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为大清的稳定展现了惊人的智慧 在他死后 乾隆亲自将其牌位放进最高哀荣的太庙里供奉

爱新觉罗·代善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在他起兵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一人，可以说，在整个与明朝的战争中，代善为后金立下了不世之功。代善在努尔哈赤去世后，以及皇太极去世后的两次争嗣斗争关键时刻，敢于直言，使入关前两代嗣位得以顺利进行，稳定了清入关前统一的大局。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许多重要决策时，代善成了努尔哈赤后起的重要决策助手。当时努尔哈赤是八旗共主，八贝勒主政。其中四人为大贝勒，即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和侄子阿敏。此前，努尔哈赤的大儿子诸英勇猛善战，军功显著，他以为作为一切制度参照大明来讲的父亲努尔哈赤一定会立“嫡长子”，并且因为努尔哈赤授权执掌国政后，竟然忘乎所以当着诸贝勒和努尔哈赤五大臣面进行斥责，并说登上汗位后就把他们杀了。

四大贝勒和五大臣向努尔哈赤告状，得知大儿子如此膨胀，努尔哈赤非常震怒，开始将其边缘化不再使用，在得知大儿子诸英诅咒出征军队，并谋划不让他们返城后，将其囚禁起来，没多久下令将其处死。长子被杀后，无疑代善全面走进了努尔哈赤的视野。

《啸亭杂录》形容代善“雄鸷非常”，能谋善断的将领，在关键战役时刻，往往能表现出非凡的本领，从早前的几次战役，均战果丰厚，在力主进军抚顺，对外朝鲜“极力主和”的建议下，努尔哈赤听取了其意见，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关键胜利。

几年后，努尔哈赤第一次将次子代善作为继承人培养说：“待我死后，要将我的幼子等，以及大福晋，托大阿哥照顾抚养”，明确对外讲明了对代善的将来位置。

然而这种安排显然没能达成统一。支持代善的人说他“宽柔能得众心”，必承汗位无疑，反对的人则说他不过“一介庸夫”。仅仅几个月，努尔哈赤就发现代善不适合做汗位继承人，原因是怀疑大福晋与代善有暧昧之心，第二件事怀疑代善之子有投靠明朝的嫌疑，而代善进行各种包庇，这两件事让努尔哈赤彻底对其放弃，不久便被废除嗣位。

代善关键时刻能够重新得到努尔哈赤的宽恕在于吸取了他大哥诸英对抗的教训，迅速调整姿态，努力做出其父面前悔过姿态，得以成功继续位居四大贝勒之首，辅佐努尔哈赤处理国政。能够善于化解危机，未走其兄老路，可以说代善的第一次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是第一次的大事不糊涂。

1626年，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不久病逝，按照努尔哈赤的规定，皇位继承人由八大贝勒共同推选，当时有两个最有力的竞争者，一个就是代善，他资格最老，实力最强，战功最显赫。另外一个就是皇太极，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军事上的“冒险图功”让努尔哈赤生前便十分偏爱，当时便有“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的赞誉。

最重要的是，皇太极对继位的心情更为迫切，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后金情况：“洪太主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对此情况，当时的明朝也记录说：“奴酋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

此刻，代善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格局与大气，在历经政治斗争后，作出明确选择，自己退出竞争，让位其弟皇太极。为了使诸贝勒接受他的提议，以“父欲立弘陀始”为理由，力推皇太极继承汗位，并最终达成共识说：“这是我的夙心，你们说的话，天人共允，其谁不从?”然而皇太极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位置，在权力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努尔哈赤在坐殿时，众贝勒站在一边，有事则出班跪奏。到了皇太极上朝的时候，三大贝勒“以兄行，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对于皇太极的权力“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

代善觉得大家和大汗“平起平坐”是不利于皇太极施政的，于是对贝勒们说：“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在他的倡导下，最后决定了“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彰显至尊位置，我与莽古尔泰坐上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如此方为允协。”代善在关键时刻不仅维护了皇太极的权威，稳定了政局，同时收获了皇太极的特别感激，一次家宴上，皇太极竟然跪着给他献酒。

有时在商谈军务时，由于意见不能统一，竟然互相对骂，毫无政权严肃可言。这种尴尬局面，最终靠着代善才得意化解。为了维护新汗的尊严，当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在皇太极面前拔刀相向时，代善严厉斥责他：“如此悖乱，殆不如死!”最后在代善和诸贝勒的定议下给以革去大贝勒名号，帮助皇太极稳定了权力。这是代善第二次的大事不糊涂。

1643年，皇太极突发急病去世，在顺治继位问题上，再次表现出顾全大局的智慧。当时普遍有两种意见，一是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君，一是多尔衮图谋自立。双方势力基本对等，在未能形成折中方案时，代善提出，拥立长子豪格“帝王长子，当承大统”，不料豪格自谦退让，而多尔衮一方毫不退让的情况下，代善不得已坚持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

在争夺进入白热化地步时，代善以退为进，提出“老不予知”为由退出会议，最终导致多尔衮不再寻求继位，达成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以稳定为最大原则， 代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局观，最终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可以说这是代善第三次的大事不糊涂。

康熙十年，在给努尔哈赤次子代善追谥时用了一个“烈”字，乾隆统治的第十九年，特意将代善入祀盛京贤王祠，以示尊崇。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乾隆又将其牌位放进死后最高哀荣的太庙进行供奉，对当年清朝入主中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进行再次评价。在乾隆看来，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那么清朝不可能顺利夺取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