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的荣辱之战：三国志之荆襄论
《三国演义》虽然被认为“七实三虚”，但其中发生在荆州及襄阳的回目最多，却是不无道理。荆襄成为决定三国天下大势的战略要地，也决定最后一统江山的归属。而关羽一生的颠峰之战和最后败亡，也发生在这里。
第一节 《隆中对》千古奇策
刘备三顾茅庐，隐居南阳的诸葛亮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短短300余字，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跨有荆、益建基立国，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三分天下，天下有变则两路北伐的战略，可谓千古奇策。
其中两条进军路线，历来争论颇多，见仁见智，笔者却以为，这正是体现诸葛亮正确远大的战略眼光之处。
一、占据地利，据天下之上游，东西呼应，亦攻亦守。
一路人马从四川盆地北出八百里秦川，直指关中；一路人马从荆州北上，直指宛、洛。两路人马可以奇正相生，虚实互补，东西呼应。
晚明顾炎武在《形势论》中分析了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的攻防形势后得出的结论可谓是对此很好的注解：“尝历考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英雄无用武之地，则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注：指朱元璋）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当江东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汉，平淮安，降徐宿，而后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势也。……如愚之策，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则虽有苻秦百万之师，完颜三十二军之众，不能窥我地；而蓄威固锐，以伺敌人之暇，则功可成也。此战守兼得之谋，而用兵之上术也。”
南宋时，金宋对峙，基本和曹操未下荆州前的局势仿佛，当时南宋诸公为保江南进而恢复中原提出了种种策略，也都基本上不脱此巢臼。如汪若海上书：“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 ①南宋国防的体系正是以江淮、荆襄、川陕三地形成“常山蛇势”，东西呼应，首尾相联。吕祉提出：“至于备御之事，先收襄、汉，则兴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南，则巴蜀之富还为外府。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安堵；屯寻阳，而江之东西可以襟带。上游之势成，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②赵鼎曰 “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③
二，目标直指敌国战略要地和政治中心地区，兼具军事和政治意义。
[page]首先，我们要明确，“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中的荆州指什么？刘表封为荆州刺史南下，蒯越献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④八郡指长沙、零陵、桂阳、武陵、江夏、南阳、南郡、章陵。刘表后来将州治移到南郡的襄阳。⑤董卓死后，余党张济自关中流窜南下荆州，在穰县一战身中流矢而亡。其侄张绣与刘表结成松散的同盟，驻扎在南阳郡治宛城。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张绣归顺曹操，南阳郡的部分纳入曹操势力范围。因此，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荆州已不包括南阳郡的一部分，但包括襄阳。“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中的“宛”即是南阳，也证明了荆州已不包括南阳郡的一部分。
南阳盆地如一个碗状，南有汉水，西南有武当山、丹江，西有秦岭、淅川，西北有伏牛山，北有外方山，东有方城山，东南有桐柏山、大别山，山川之间的孔道呈放射状，在地理位置上是南北纷争、东西对峙的枢纽。南阳和襄阳分别处于盆地的北口和南口。
这种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南阳和襄阳在攻防上的唇齿相依之势。
由南北伐，至此盆地可以纵横四出：向西可溯汉水干流而上进达汉中，或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虎视洛阳；向西北则入武关而入关中（刘邦灭秦即走此线）；向北则直逼许昌；向东则下汝南而透入中原腹地。曹操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就在许昌——洛阳一线，南阳若失，则置于敌人兵锋的威胁之下。
若攻方进入盆地，可谓是虚实相生，不容易被判断战略意图；而防守方所备者多，其势较分，容易处于敌专而我分的不利局势。因此对北方而言，守南阳不如守住襄阳这个盆地的口子。而对南方而言，若要进入盆地，进而占据南阳，则无法避开襄阳，否则不但容易被从盆地四周渗透的力量包围，而且有被襄阳包抄后路、截断补给的危险。
因此，地处曹操和刘表势力交界地区的南阳，南蔽荆、襄，北控汝、洛，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要地。南宋李纲意图恢复中原，对南阳的战略地位有很好的论述：“夫南阳光武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货财；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⑥
同时，襄阳是南船北马交换之地，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对于南方政权而言，“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⑦
三国之后历代南方政权北伐，多选择此路线，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有可能是受到诸葛武侯的影响。东晋恒温第一次北伐，由襄阳北上，入武关，直抵灞上，与王猛扪蚤而谈；第二次北伐，由襄阳而北上伊洛河谷，收复洛阳。刘裕北伐，自襄阳进入南阳盆地后分兵两路，几乎就是恒温两次北伐线路的总和。岳飞北伐，也是自襄阳北上，从南阳盆地四处出击，收复洛阳、蔡州、陈州、许州、郑州、虢州。
但是，《隆中对》却有一个致命缺陷，占据荆州就不可能与孙权结成真正的联盟，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吴蜀在荆州必有一战。
