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世家 实力雄厚 却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空有四州之地以至于功败垂成
袁绍出身东汉名门汝南袁氏,自袁绍曾祖父起,袁氏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他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而后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统一河北,势力达到顶点。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
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在三国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是如此。袁绍作为一代枭雄也曾叱咤风云,但由于他在官渡之战中败给了曹操,于是从此便成为了历史的失败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次的失败足以抹杀他全部的功绩和辉煌,岂不可惜?
袁绍,字本初,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因此称为“四世三公”,而袁绍一直引以为豪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耀眼的出身,在汉末纷乱的局势下,一个好的出身尤其重要。袁绍乃是袁逢的庶子,母亲身份低微,只是一个婢女,因此同为袁逢嫡出的儿子袁术便非常的瞧不起自己这位兄长,并不承认袁绍是袁氏之子。
也正是这个原因,袁逢一早便将袁绍过继给自己早逝的兄长袁成为一脉,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郞,袁绍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有清正能干的名声。不久,因母亲病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共六年。由于袁氏门第显赫,门生故吏遍天下,因此前来奔丧的人络绎不绝,门可罗雀,甚至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
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英雄记》对此的记载为: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不应辟命。中平六年,汉灵帝去世,长子刘辩即位,袁绍与大将军何进共谋诛宦官,但太后不从。原本东汉时期的宦官之祸早在汉和帝之时就已存在,由来已久,因此这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只需剪除首恶,其余不必妄加残害。
可偏偏袁绍不懂得这个道理,还出了一个馊主意,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为了几个宦官,袁绍居然要召外兵进京,这岂非引狼入室之谋?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袁绍此举可谓因小失大,而董卓进京也是汉末天下大乱的源头,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绍间接造成了那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与纷争。
董卓进京之后,张让等为首的几个宦官自知难逃一死,决定破釜沉舟,将大将军何进杀死在宫墙之内,何进被杀之后,袁绍带兵冲入皇宫,将宦官斩尽杀绝,有些没长胡须的年轻后生也被误杀,死者两千余人,血流成河。据《三国志·袁绍传》载: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袁绍此次的大肆杀戮体现了他的昏庸和残忍,至此,维持东汉王朝的两大势力: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再也无力干预朝政,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军阀,其中尤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代表。同年,董卓为了树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决定行废立之事,废皇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袁绍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可谓精彩。
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卓欲废帝,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袁绍在面对董卓的强硬态度时,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义正辞严的反驳,颇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可惜这样的时刻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的瞬间,并未伴随袁绍太长时间,之后的他甚至打算另立皇帝,这和当初的董卓又有何分别?
初平元年,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于是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董卓得知袁绍在山东起兵,就把袁绍的叔叔袁隗以及在京师的袁氏宗族全部给杀了。此时,豪杰大多归附袁绍,而且因他一家遭难受到感动,人人想着为他报仇,所以州郡蜂拥而起的部队,没有不打袁氏旗号的。
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于是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但是,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酸枣粮尽后,诸军化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同样参与讨董盟军的曹操曾在一首诗中描写了当时战乱的惨象,以及关东军阀不思报国的自私面庞。
其诗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起初,各路诸侯集结讨伐董卓,是为了匡扶汉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就在东汉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各路诸侯眼见汉室倾危,便不思进取,名为讨董,实则发展势力,以图壮大。如果说当时还有人尚以国家为念,奋不顾身起兵诛乱,那也只有两个人,就是曹操和孙坚。袁绍由于“四世三公”的出身被推为盟主,可是却不能团结所有力量,拯救国家危亡,整日里大摆宴席,观望不前,大失天下之所望,使得此次的讨董行动雷声大雨点小,草草收场。
后来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说道:“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可见汉末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董卓之祸,在这一点上袁绍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元199年,袁绍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河北,拥有几十万军队,俨然成为了汉末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逐渐减少了。此时,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一举攻灭曹操。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沮授建议以逸待劳,采取持久战,而郭图、审配则主张速战速决。
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食充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诋毁沮授,因此袁绍削弱了沮授统兵的权力。公元200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劝袁绍趁曹操在外举兵袭击他的后方,可是袁绍却以孩子有病为由拒绝了。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
袁绍在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时,居然因为孩子生病而错过,实在是优柔寡断,绝非做大事之人,这种不分轻重紧急的性格也不适合乱世的生存法则。起初,在官渡之战刚爆发时,袁绍势力庞大,完全有机会消灭曹操,独成霸业,因此曹操帐下的谋士大多认为袁绍不可战胜,主张讲和,更有甚者写信给袁绍,为自己找条退路。
就在形势极为不利之时,曹操对袁绍的一番评价才鼓舞了士气,曹操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可以说曹操对袁绍的这一评价还是十分精准的,一席话道出了袁绍多谋寡断的性格缺点。
就在官渡之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时,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先后被曹操所杀,其中颜良是被关羽所杀,而文丑则是死于乱军之中,这极大地削弱了袁军的战斗力。而后,袁绍手下文武又明争暗斗,各结党羽,十分不团结,这使得许攸叛逃,投降曹操,许攸的背叛是官渡之战曹操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因为曹操采纳许攸之计,当机立断派轻骑火烧乌巢,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不得不承认曹操在做决策方面十分果断,在这一点上远胜于袁绍,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遇事总犹豫不决就会坐失良机,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援,郭图却认为应该进攻曹军大营,袁绍听从郭图的建议,不救乌巢,从而逼反了带兵攻打曹营的张郃、高览二将,使得袁军大乱,一蹶不振。
在此战中,袁绍损失七八万人,而自己也在两年之后郁郁而终。袁绍这个人有个特点,凡是对他有利的意见他一概不听,凡是对他不利的意见他通通照办,总的来说,他能够成功的避开所有正确的意见,这种特异功能也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
袁绍在临终之前,又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那就是立嗣之事,袁绍因为少子袁尚长相俊美,格外偏爱,打算废长立幼,传位于袁尚。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袁绍喜欢小儿子袁尚的理由可真是有够奇葩的,居然是因为貌美,曹操虽然也偏爱少子曹冲,但那是因为曹冲的聪明。可想而知,袁绍以这个理由偏爱少子必然会引起兄弟相争。袁绍去世之后,长子袁谭和少子袁尚为了争权夺利而相攻,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公元207年,曹操先后消灭了袁氏所有势力,统一了北方,而袁绍也成为了历史书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袁绍其人,出身官宦世家,少年时便播名海内,在董卓废立皇帝时也曾仗义执言,颇显英雄本色;可他作为讨董联军的盟主,不思进取报国,只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实在有违忠义;在官渡之战时,袁绍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不纳忠言,败给了实力弱小的曹操;最后他又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可以说这一连串错误使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乃至数十年奋斗之基业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