年，江淮一带力量薄弱。若孙权能够趁机北伐，攻克徐州，则天下大势必将发生巨变。事实上孙权也确实北伐了，只可惜由于调度失利，十万大军为七千魏军所拒于前，张辽险些活捉孙权、威震逍遥津于后。孙权攻打合肥以惨败告终，其兼并天下的时机自然也由此消逝。

同年秋，曹操夺取汉中，张璐最终也投降了。消息一传开，蜀中就立刻炸了锅。此时曹军主力与刘备之间，就只隔着一个大巴山，能依托的险要只有剑阁关，曹军若倾力进攻，蜀汉能守多久，也很难说。刘备在成都不停的杀人也不能使空气中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史书记载“蜀中一日数十惊”，可见蜀中的慌乱程度之严重。似乎对于曹操而言，现在正是一鼓作气，消灭刘备、永绝后患的天赐良机。

很多人也都主张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拿下蜀郡。提出这个建议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晔，还有一个司马懿，这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晔就跟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是个英雄，但是刘备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时候去打他最是时候；一旦他站稳了脚跟就不好对付了，为什么呢，他文有诸葛亮善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百战百胜，那个时候我们就搞不掂了呀，这是刘晔的说法。司马懿怎么说的呢？司马懿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就是一个聪明人，你不能跟这个天时、机遇拧着干，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硬要干，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它，也是不可以的。这些话应该说都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的到位，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根据《晋书•；宣帝纪》，就是根据司马懿的传记里面记载的，说是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意思就是说，人何必那么贪心不足呢？得陇了就不要望蜀了吧！他决定撤军，不再往前进了。

曹操一走刘备就牛起来了，因为刘备这一辈子他只怕曹操一个人。刘备当年在徐州的时候，曹操去征讨他，他说曹操正要对付袁绍，不会来的，没事儿，大家在这儿坐着，后来人家说你看曹操的旗子都能看见了，刘备一看见曹操的旗帜掉头就跑，他就怕曹操。但是他不怕别人，曹操手下人他不怕，比如夏侯惇、夏侯渊这些人。曹操自己离开战场以后，刘备就觉得可以动作了，法正则不久就提出了“汉中策”。到了建安二十四年，汉中被刘备攻占，曹操在有生之年消灭刘备的想法就此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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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赤壁之战曹操败北至多是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一个开端，将其草率的作为奠定三国鼎立的战役，未免太过草率。那么对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那一场战役呢？就是建安二十四年由刘备授意关羽发动的襄樊战役。

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年间天下形势，不出《隆中对》之料。曹刘激战汉中，关羽乘虚争夺襄樊，关羽之胜，又逼迫曹军云集中原，为益州主力兵出秦川扫清障碍。曹军若保关中，则不得不弃襄樊，若继续争夺襄樊，则关中将为汉中第二，正所谓顾左而失右，瞻前而遗后，胜负之形，亦已决矣。益为正兵，荆为奇兵，奇正相辅，此当为《隆中对》“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庙算之真意。

《隆中对》言刘备身为帝胄，以兴复汉室为号，有佳名于四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描绘了一出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勤王之师的景象。论者多以为迂阔之语。然检诸史料，关羽北伐，百姓云集响应，乃至自许以南，或献城投军，或揭竿而起，一片沸然，《隆中对》所料，分毫不差。

人心向背既明，若荆益奇正之策得以完全施展，诚如《后出师表》所云，“操之失计，汉事将成也。”然就在刘备汉中虎视之主力，将趁曹操疲于应付关羽之机大举杀入关中之际，荆州事变，满盘妙算，顿成虚话。刘备主力陷于汉中，鞭长莫及，只得眼睁睁看着关羽喋血，万事俱休。行百里者半九十，《隆中对》大战略终于在最后的关头嘎然而止。而自王允除董以来，兴复汉室最佳的契机，也随着滔滔江水，一去不复返。

而其后夷陵之战的意义则是确立了南部中国东西并存共拒北方的格局。此前，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矛盾的焦点，就在荆州。这才有陆逊的白衣渡江偷袭江陵，刘备的倾国出兵直下猇亭。由此也可见荆州的重要性：赤壁之战是荆州之战，襄樊战役是荆州之战，夷陵之战也是荆州之战。曹操曾经得到了荆州，但得而复失。刘备也曾经得到了荆州，也得而复失。于是曹操只好退回北方，刘备也只能退守西蜀，孙权虽然最终进占荆州，却也因为再无良机而只能坐断东南却无力进取中原。可以说，三国鼎立的格局在夷陵之战后才算是最终确立了。

后人之怀古，常叹息三国之英雄时运不齐，以至于霸业不就、壮志难酬。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三国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就知道许多事情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三大战役有什么共同特点？就是都以战争发动者的失败告终。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袁绍失败；赤壁之战是曹操发动的，曹操失败；夷陵之战是刘备发动的，刘备失败。这究竟为什么？命也？运也？风水也？都不是。是什么？势也。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后来那个样子。袁绍失败，因为门阀遇到军阀；曹操失败，因为南方对抗北方；刘备失败，则因为在此前提下，吴蜀两国都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成“偏霸”之业。此即所谓“中原得鹿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