①《宋史卷440，列传第一百六十三》②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③《宋史卷360，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宗泽赵鼎》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注引司马彪《战略》⑤《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十九 湖广五》：“襄阳：汉县，属南郡。后汉因之。初平二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徙州治襄阳。”⑥《宋史卷358，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李纲传上》⑦《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十九 湖广五》
第二节 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
一，荆州对于吴蜀双方的战略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于蜀而言，没有荆州尚能在地形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中割据；于吴而言，没有荆州将无以立国。
[page]东南立国，所凭仗的是长江天险。荆州正在长江的上游，长江自四川东出，直至湖北一线，江流出于崇山峻岭之间，或狭窄，或弯曲，有险可守。而自湖北以下，江流宽阔，难以遏制。若占据上游，则长江天险与下游共有，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可以威胁到下游的核心地带。正所谓“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①
荆州正如东南的咽喉，岂可受制与人？以后南朝兴亡的教训，也说明了荆州上游对于东南半壁江山的重要性。东晋王敦从荆州顺流而下建康，司马氏成为傀儡；恒玄专擅荆襄上游，后来取司马氏而代之。刘裕驱逐恒玄后，出镇荆州的刘毅、司马攸之先后凭借上游与其对抗。在平灭他们之后，刘裕派其弟刘道怜镇守，并分荆州十郡另立湘州，还限制荆州将、吏的数目，死前还遗诏强调荆州只能让皇子出镇。从此都可以管窥荆州对下游的重要和威胁。
二，东吴始终没有放弃全据荆州的战略。孙权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很早就不约而同地提出占据荆州的主张。甘宁弃刘表而投孙权，即提出：“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②劝孙权先取黄祖，图荆州而思巴蜀。刘表死后，鲁肃对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③
赤壁之战后，孙权集团立即向荆州进军。先是甘宁占领夷陵，曹仁在江陵城发兵围困甘宁，周瑜领吕蒙解甘宁之围，又跨江北上，攻打江陵。关于这段历史，东吴和曹魏的记载有些出入，颇值玩味。按《吴录》的说法是：刘备遣张飞将1000人随周瑜围城，带本部及周瑜增拨的2000人从夏水截断曹仁后路。④。而按《三国志 魏书》的记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以阻击襄阳南下援军。曹操汝南太守李通为救曹仁，在江陵北面与关羽军大战。李通“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 ⑤东吴的记载有意无意间淡化关羽的痕迹，实际上反而说明东吴对于关羽威名的忌惮。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紧接着刘备带兵南循，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投降，庐江雷绪率领数万部曲归附。刘备即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屯驻江北。东汉时襄阳属南郡，时为曹军占有，刘备新置襄阳郡使关羽遥领，这本身就意味着关羽将担当向北发展的重任。这时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曹仁败退回樊城。以下历史的记载，蜀汉和东吴又有点不同。《三国志 蜀书 先主传》说：“（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而《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则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这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
刘备不是代替刘琦为荆州刺史，而是做了荆州牧。
东汉州刺史的职掌是监查郡守们的，起初并没有军政的实权。薪水开始是600石，级别低于郡守，到汉成帝以后才提高到和郡守同等待遇的2000石。⑥东汉灵帝中平五年，采纳刘焉的建议将刺史改为牧伯，不过这一改制并非推广至所有州，而是只限于益州、豫州和幽州这三个州，最初出任三州牧的刘焉、黄琬、刘虞均是九卿级别，秩中二千石，因此州牧的级别还是高于刺史的。刘焉的牧伯制建议被采纳后，管辖数郡的一州就可以有了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州牧。⑦（对此新浪网友古庙杉松巢水鹤在其博文《从刺史的职权推演管窥后汉-三国的历史演变》 中有详细的叙述。本段观点即参考其文，不敢掠人之美，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而周瑜领南郡太守，照理应在荆州牧刘备管辖之下。对比《三国志 蜀书》和《三国志 吴书》，我们可以推测出，刘备和孙权之间进行了政治交易。刘备以朝廷封的左将军身份上表，“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而孙权则承认了刘备表面上的荆州牧地位。周瑜则成为钉在荆州的一颗钉子，令刘备骨鲠在喉。鉴于双方的政治联盟很不稳固，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表示拉拢。而刘备为了改善同孙权的关系，不得不于建安十五年（210）亲自去京口见孙权，“绸缪恩纪”。周瑜、吕范主张趁此机会将他扣留。周瑜向孙权上书说：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居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使如瑜者挟其攻战，大事可定也。”孙权考虑曹操在北方的威胁尚未解除，应当借助联合刘备的声势招揽英雄，而且刘备势力难以一举成擒，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不料周瑜蹊跷地在从京口返回江陵的途中病死。于是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孙权又抛出邀请刘备集团共同取蜀的方案。刘备手下荆州主簿殷观看穿这一计策，指出“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⑧刘备便对联合取蜀之约用好话搪塞，借故不行动。孙权迫不及待，立即调兵遣将，克期进发。刘备亦部署兵将，阻挡孙军西进之路。这时周瑜已经病死，又遇到刘备的坚决抵制，孙权才把取益州计划搁置起来。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军西取益州，孙权大为不满，气愤地说：“猾虏乃敢挟诈！”“大遣舟船迎妹，孙夫人犹想将刘备唯一的儿子刘禅挟回东吴，作为人质，继续牵制刘备，赵云、张飞“截江夺斗”，孙夫人的图谋才未能得逞。
