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军长披露上甘岭不败之谜:有七大隐情
上甘岭战役,无论在亲历者的讲述中,还是在战史专家的笔下,都是一场举世闻名的极其残酷的战役。志愿军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的壮举在这里成为普遍现象,高度表现了志愿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烈焰的敢于作战、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和顽强作风。秦基伟将军写道:“上甘岭战役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在我方,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而在敌方,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那么,我胜敌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七师和配属的韩二师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开始了。
对于这场战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志在必得。狂妄至极的范弗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然而,经过43天的激烈争夺,“联合国军”付出了25000余人的伤亡,也未能占领这两个小小的阵地。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11月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其“金化攻势”被我军彻底粉碎。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
这次战役的策动者范佛里特后来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与此相对照,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则霸气十足地说:“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
秦基伟将军留有一部回忆录,其中有专门章节总结上甘岭战役。由于秦基伟是上甘岭战役中国军队的主将,因此,他对此问题的认识无疑比其他人更深刻,更全面,他的一些独到的见解,更能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
秦基伟对上甘岭战役有一总体的评价,他写道: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它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由最初的营、连战斗,磁石般地吸引双方力量,最后我十五军全军投入,并加强了十二军部分部队;敌人方面参战总兵力6万人以上,可见该战役牵引力之大。战役刚刚开始时,朝鲜其他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等上甘岭战役进入高潮,其他战斗几乎都告暂停,上甘岭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动一动,痛全身,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片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后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关于该战役取胜的原因,秦基伟总结了以下七个方面:
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祝贺志愿军出国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重大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又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进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方法结束朝鲜战争。”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他还有个通俗的说法:“零敲牛皮糖”。实践证明,这是“致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并取得胜利。因此,总结取胜的原因,秦基伟首先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他指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1952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二、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
“一生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具有出色军事指挥才干”的秦基伟说过,“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战场炮火的密度创历史空前,弹药的消耗量也十分惊人。“联合国军”向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要承受76枚炮弹。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战场上空,昏天黑地,硝烟缭绕。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与此相联系的是兵员的伤亡,血肉横飞的场面司空见惯。
在惨烈的战役中,志愿军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坑道作战是最艰苦的阶段,坑道里的条件恶劣到了极点。敌人对坑道进行封锁、轰炸、爆破、焚烧、堵塞,甚至向坑道里投掷毒气弹、硫磺弹。有的坑口被炸塌,有的被堵塞。坑道里缺粮、缺弹药,最要命的是缺氧、缺水。缺氧常使战士头脑发晕;缺水,战士只好喝尿,或者趴在坑道壁上舔石头上的潮气。志愿军战士全靠顽强的意志坚持着。尤其是伤员备受煎熬,有些时候,坑道里连一滴酒精,一卷绷带都没有,只好任凭伤口发炎、溃烂。为了不影响战友,伤员都自觉强忍剧痛,一声不吭,很多伤员都用嘴咬着床单,有的至死嘴里的床单都拿不下来。
在上甘岭战役中,参战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秦基伟在战斗日记中写道:“四十五师发扬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一人舍命,十人难挡。许多连队打光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仍然坚持,战士们是多么可爱,多么可敬。”第十五军所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也有这样的描述:“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支部队敢像十五军这样自豪地宣称此类惊天动地的壮举为“普遍现象”呢?
秦基伟热情讴歌慷慨赴死的战士,他写道: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所体现的“不怕牺牲,艰苦顽强,友爱团结,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志愿军战地记者洪炉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抗衡,战斗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他说,战争的实质是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如果没有必死献身的精神是无法实现的。
秦基伟支持洪炉的认识,总结上甘岭战役胜利的原因,他写道: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动,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
三、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从志司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于战场,投入轻重火炮总计有五百多门;虽然在数量上仍然不能同敌人相比(敌军轻重火炮共一千六百多门),但在精神上毫不示弱。志愿军炮兵发扬敢打敢拚的优良传统,制定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牢固树立整体观念,与步兵密切配合,急步兵之所急,想步兵之所想,步兵指向哪里,炮弹就射向哪里。
针对火力上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冲击出发地距离目标较远的弱势,志愿军指挥员集思广益,动了不少脑筋,提出诱惑敌人的炮火和机动地使用自己炮火的二十三条办法,运用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
10月29日,我反击部队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恢复上甘岭表面阵地的战斗即将打响。30日22时,密布在五圣山方圆十几里的山谷中的我军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无数炮弹掠空而过,一道道炮弹出口的红光,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漆黑的夜空。5分钟后,炮火延伸,接着响起“哒哒”的机枪声。敌人以为我军反击开始了,纷纷跃出工事。隐蔽在山背后的敌人预备队也蜂拥而上,企图像往日那样先我抢占阵地。但敌人没想到,已经延伸的炮火,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敌人还没有接触我进攻步兵,就被炮火吞没,尸首四处飞扬。
炮兵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炮兵以准确而猛烈的炮火,有效地支援了步兵,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志愿军炮兵指挥所统计,此役总共消耗弹药40万发,这在我军炮兵作战史上是空前的;炮兵共毙伤敌人12800人,占歼敌总数的半数以上;击毁坦克28辆,汽车33辆,毁伤火炮112门;另外,高射炮兵毁伤敌机201架。连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美国的战地记者认为:上甘岭“战斗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外国通讯也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
总结上甘岭取胜的原因,秦基伟充分肯定了炮兵的作用,他说:“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四、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持久防御从而致胜的重要条件
