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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历经风雨83岁善终的奇人:有40位娇妻美妾

提起范绍增来,知道的人很少。但一说他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来,大伙就对其不陌生了。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曾为袍哥中人,出身绿林。因为从小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头,范绍增无疑是地方实力派。他在战场上作战颇为勇敢,在情场上更是春风得意,喜欢把中意的女子收为己有,短短几年下来,他的姨太太就有了四十位之多。

1933年左右,范绍增为了金屋藏娇,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南岸修了别墅(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等名媛消夏游乐之地)。

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为了管好几十位太太的生活,范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重庆,早在清代即被辟商埠,商务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位花使,对范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莫大的好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

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聪明的范绍增专派赵、何两妾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功到自然成功。以后,范先后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范在众多太太中,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这位美妾的风流韵事,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出版后不少人争相购买,一时渝市洛阳纸贵。

这位老兄之风流也令人侧目,呵呵。娶姨太太的多了,但是能做到下面这件事的恐怕就没有几人了。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同青年校长王世均(未婚)好上了,两人情书往来不断。事情暴露后,范绍增狂怒。王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跑倒尘埃,叩头求情。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

他思虑再三:开头,痛感自己一个堂堂皇皇的师长,遭无名小辈戴上绿帽子,气得七窍生烟;继而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份。一夜夫妻百日恩;再想,年轻人嘴上无毛,办荒唐事难免,自己早年就干过些荒唐事。这样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姆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上述佳话在山城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粉碎“四人帮”后范绍增得以平反,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增加住房,1977年3月5日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国民党总统蒋介石:晚年的真假遗嘱之谜

1985年8月9日,李敖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国民党捏造‘总统蒋公遗嘱’”,是无效的。信中引用了台湾“司法院院长”田炯锦的回忆文章,其中这样说道:

到了(1975年4月)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我赶快到官邸去。当我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总统”遗容。“总统”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地长眠了。

蒋介石遗嘱

“蒋院长”(指蒋经国)悲恸莫名,当我和“立法院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遗体行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我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

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

李敖认为,从田炯锦的回忆来看,“足见(田炯锦)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还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的(是蒋介石秘书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遗嘱违背了台湾“法律”,据规定:

“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

李敖认为,蒋介石遗嘱上写的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7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非要等到人死后才冒出见证人补签?可见“其又违法又不通也”!

就在李敖对蒋介石遗嘱提出质疑之后,蒋介石的贴身卫士翁元给予响应,他认为蒋介石遗嘱是在其逝世之后“急就”的。

2007年12月,翁元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了这件事:蒋介石是在睡眠中去世的,等党政高官来到士林官邸后,才急忙请秘书写遗嘱。翁元以肯定的口气说:“那遗嘱是急就的,等到所有人都签完字后,再请蒋夫人签字。”他说完后还反问记者:“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蒋介石)今天会死?”

一年多后,台湾传记作家王丰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在《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一文中,质疑蒋介石遗嘱的真实性。王丰认为,“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的,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世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事实情况是,待从秦孝仪奉宋美龄之召赶到士林官邸时,已是4月6日凌晨2时许,秦孝仪赶忙补写蒋介石遗嘱。初稿写好后,送给宋美龄过目,宋看后没有提出大的意见,只是交代秦孝仪说,先生是信基督教的,应再加上这种意思,所以有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样的话。可见,蒋介石临终遗嘱是补写和伪造的。

以上两人的说法都很有说服力。翁元出身于蒋氏警卫队,后做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贴身侍从,侍奉蒋家长达43年之久,亲眼见证了蒋家的荣辱兴衰,熟知蒋家的内幕,他的叙述焉能不信?而王丰则是台湾知名传记作家,写有多部有关蒋介石和蒋家人的传记作品,其写作资料充分,为文严肃认真,结论有根有据,王文岂会有错?尤其是翁元的说法被权威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台湾甚至引发了相关讨论。蒋介石遗嘱是真是假,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以上说法,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它只是基于一般常理的推论,不能当做事实依据。王丰等人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他在年迈体衰、自知无力回天之际留遗嘱本不足为奇。蒋介石晚年曾数次留下遗嘱,这在其日记中有迹可寻。

实际上,自1920年3月1日起,蒋介石以致舅父书信的形式,就开始写遗嘱了。其后在1931年9月28日和29日,因为中央大学学生“闹事”、上海学生请愿,担心“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以为遗嘱”;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分别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写了三份遗嘱。据统计,从1920年至1975年,蒋介石至少写过9份遗嘱。最早的遗嘱属“家事”,1931年以后则以“国事”为主,形式和用语也开始模仿孙中山,这是蒋介石的性格和习惯使然,每遇自己认为难以迈过的门槛,就会留下遗嘱,似乎有立遗嘱癖一样。

蒋介石写在日记上的遗嘱,或是写在另外纸上却夹在日记中的遗嘱,鲜为人知,又未公布,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进入老年阶段之后,其遗嘱仍以日记形式记述,仍然鲜为人知,人们自然也不会议论。

比如1971年6月9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就写了遗嘱:“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后事应预作安排。(蒋)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

到了1971年年底,蒋介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为了防止不测,又留下了遗嘱。这次遗嘱比上次正规,郑重署了名字和日期,并特意写在另一张纸上,夹在这年的日记本中。从蒋介石交代的情况来看,他把继任“总统”的大员、“三军总指挥”的人选以及党务工作的领导形式,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旦他从此不起,仍能保证“政府”、军队和党务的正常运转。显然,这是正式遗嘱,只是没有公开罢了。

到了1975年3月,蒋介石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尚不糊涂,他知道阎王爷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该趁着自己清醒,做最后交代。但蒋已经不能执笔,写遗嘱的任务只好交由大秘书秦孝仪代笔。这样的遗嘱,属于政治交代,不说具体琐碎事情,便仿照孙中山遗嘱的样式来写。不过,孙先生立遗嘱时尚能亲笔签名,而蒋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就不能在遗嘱上签字了。加之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及“五大院长”均是在蒋介石死后补签大名,容易使人怀疑遗嘱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这在情理之中,怪不得人们怀疑其作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