就在此期间，关羽并没有放弃发展。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荆城，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⑨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河。⑩
而东吴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仍然一刻也没有放弃夺取荆州的想法。在鲁肃往陆口赴任的途中，吕蒙特别提醒鲁肃要认真对付关羽。《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说：
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蒙曰：……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当有单复以卿待之。”密为肃陈三策（《吕蒙传》作五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
鲁肃“敬受”吕蒙的三策，即表明其接受了吕蒙敌视关羽、志在荆州的思想。
三，东吴无论是为了发展进取，还是为了保境守土，都要把荆州放在第一个目标。若其越过淮河与曹操争锋，缺少战马不擅野战的东吴士兵容易处于劣势。而向上游进军，水师正是其强项。吕蒙在孙权问策是否取徐州时就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⑪；
因此，对于双方来说，荆州的和平不能寄希望于吴蜀联盟。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吕蒙就曾经秘密上奏孙权：“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⑫；三国后期，陆抗与羊祜之所以能保持边境平和，并不是因为大将间的性格相好，而是因为双方旗鼓相当，严阵以待，无隙可乘，正是兵法上所谓的“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
那种认为孙权发兵袭取荆州是因为关羽骄矜傲慢，破坏吴蜀联盟的说法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关羽骄矜傲慢的确是事实，但在对待东吴的外交上，并无不当之处。
建安十九年，孙权派遣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 需要知道，在此之前孙权派诸葛瑾要求刘备“归还” 荆州，已经被刘备拒绝。⑬；老大既然已经表态，关羽驱逐对方派来接收的官吏，是理所当然。孙权“乃适吕蒙袭夺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双方兵戎相见。斗争之后，双方划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
孙权曾经为其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被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关羽此举是极具政治敏锐和政治智慧的行为。孙权之妹曾经下嫁刘备，让刘备有变生肘腋之惧，后来孙权在刘备西征之时，派遣舟船将其妹接回江东，双方的政治联姻名存实亡。关羽作为统兵在外独镇一方的大员，避嫌还来不及，又怎么肯或者怎么敢与孙权联姻？我们试想一下，北宋时范仲淹镇守西北对抗西夏，当时宋辽也是表面上的盟邦，若是范仲淹与辽国的国君结成儿女亲家，北宋朝野和皇帝会有何反应？范仲淹又会落得什么下场？孙权此举若是得逞，一则离间刘备关羽之间的关系，二则拥有人质。因此关羽不但要拒绝，而且要拒绝得彻底、拒绝得让刘备放心，“骂辱其使”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以说，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是孙权发兵袭取荆州的内在主要原因，而关羽发动“樊城之战”则给东吴看到了发兵的可能性。
①《读史方舆纪要 南直方舆纪要序》[page]②《三国志 吴书》卷10 《甘宁传》③《三国志 吴书》卷9 《鲁肃传》④《三国志 吴书》卷9 《周瑜传》注《吴录》⑤《三国志•；魏书》卷18《李通传》⑥《续汉书•；百官志》：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⑦《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⑧《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⑨《三国志•；魏书》卷17《乐进传》、《徐晃传》，卷18《文聘传》⑩《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⑪；⑫；《三国志 吴书》卷9 《吕蒙传》⑬；《三国志 吴书》卷2《吴主传》
第三节 关羽发动“樊城之战”并未违背诸葛亮《隆中对》定下的战略
关羽发动“樊城之战”并不是要北伐，其实是为《隆中对》提出的北伐战略奠定基础的一次战斗，是敏锐捕捉战机、以求获得最大战果的一次战斗。
一，“将荆州之军”本身就包含要将襄阳据而有之的前提。要进军“宛、洛”，则必须先占襄阳。前面我们说过，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荆州已不包括南阳郡的一部分，但包括襄阳。因此“将荆州之军”本身就包含要将襄阳据而有之的前提。而襄阳在南北之争的重要性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此外，南方北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粮草的运送。在当时的条件下，南方少马，就是驴骡之畜也不算多，因此很大程度上依靠水运。而襄阳正是水陆交通之会，所谓南船北马交换之地，因此北伐必须先占襄阳。