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并依托坑道作战是志愿军将士的伟大发明、伟大创举。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1年6月进入第二阶段后,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当时,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于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再加上1500架战斗机所带来的绝对制空权,志愿军在阵地防御中面临诸多困难。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志愿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作战方式就成为志愿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1951年夏季防御战役后期,特别是秋季防御战役中,战士们为防炮、防炸弹,在山上挖了一些“猫耳洞”后来,又把这些“猫耳洞”挖深,把两个洞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u”形小坑道。敌人打炮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藏;敌人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敌人步兵接近时,战士们便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坑道工事的雏形。
这种工事在我军防御阵地上出现后,立即受到高度重视。1951年10月,志司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军进行推广。一个全军性的挖洞子热潮便在防御前沿迅速地开展起来。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炮,战士在下面放炮(炸洞子),整个防御地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
1952年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军参谋长会议,进一步统一了对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作用的认识。与会者认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敌人,保存我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托坑道工事有效地打击敌人。会议要求构筑坑道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使之更符合战术要求,成为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构筑坑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志愿军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据统计,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作战,顶住了狂轰烂炸和连续进攻,令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并大量的杀伤敌人。美国新闻界在专题评论中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沮丧地写到: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曾经自吹打败天下无敌手的美军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是世界上的“头等陆军”。
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认为:“无论是从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是在防守一方。”
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致胜的重要条件。对此,秦基伟也有切身的体会,他在总结中指出,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的作用。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极大悬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役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内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敲碎打的收拾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
秦基伟还写道:上甘岭地区作战从战术性发展到战役性的规模,持续了43天。战斗是敌人挑起的,但发展成战役规模,还打不打,怎么打,就不是他们说了能算的。到了最后,敌人几乎是被迫的硬着头皮往“无底洞”里填,我军的坑道筑城则显示了坚韧的持续力。
五、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以十五军第四十五、二十九师为主体,各兄弟部队配合参战的结果
在回忆录中,秦基伟强调十五军各师之间、十五军与十二军之间的密切配合、团结战斗,是上甘岭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他写道:这次战役,虽然最初主要投入了四十五师,但在我十五军内部,也是密切配合,情同手足,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为了有力支援上甘岭作战,坚守西方山、斗牛峰的四十四师部队,一方面严阵以待,一方面积极出击。师长向守志同志说,敌人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敌人打我上甘岭两个山头,我们也打敌人几个山头。这是对上甘岭作战的直接配合,也是对四十五师的最好支援。四十四师部队寻机而出,遇敌便打,西方山的枪炮声热辣辣地温暖了五圣山我四十五师部队的心。除了战斗上的配合以外,四十四师还先后派出两个慰问团,往五圣山上送菜送弹药。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的另一支精锐二十九师,发扬了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根据兵力部署要求,他们以一个团配属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两个团配合四十五师,后又配合三十一师战斗在上甘岭。当战役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他们把上万斤萝卜、西红柿送到四十五师;在大反击前,师政委王新亲自率领两个营,把几万发炮弹和手榴弹送上五圣山。他们可以说是我十五军的一支没有机械化的机动部队,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需要,他们就飞驰哪里。一句话,没有兄弟部队的伴奏,上甘岭的锣鼓就不会敲得这么动听。
秦基伟特别指出,第十二军的参战对上甘岭最后胜利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九师3个团,韩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一八七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六、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还仰仗于后勤保障有力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争不仅在前方打,也在后方打。而后方的战争,不仅决定了前方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
在上甘岭战役,阵地上进行激烈、反复的厮杀,志愿军后勤战线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后方时刻关注着艰苦卓绝的坑道部队,因为谁都明白,只有坑道部队的坚持,才能消耗敌人,才能赢得准备反击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因此,十五军后勤部门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虽然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几百米上千米的距离确是险情密布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控制网,越是靠近坑道,遭敌杀伤越大。有时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往往有许多同志献出生命。为了鼓舞士气,军首长甚至提出“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的立功标准。
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深情地对十五军后勤部部长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总结上甘岭战役取胜的原因,秦基伟特别强调后勤保障的作用,他指出:上甘岭战役越打越大,其他战线上就相对安静下来,整个朝鲜都在看着上甘岭打。所以我们要什么,上级给什么。志司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同志亲自抓上甘岭的后勤保障,二分部全力以赴,使我十五军“兵马壮、粮弹足”,战役过程中的粮弹供应,满足了战斗所需要的大量消耗。运输部队在敌火下昼夜不停地前运弹药、后转伤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七、在上甘岭战役中,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鼓舞
秦基伟写道:战斗紧张时,祖国慰问团来到我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物资力量是可贵的,精神力量更可贵,它时时在鼓励并警示我们前方的同志,身后就是祖国,背后就是亲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亲人的幸福,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忍受,再大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后退。
秦基伟还写道:战役中,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支前的队伍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其中有一个21岁的姑娘叫石吉荣,是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在支前中,她的左腿被美军飞机炸断了,康复出院后不能运送弹药伤员,便在转运伤员的路边设了一个茶水站,自己拄着拐杖给伤员送水喂水,每天早晨顶着月亮开始,晚上顶着星星收工,一直干了四十多天。
还有一个叫李春实的姑娘,因为担架队只要男同志,她便同另外三个姑娘女扮男装,自己做了一副担架,到火线救护所抬伤员。在许许多多支前事迹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朴在根老人。我们干部战士,都喊他阿爸基,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阿爸基。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头参加了担架队,抢运伤员,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一次,担架队遇上敌人空袭,周围都是炸弹,躲避不及,朴在根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伤员保住了,朴在根老人却被弹片穿透背部,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在回忆录中,秦基伟没有谈个人的作用,这是他的谦虚。但是,笔者认为,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役中,战场高级指挥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上甘岭战役不仅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更是意志、智慧、胆略的较量。在这后一点上,美国将军败在中国将军的手下;“联合国军”败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