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提拨一战未打的罗荣桓为红一军团最高指挥？
几十年后，毛泽东对罗荣桓有句“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的赞语，这是井冈山时期前后毛泽东对罗荣桓最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1929年8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4军28团、29团冒进湘南，结果造成八月失败。在井冈山的毛泽东闻讯，留下1营与32团在井冈山作战，自己带着带伍中豪（营长）、罗荣桓领导的3营立即前往湘南接应受挫的28团。
这次随毛泽东出征，罗荣桓给了毛泽东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就是“草上飞”。
《罗荣桓传》编写组组长黄瑶说：
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到桂东接朱德、陈毅回来，率领的就是第3营。一路上从井冈山下山很不好走，有的地方坡比较缓，长着又高又厚的草。这种草叫野萁茅，走路时特别容易绊倒，红军就想了一个办法，坐在草上往下滑，结果又快又省力。（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
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难忍悲伤，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中说：“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虽然“记得当年草上飞”是整句从唐诗中挪过来的，但此句诗据说是黄巢失败后在洛阳避难佛门写作《自题像》曰:“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毛泽东引用这句话，记述罗荣桓“草上飞”的旧事，意在说明罗荣桓在红军草创的艰难时期就是与他一起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之意。
第二个印象就是“担架兵”事件。
黄瑶说：
下山途中还有一件事，一天夜里部队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了，但因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比较稳固，打散了很快就能集合起来，结果各连清点人数，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战士已先他们到达井冈山了。这次罗荣桓领导的3营远征湘南，行程几百里，打了好多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真正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
罗荣桓后来回忆此事：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1928年夏天，28、29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31团3营往桂东迎还大队。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罗荣桓著：《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
罗荣桓把这归功于“政治工作的威力”，黄瑶则直接指出这与党代表的扎实工作分不开：“这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对连党代表的作用评价很高，当然这里也不一定仅仅指罗帅这个营，但起码包括进去了。尤其31团是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亲自带出的部队。”
这正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比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著：《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肯定在防止逃兵、保持队伍人员健全上党代表比连长的作用大。3营的担架兵归队之事，应该也是其结论的来源之一。
罗荣桓是跟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非常倚重的几个连党代表之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比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说这个话，肯定在防止逃兵、保持队伍人员健全上党代表比连长的作用大。3营的担架兵归队之事，应该也是其结论的来源之一。
通过这两件事情，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政治工作能力完全认可。
但是，罗荣桓会打仗。
毛泽东意识到罗荣桓的军事能力，则是在此之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之后向赣南的转战途中。
1929年下山的时候，我军十分被动，敌人一直尾追不放，当时的前卫部队也是罗荣桓的第3营。到了大柏地，后卫28团的萧克那个连和敌人接触了，敌人追得很紧。这时的3营突然不走了，要求和敌人打。据江华回忆，当时军队的民主气氛很浓，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是过分了。罗荣桓和营长去军部向朱毛反映，朱毛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打伏击，结果打胜了，并扭转了被动局面。（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
这一仗红军毙敌伤敌3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枪800余支。追敌刘士毅第15旅残部狼狈逃回赣州，另一支追敌李文彬第21旅闻讯龟缩在会昌、于都一线，不敢再追。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彻底扭转了红4军自下井冈山转战赣南一个多月的失败情绪，变被动为主动，重振了红4军雄风。陈毅后来向党中央汇报红4军的情况时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大柏地战斗是1929年朱毛率领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闽西进军途中的转折性一战，而罗荣桓和营长伍中豪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罗荣桓对打这一战功不可没。
但是，罗荣桓办事扎实，但不张扬，不露锋芒，说话不多。这次力主对敌开战，说明他有着极其敏感的洞察力和军事作战素质。由此，他被毛泽东发现了罗荣桓是个人才，便要对他便开始重用了。
而这个重用，又是以另一场是非争论中罗荣桓站在以毛泽东为正确一方开始的。
毛泽东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说“红军队里每相违”，似乎欲言未尽，说的就是古田会议前后红4军中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红4军中，朱毛分别为首的对红4军战略原则等发生争执后，罗荣桓是站在毛泽东的一边的。
在红4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罗荣桓传》）
对于红4军七大的争论，几十年后，1966年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还提到这件事。他说，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毛泽东指的是一些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干部们，而罗荣桓却没有在内。而在此时毛泽东与不喜言谈和较为内向的罗荣桓的个人交情似乎不是很深，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同志和上下级工作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之下，罗荣桓支持毛泽东，则表明他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准确性、深刻性。基于这样的认识，罗荣桓又具有一位政治家的品质，勇于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坚持到底。
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罗荣桓著：《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八大会议上“要求毛主席回来”的人，就是那些党代表。作为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是其中之一，据记载，在会议上，罗荣桓作过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4军的发言。
10月底，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回了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又依靠这些政治工作干部来纠正红4军中存在的那些不正确的问题。罗荣桓回忆：
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稿，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罗荣桓著：《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
经过这场风波，毛泽东也完全认识了罗荣桓。
据冯文彬回忆，他当时从上海到闽西不久，有一次毛泽东和他散步聊天，这时罗荣桓从旁边走过，毛对冯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对他发现晚了。”（《罗荣桓传》。）
这此谈话就发生在古田会议前后。黄瑶分析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说：
这恐怕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真情的流露。我认为这话也符合罗帅的性格。罗平时沉默寡言，不张扬，不露锋芒，很少说话。（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召集政治工作干部调研时，刚刚负伤初愈的罗荣桓参加了，并且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会后，罗荣桓政治地位得到上升。
在前委选举时，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五人为前敌委员，尚为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为其中之一。在会上，他与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善益、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当选前委委员，且排名在黄善益之后林彪之前。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为前委委员时是以在基层工作的名义提名的，这五人是湘南农民宋裕和、田桂祥、黄善益和独立团老兵李长寿以及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这是12月28日的事情。古田会议一结束，1930年1月，罗荣桓就被毛泽东调到红4军第二纵队担任政委，结束了“基层代表”的身份，也于时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处于同一领导层级了。
古田会议后罗帅升任为二纵队政委，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随二纵队行动。到1930年6月，罗帅代理红4军政委，军长是林彪。待打长沙时，正式担任4军政委，又是4军军委书记，比林彪的职务还高。当时的红一军团是主力，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毛泽东兼。红一军团的主力是第4军，可以说4军是主力的主力。那么担任这个主力最高职务的是罗荣桓，可见毛泽东对他是十分信任和器重的。（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访黄瑶：毛泽东与罗荣桓》。）
有意思的是，此时罗荣桓并没单独指挥过红军打一次大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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