二，从关羽调动兵力上可以判断，其意旨不在于北伐，而在于拔下襄阳，只能算是敏锐捕捉战机、以求获得最大战果的一次战斗。
关羽出动的兵力到底有多少人？
首先，我们看他镇守荆州的兵力。建安二十年，关羽在益阳与鲁肃抗衡，《吴主传》说“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人至益阳”。而《甘宁传》说“羽号三万人”，恐怕三万人还有点水分。后来几年经营，估计关羽将近有5万人。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初定汉中，命令时任宜都太守的孟达从姊归北攻房陵。“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①（《刘封传》）可知法正、孟达各领2000人，刘备让孟达独统两军则有4000人。孟达带走4000人后荆州还有4。5万余人。从关羽北上后，吕蒙的上梳中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②当时吕蒙有2万人（具体推测下节再分析），在对方主将不在的情况下，留守的兵力能够让吕蒙觉得多，不敢轻举妄动，需要调虎离山这点来看，关羽留守的兵力最少接近吕蒙的兵力，当在2万人左右。则他北上的兵力有大约2。5万，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水军。
关羽如果是旨在北伐，显然不可能是这点兵力。
三，当时的形势确实有利于关羽的进军
当其时，曹操兵败汉中，刘备进位称王，孙权北攻合肥，可以说是敌、我、友三方形势均对于镇守荆州的关羽北上有利。
先看曹操一方。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结果发生了叛乱。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③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④。同年陆浑民众起兵反曹，⑤曹魏后院起火。
再看我方。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曹操退军自斜谷回到长安。刘备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等东三郡。此地密迩武关，蔽翼汉中，通达汉、沔，亦东西之喉嗌；东则遥慑襄、樊，为向宛、洛进军打下基础。关羽若能乘势拿下襄、樊，将与汉中联成一片，为在仅据有三分之一的荆州占稳脚跟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有利于形成战略纵深。
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最后看友方。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孙权也出兵进攻合肥。窃以为，这是关羽最终决定发兵北上的直接原因。《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将先后顺序记载得清楚：
孙权攻合肥。时诸州兵戍淮南。扬州刺史温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然不足忧。今水潦方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猾，正恐征南有变耳。”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
奇怪的是，此次进攻合肥的史实在《三国志》中仅在《温恢传》中提及，不论是《吴主传》还是东吴的各文臣武将列传都不见记载，甚至在曹操阵营方面镇守淮河的各将领列传中也不见记载。再联系吕蒙在关羽发兵后到建业见孙权的事实，当可推测，孙权很快就从前线回到建业，此次进攻是一次投机行为，或许长江一线还有东吴的军队威慑合肥，但那已经是骚扰性质多于争夺性质。
在关羽看来，依照常理推断，东吴在近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对刘方用兵。因为东吴不可能同时向曹、刘双方进攻；就算孙权在合肥的动向是战术骚扰，可以立即撤兵，但若随后向刘方进攻，则可能招致曹方的乘火打劫。再退一步推测，即使东吴要联合曹方，在如此反复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短时间内取得曹方的信任。关羽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暂时可以去掉来自东吴的战争危险，于是“多留备兵”，留下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兵北上。
但他还是低估了孙权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能力。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关羽的“强盛”才迫使曹、孙如坐针毡，在近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联合。还是那句话，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点，恐怕关羽没有曹操和孙权清楚。
①《三国志•；蜀书》卷10 《刘封传》[page]②《三国志 吴书》卷9 《吕蒙传》③《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注》④《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⑤《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附《胡招传》：“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发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王簿，作为叛乱。”
第四节 关羽在荆襄独抗曹、吴倾国之精锐，先胜而后败
一、曹军先后投入的兵力
我们先来看《三国志》中，曹操统一北方后、曹丕称帝前提到将领带领具体兵数的几处记载。因为这时曹操兵力充足，部队成建制；而且曹操正式成为大将军，将领的品秩任命不再受限制。
1、张辽为荡寇将军，假节时，“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张辽传》
2、之后张辽拜征东将军。“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张辽传》
3、张郃为平狄将军时，“太祖从散关入汉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张郃后迁荡寇将军。——《张郃传》
4、徐晃为横野将军时，随曹操攻击马超，“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徐晃后迁平寇将军。——《徐晃传》
