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工传奇：硝烟中能创造奇迹的后勤力量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世界。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同期，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

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

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了。

消息传到武汉，时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不敢相信，专门为此跑到重庆视察。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第二十一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还致力于研发和改进。

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捷克式轻机枪1.5万挺，82迫击炮7000多门，60迫击炮2000多门，各种步枪32万支，各种炮弹477万发——抗战期间，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

第二十一兵工厂也留下了李承干的身影。终生未婚的李承干，后来离开第二十一兵工厂之时，只带走了一箱自己的日用品，还有一箱书。

小老板建兵工厂

在遥远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工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子。

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

这时的茶坊兵工厂还主要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但实际上，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

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找到沈鸿。沈鸿一口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等，要做成功没那么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张草图，沈鸿拿着草图再去研究。

用了两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筹建成功了。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

当时人们研制的一种“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当地人还记得，曾经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

刘贵福之子、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国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度，窑洞里放着满满的缴获的机枪步枪，没人修理，刘贵福等人去了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100多挺机枪。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曾两次对延安进行轰炸，刘贵福受命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

他们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六天六夜，改装出两挺高射机枪，架设到山头上。

有了高射机枪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为什么不可以研制步枪呢？

经过3个月不断钻研，他们真的自主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干脆就叫它“无名式”马步枪。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特别吸引眼球。最后，它荣获甲等产品奖。

黄崖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抗战环境下的军工制造

1939年6月，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黄崖洞山高、路窄，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一人把守百人难入。”

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

一度，黄崖洞兵工厂拥有40多部机器设备，最高年产武器量可装备16个团。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刘伯承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

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在《刘鼎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的了解中，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围着武器端详，都夸这武器。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

彭德怀特意弄了4个菜，招待刘鼎。

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

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