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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抗战期间日屡次诱降:蒋介石为什么誓死不降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区别,但面对日寇的诱降,蒋介石也曾勾勾搭搭,干下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他为何最终没有投入日寇的怀抱?

【阶段一】蒋介石不敢正式承认伪满

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很快发现速战速决的算盘打错了,决定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

抗战资料图

日本请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包括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等。蒋认为尚可接受,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日军攻占南京后,其强硬派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等。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日本政府很不满意,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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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谈了十几个月没结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作战兵力的不足。为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诱降。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中方要求会谈地点定在长沙,日方则要中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拒绝写书面文件。日、汪代表则担心安全无保障,不敢前往。日、蒋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阶段三】蒋介石同意不抗击日军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再次对国民党政权加紧诱降。鉴于日军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不愿与日本断绝联系。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压,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另一方面又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联系,暗中取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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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日、蒋达成协议:只要重庆政府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不受侵犯”。

【阶段四】中方条件遭日本强硬派反对

抗战资料图

1944年下半年,日本已进入垂死挣扎阶段,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再次诱降。日方条件是:“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

一切准备就绪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这些条件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遭到反对,谈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