5、臧霸拜扬威将军，假节。“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可见镇东将军所带之兵不够万人。——《臧霸传》
6、“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馀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赵俨传》
7、“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赵俨传》
在将军中，曹操当时是大将军，其下是前、后、左、右将军；再往下是四征、四镇；再往下是杂号将军。而从张郃、徐晃等人的升迁品秩中可以看出，荡寇、平寇的品秩相同，但要高于平狄、横野、平难等。
从以上记载分析推测，能称上“将军”的带兵至少2000人；平狄、横野、平难这类杂号将军带兵在4000至于5000多，但要少于7000；而荡寇、平寇带兵在7000多；四征、四镇带兵又比荡寇、平寇多，但不多于万人。但张辽与乐进、李典共守合肥时，张辽是荡寇将军，乐进是同品秩的折冲将军，李典是破虏将军，三人合计才带兵7000余人，与以上推测矛盾。只能推测为当时张辽是主将，乐、李二人是副将，主将所带兵最大人数包含副将兵数。
依此推测曹军先后的兵力：
1、征南将军曹仁，接近1万人，其中将军吕常带部分兵力在襄阳，曹仁率主力在樊城。
2、立义将军庞德，在樊城以北十里，兵力在2000左右。他在汉中投降曹操后，“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户。”之后“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①从这段记载可知，庞德是“将所领”与曹仁平定宛城之乱，当自领一军，受曹仁节度的可能性较大。
3、左将军于禁（是当时曹军中除夏侯惇外品秩最高的武将），率领七军，从后来水淹被关羽俘虏的有三万人，加上淹死、逃散的推测，兵力在3。5万到4万左右。
4、平寇将军徐晃，本部兵马在7000左右，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平难将军殷署、朱盖等十二营诣晃助阵。《赵俨传》中对当时情形有详细记载：
关羽围征南将军曹仁於樊。俨以议郎参仁军事南行，迁平寇将军徐晃俱前。既到，羽围仁遂坚，馀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呵责晃促救。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弊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军当之。”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北军亦至，并势大战。
“诸将呵责晃促救“，呵责徐晃的只能是将军徐商、吕建，当可推测二人品秩与徐晃相差不远，否则也不可能 “呵责”。则二将每人带兵在4000至5000这一级。三人兵力合计1。5万至1。7万，而且徐晃所带多为新兵，当然不足解围。前提到殷署带5000多人，在没有其他史料的情况下，可认为他当时带兵5000多人；朱盖与其并提，品秩当与他相差不远，也可推测其带5000人，其余十营的人马，每营应在2000至5000之间。又综合考虑曹操要求众军到齐方可进攻，以及后来又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衮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可以大致推测这十二营人马在2万至2。5万之间。则集结在徐晃左右的曹军当在3。5万至4。2万左右。
5、汝南太守满宠助曹仁守樊城，从《满宠传》前后叙述来看，满宠当时行奋威将军，赐爵关内侯。行奋威将军是个监军性质的将军，而且汝南本身兵就不多，从满宠在曹仁身边充当谋士角色来看，他也不可能带太多人来，兵马可忽略不计。
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
二、关羽威震华夏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在备足兵力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之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做足防范之后，选择在雨季北上，夺取襄阳、樊城。两城皆依傍汉水，在雨水季节北进，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
有襄阳的朋友称，汉水在历史上多次改道，汉末时襄阳在汉水北岸。是否如此？我们先看《三国志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的一段：[page]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
孙坚当时从鲁阳发兵，刘表派出黄祖在樊城、邓县一线阻击。孙坚击破其防线，追渡汉水后才围困襄阳。由此可知，襄阳应在汉水之南，否则孙坚何必要追渡汉水呢？
关羽亲率大军战曹仁于樊城。他为何越过汉水先攻樊城？估计原因是因为襄阳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傍山，形势险要，自古易守难攻；樊城城小，而且是曹军主力所在。后来元朝攻破南宋的襄阳，也是先取的樊城。曹仁派出庞德在樊城以北十里驻扎互为犄角。两军接战，庞德“射羽中额”。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救援。八月，暴雨连下十数日，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七军和庞德军显然对于天时的判断有误，促不及防，但七军毕竟训练有素，仓促下迅速登高避水，无奈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建制被打散，我分而敌专。 关羽显然早有准备，他曾跟从刘备在樊城驻扎，对当地地理和自然气象应有所了解，正深合孙子兵法“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之道。《三国志》中虽多次提到刘备是驻扎在新野，但也同时提到驻扎在樊城。是否是前后矛盾记载有误呢？《三国志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就提到“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刘备此时在新野。之后同是在《诸葛亮传》中又提到“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显然此时刘备从新野到了樊城。《关羽传》中也提到：“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可见，关羽的确曾跟从刘备到了樊城，熟悉地形气象也不足为奇了。
