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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红军战史趣闻:不认识金块把它当铜块扔进粪坑

 1933年10月,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进了四川土军阀刘存厚盘踞的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红军官兵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白花花的银圆、黄灿灿的金砖,看得大家眼花缭乱。由于红军官兵出身贫苦,许多东西没有见过,闹了不少笑话。有的战士把蜡纸钉起来当笔记本,由于蜡纸光滑,怎么也写不上字,大家纷纷报怨:反动派造的纸,也沾染了反动性。

有的没有见过牙膏,遂把它放在口袋里当糖吃;还有的战士根本没有见过装在袋子里的白面,把白面当成刷墙用的涂料在墙上涂写革命标语,浪费了大批粮食。同样,陈锡联也闹过笑话:他见过银圆,但没有见过金砖,遂把金砖当成了砖。晚上睡觉,床铺不稳当,他就把一些金砖当成铜块子垫在床铺底下。第二天,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总经理部(即现在的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到陈锡联住处,郑义斋看到陈锡联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大吃一惊,他拿出一块,发起了脾气:“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交,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莫名其妙地说:“都是些铜块子,还有好些个都让我们扔进粪坑里了。刘存厚的这些破烂玩意儿,用它来垫垫床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郑义斋听后连连摇头:“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陈锡联这才明白郑义斋为何生气,不禁为自己的没有见过“世面”不好意思。李先念政委却接着说:“你和我一样,只听说过金砖,但不知道就是这玩意儿。今天真是开了眼界!”随后,陈锡联召集人员,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铜块子”收集起来,并把扔到粪坑里的也打捞上来,全部上交给了总经理部。

陈锡联虽然不能识别黄金,却能识别人才。他一旦遇到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就下力气培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人才迅速脱颖而出,李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此前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部传令兵、班长、排长、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2年,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交通队支部书记,同年6月因被指责“否定张国焘的正确领导”被开除党籍。在陈锡联担任红十师师长之初,李德生被调到红十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认识了比他仅大一岁的师长陈锡联。当时,年轻的陈锡联虽身为一师之长,但从不摆官架子,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宿营以后,一有空就和普通战士谈心聊天,传授战斗经验。当他得知李德生遭受迫害的不幸遭遇后,马上找李德生谈话,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陈锡联之所以爱护、培养李德生,是因为他看准李德生是个“可造之才”。在陈锡联的爱护、培养下,李德生迅速成长为我军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优秀指挥员,后来在陈锡联的直接领导下,李德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并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陈锡联逝世后,李德生曾用沉痛的笔墨写道:陈锡联同志是“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

最美女红军:长征中救人最多的女红军是谁

人物小传: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叶坪乡乌泥塘人。6岁时被卖至兴国县高兴圩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又于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8年5月至赣南油山地区任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后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继又转战南北,先后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妇委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会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须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10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2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被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30位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的有24位。她们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