关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亲率强大“舟兵”，集中优势兵力，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曹军在劣势下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乘水围樊城数重，内外断绝。关羽又遣别将围曹仁部将吕常于襄阳，并迫使曹魏治下的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关羽还派出小股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仅约75公里，北方震动。自许昌以南，各地不满曹魏的民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关羽达到了一生荣誉的颠峰。 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一度考虑要迁都以避其锋芒。经司马懿、蒋济等劝止。
樊城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粮食将尽，危在旦夕。曹仁曾考虑听从部将建议，放弃樊城，被辅助曹仁的满宠所劝止。满宠认为：洪水来势迅急，但不会持久。关羽先遣部队已至郏县，而关羽却不敢乘势北进，就是因有樊城未下，恐我军攻其侧背、断其归路。假如弃城撤走，则黄河以南的地区将尽为敌占有。从战略局势着眼，应坚守待援。曹仁乃以必死决心，杀白马盟誓，发民夫担土填城，激励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抵御。关羽军虽乘船猛攻，一时仍不能下。
关羽将于禁等三万俘虏送回江陵，不排除是为以后北伐有所考虑。荆州兵是典型的南方兵，所长在于水战和守城，不善于攻坚和野战。这一点从后来关羽在九、十月与徐晃相持甚久未取得优势战果也可以看出。而于禁七军是北军精锐，若是为我所用，以后北伐当能发挥作用。此时东吴的吕蒙假装称病，向孙权“乞还士众”，他对关羽玩的是孙子兵法里的“能而示之不能”；而替换吕蒙镇守陆口的陆逊玩了一手孙子兵法里的“卑而骄之”，言辞谦卑地写信给关羽，称赞其水淹七军一战堪与晋文公城濮之战、韩信背水一战相媲。②按城濮之战被公认是以少胜多的一战；韩信背水一战时，韩信一方“数万人”，赵军“号二十万”，也是以少胜多的一战。这也证明了关羽当时的兵力仍然不占优势，还有大部分驻扎在荆州防备东吴。关羽果然中计，麻痹大意，连续调动荆州兵力北上。江陵、公安守军估计有1万人左右，关羽北进的大军总数先后达到3万5左右。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水淹七军后，关羽已取得最大战果，应该于此时撤退。但察当时情势，曹军后方风雨飘摇，民心不稳，樊城、襄阳被围，徐晃犹豫不进；我方后续兵力陆续赶到，水军在汉水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孙权方陆逊表现出友好态势；即使后方有变，沿江“屯候”传警，自襄阳至江陵180多公里，当年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能行300余里，如果关羽倍道驰援也是两天内之事。因此从关羽的角度看来，还可以再寻找战机。
而且，此时刘备在益州筹备称帝，关羽也希望能够用更大的战果为新皇朝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推测，可以从下面的一件事情旁证。
在建安二十五年许靖、糜竺、诸葛亮、赖恭、黄权等蜀汉群臣劝刘备称帝所上的表文记载：“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燿，灵光彻天”。 ③
捏造“黄龙见武阳赤水”事件是为了证明刘备应该做皇帝。查《华阳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蜀以刘氏瑞应”，又有《水经注》记载：“武阳有赤水其下注江。建安二十四年，有黄龙见此水，九日方去。”。”《宋书•；符瑞志中》也记载：“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考虑到之前刘备还在汉中与曹军打得你死我活，诸大臣也没闲心捏造这等事情，当可知“黄龙见武阳赤水”事件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回到成都之后的事情。而“汉水得玉玺”事件在表中的顺序是在“黄龙见武阳赤水”事件之后，当可推测是关羽听说蜀中官员为巴结刘备搞了一个“黄龙见武阳赤水”，也忽悠了个“汉水得玉玺”。
三、孙权背盟，联合曹操绞杀关羽
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救援曹仁，以解樊城之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④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领军等助晃。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阻击徐晃援军。徐晃佯筑长堑，摆出姿态要切断蜀军后路。蜀军烧营撤走，徐晃军进据偃城，渐向围城蜀军逼近，成相持态势。其实关羽此时应该明白，围樊城数月而不下，荆州兵擅长水战、不善野战和攻坚的弱点已暴露无遗；而且雨季已过，师老兵疲，应该是全身而退的时候了。但是关羽恐怕还自恃拥有控制汉水隔绝交通的优势，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
关羽北上后，吕蒙回建业密劝孙权袭击荆州，孙权从其计派陆逊替换他。水淹七军后，陆逊寄书关羽，关羽“意大安，无复所嫌”，陆续调兵北上。此时应在八九月间。而孙权直到闰十月才偷袭公安，期间至少有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为何没有早发兵？因为孙权联合曹操，以免两面受敌。在《三国志吴书卷二 吴主传第二》叙述关羽围困樊城、孙权偷袭公安之前有这么几句：
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
《三国志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中也有记载：
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可见，孙权是在关羽锋芒毕露、刘备有称帝之心后，担心刘备势大难制，而且又居于长江上游，时刻威胁自己，终于下定决心，联合曹操。而当时曹操手下也劝他联合孙权，双方在关羽的强势威逼下，终于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联合在了一起。
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又接连派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又密令张辽军，以及衮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当殷署、朱盖等十二营援军陆续前至，徐晃转入进攻。关羽军主力屯围头，一部屯四冢。徐晃声东击西，扬言欲攻围头，却出其不意突袭四冢。关羽恐四冢有失，自率步骑5000出战，奈何这次无水上之利，荆州兵不敌善于野战的北军，被徐晃击败，只能退走营寨。徐晃率军穷追不舍，紧随其后冲入营内。一举突破外围深壕及鹿角十重，大破之，杀降蜀之胡修、傅方。关羽遂撤围退走，撤退不及的士兵有的投汉水而死，樊城围解。但关羽“舟船仍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⑤，可见关羽水军实力仍占据上风。纵观樊城之战的前后，关羽的优势，在于利用天时地利，充分发挥荆州兵的水战优势；但其也受累于荆州兵只擅长水战、不善野战和攻坚的弱点。
曹仁部将多欲乘胜追击，参军赵俨认为，应保留关羽一定实力与孙权作战；若深入追击，恐怕孙权就要担心我们乘火打劫，不宜追击。曹仁同意赵俨看法，未部署追击。曹操得知关羽撤退消息后，果然派人传达命令，不许追击关羽。
关羽退至襄阳。正当此时，传来江陵、公安失守的消息，于是关羽率军南下。当时的关羽在根据地失守，身受曹、孙北南夹击的情况下，可选择的战略有三：一是利用对曹方的水军优势掩护，撤退往房陵、上庸、西城方向。二是南下夺回荆州。三是夺路逃回益州。但关羽素来骄矜，不肯未战先走，而且对江陵、公安失守的详情不明，对自己多年经营荆州延揽的人脉和民心还报有希望，于是选择了夺回荆州。
孙权方的兵力及部署如何呢？
吕蒙，2万余人，兵出寻阳，俘虏关羽沿江设置的“屯侯”，之后连下公安、江陵。根据《三国志 吴书 卷九 吕蒙传》，“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於其上，以拒曹公。”吕蒙当时统率之人已达万人。后封左护军、虎威将军。鲁肃死后，“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则吕蒙所统人马当有2万余人。后虽“乞分士众还建业”，但连夜沿江而上，人马不会减少。其谋士有号称一日步行二百里的虞翻，部将有偏将军潘璋、偏将军朱然、中郎将韩当；丁奉当时作为小将在潘璋部下听令。
陆逊，偏将军右部督，从其后来派遣部将四处出击估计，当在1万人左右。
蒋钦，荡寇将军，右护军，1万人左右。吕蒙曾经向孙权献策：“（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⑥此时正依计派蒋钦“督水军入沔”， 蒋钦兵力当在1万人。
孙皎，都护、征虏将军，并领黄盖及兄长孙瑜部众，再加上自己的部曲，至少应在1万人以上，作为后继预备队。
合计不少于5万人。不包括后来孙权亲自到江陵后的护卫部队。
而孙权出兵的直接理由，《吕蒙传》说是“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当时关羽在粮草准备、运送人力、运送线路上均没有问题，怎会夺取东吴的米呢？
第一，关羽在荆州多年，辎重准备充足，这一点可以从多方叙述中得到证明：
“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吴录》
吕蒙偷袭江陵后“孙权取羽辎重”。 ——《三国志•；魏书》卷23《赵俨传》。
“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之前，文聘曾“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 《三国志•；魏书》卷18《文聘传》。
第二，关羽既然有能力把三万俘虏运回江陵，又怎会没有能力保证粮草运输？荆州辎重充足，三万人回到荆州粮草也不成为问题。而在当时的兵力下，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将三万俘虏押送回荆州，如果粮草有问题，又怎么能保证路上不激起哗变和叛逃？
第三，当时孙权还未翻脸，粮道是通畅的。
第四，如果关羽是在俘虏于禁等三万人后擅取了东吴的米，在明知得罪对方的情况下，即使陆逊卑词示好，又怎么放心抽调士兵北上？如果是在已经抽调士兵北上的情况下，明知自己后方空虚，此举又会得罪对方，又怎么敢轻举妄动，擅取对方的米？
因此，这种说法更象是找出的借口。
四、一代名将陨落
吕蒙化装白衣渡江，俘虏“屯候”士兵；糜芳、士仁素来被关羽轻视，心中早有不满，而且供应军资不及时，惧怕关羽回来治罪，先后投降，公安、江陵不战而降。吕蒙袭取荆州后，十分注意收买人心，对俘虏的关羽家属及其将士们的家属一律给以抚慰，照顾得比关羽在江陵的时候还好。发布军令不准骚扰百姓，不准在民间索求财物，违令者斩。他还在早晚派出身边的人慰问和抚恤老人，给他们送医送衣送粮。当关羽南下救援时，派到江陵打听消息的人回来相互传告，都知家中平安，所给待遇比以前还好，军中斗志丧失殆尽，士兵们纷纷离散。吕蒙这一手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陆逊一军直取宜都。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孙权以陆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隔绝了刘备顺江而下出蜀救援的道路。
关羽外无救援之兵，内无敢战之士，陷入孤立穷困的境地，西走麦城。孙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被孙权部将潘璋部下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平等一起被杀。
①《三国志•；魏书》卷18 《庞德传》[page]②《三国志•；吴书》卷13 《陆逊传》③《三国志 蜀书》卷2《先主传》④《三国志•；魏书》卷17《徐晃传》⑤《三国志•；魏书》卷23 《赵俨传》
第五节 刘备为何没有派出援军救援关羽？
从闰十月孙权偷袭公安，到十二月关羽被杀，刘备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但为何没有派出援军救援关羽？
有人提出是关羽傲上震主，尾大难掉，被刘备借机除掉。还有人说是诸葛亮担心他破坏自己联吴抗曹大计，借刀杀人。
一、刘备不大可能因小失大
关羽与刘备的确有矛盾，尤其在刘备已经向皇帝的位子迈进时，这种矛盾更加不能掉以轻心。但从政治上考虑，失去一个关羽，与保存一个败军之将的关羽，对于即将立国的蜀汉来说，孰利孰弊？
第一，如果说担心关羽尾大难掉，那么在兵败之后，关羽部曲尽失，羽翼全无，威名受损，还能象以前那样盛气凌人、难以遏制吗？
第二，失关羽即是失荆州。有人认为当时刘方所占之荆州部分地少人稀，又非襄阳那样的战略重地，形同鸡肋，可以放弃。这其实是一种军事上的短视。四川盆地的封闭地形，决定了其容易防守，但要出兵却也同样受限。四川只有两个主要方向通往中原，一是东出长江之孔道夔门（瞿塘峡之西门），经过荆襄而北上；一是北出汉中。放弃荆州等于自断一臂。刘备后来伐吴，其实就是争夺荆州。所以他不会为了除掉关羽而舍弃荆州。
刘备之所以是枭雄，就在于他能够把政治选择置于个人情感之上，而且还掩饰得像模像样。这一点，只有曹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所以，刘备借机除掉关羽一说疑点很大。
二、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之说不能成立
世人多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一段论叙，说关羽妒忌诸葛亮赤壁联吴败曹之功，阻挠诸葛亮的联吴大计，诸葛亮不得不除之：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临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两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锜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第一，关羽在联吴败曹之中无尺寸之功吗？
我们先看《三国志》中的几处记载：
1、“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先主传》
刘备参与了赤壁之战，而且水陆齐进追击曹军。刘军水路的主将，我们知道是领“水军精甲”的关羽。
2、“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诸葛亮传》注，陈寿作《诸葛亮集》的说明。
在曹魏官史的眼里，是刘备打败了曹操。果如其言的话，难道是刘备撇下手下得力大将，自领一军，督统友军打败了曹操？即使是明显倾向东吴的《江表传》，在贬低刘备不敢相信周瑜三万人能破曹的同时，也说刘备当时统2000人和张飞、关羽在一起，不和周瑜合兵一处。①但关羽在破曹之战中和刘备是在一起却是无疑的。
3、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周瑜传》
按吴书的记载，刘备和周瑜在赤壁刚一交战，曹操即退回江北，是东吴的黄盖火烧曹船，连带着烧了岸上的曹营，曹军退往南郡，刘备和周瑜共同追击。我们在前面第二节说过，关羽参与了南郡之战，被东吴有意抹杀其参战的痕迹。
所以说“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妒忌诸葛亮要破坏其联吴大计则何从谈起。
第二，诸葛亮当时在刘备手下并未掌握足够的权力，无法借刀杀关羽。
察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前，诸葛亮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直到建安二十五年，群臣上表劝刘备称帝，诸葛亮也还是军师将军。排在其前面的有法正，虚职比其高的还有许靖、糜竺等人。诸葛亮即使要操持大权，不救关羽，也还没有条件。
三、刘备不救关羽，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当时曹操讨张鲁定汉中，杜袭“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②汉中民力受损。之后刘备为争汉中，益州“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③国力消耗。平定汉中后， “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④益州之物力、财力、民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很难迅速进行全国的战争动员。
当时关羽北有蒋钦断汉水之道，南有吕蒙重兵以待，退走东北方向的麦城。假设刘备要救关羽，只有东出夔门，顺江而下。而闰十月陆逊取宜都；十一月，陆逊屯夷陵，守峡口，堵死了刘备顺江而下出蜀救援的道路。因此，刘备要么在得知消息后的闰十月内立即发兵，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要么在十一月完成全国动员，打一场全面战争。当时益州疲弊，刘备又正在准备称帝，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兵。
而另一支可能救援关羽的是在上庸等东三郡的刘封、孟达。关羽在战樊城时曾经几次请其发兵策应，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⑤为由，没有发兵。这是否是实情？
的确是。
刘封、孟达虽占领东三郡，但孟达所领不过4000余人，刘封当时是副军中郎将，所领也不会比孟达太多。当时东三郡实际掌握在申氏家族手中。上庸太守申耽投降，东三郡才落入刘方。但是申氏家族却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人物。申耽虽然被刘备封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而且做出姿态，“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⑥作为人质。他的弟弟申仪也被封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但是后来孟达投曹，带着夏侯尚、徐晃来攻东三郡时，申仪首先背叛，申耽也降魏。魏封申耽为怀集将军，徙居南阳；封申仪为魏兴太守、郧乡侯，屯洵口。申仪与孟达不和，后来孟达被诸葛亮招降，又是这个申仪断绝蜀道，使蜀汉无法救援孟达。可见，东三郡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入刘方。
假如关羽在樊城之战失利于徐晃后，直走东三郡，刘封、孟达分一支人马东出策应，还是可行的。
关羽败走麦城后，刘封、孟达如果分一支人马往东南临沮方向，只怕樊城一线的大队曹军人马会闻风而动，觊觎东三郡；而包围关羽的朱然、潘璋也会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孤军深入的刘封、孟达人马只怕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因此，从关羽没有选择向东三郡撤退、而是南救江陵的那一天起，已经陷入无人能救的绝境。
纵观关羽之败，主观原因在于骄矜自持，麻痹大意，没有防范东吴的狼子野心。但客观原因却是孙权悍然背盟，从背后插了一刀。樊城一战前后，曹营几乎出动所有名将，曹仁，于禁，徐晃，满宠，赵俨，以及后来救援的张辽，与曹操一同驻扎在摩陂的夏侯惇；而东吴更是几乎倾全国之精锐，吕蒙、潘璋、朱然、韩当、丁奉、陆逊、孙皎、蒋钦，关羽一人独抗大敌，在樊城虽败退而尤能隔绝汉水，不愧一代名将。
①《三国志 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孙盛认为这是吴人专美之词，欲独占破曹之功。②《三国志 魏书》卷23《杜袭传》③《三国志 蜀书》卷11《杨洪传》④《三国志 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典略》⑤⑥《三国志 蜀书》卷10《刘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