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是南宋君民的一场迷梦和噩梦 南宋军队战斗力并不弱，为什么端平入洛会失败?

端平元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领土，由于粮草不济以及缺少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这次行动也标志着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南宋野战军战力不弱，为何端平入洛会失败?

端平元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军北撤后，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

南宋宰相郑清之采纳了赵范、赵葵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但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藉口让蒙古向南宋宣战。

由于宋理宗急于夺回河南，尤其是原来在西京河南府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并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宋理宗端平元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宋金世仇的了结。

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宋蒙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是看似安定的边境上正埋伏着汹涌的暗流。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南宋的边疆在荆襄推进到了信阳军、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另外两大地区：川蜀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两淮一线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事实上，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

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端平入洛，是南宋王朝晚期历史中一次争议极大的事件。金国灭亡后，南宋挥师北上试图收复三京，却以损失惨重、功亏一篑告终。很多人对于名帅孟珙未能指挥这场战役非常惋惜。但实际上，孟珙是反对入洛计划的，他和老上司史嵩之都认为，双方国力差距太大，即便入洛侥幸成功，等到严冬来临，休养得神完气足的蒙古大军渡过黄河南下，河南的宋军很难逃过被歼灭的命运。

端平入洛的理论基础是金国曾经使用的“拒关守河”体系。金国末期收缩到黄河以南，保守狭窄的河南之地，凭借潼关和黄河的天险阻遏，使得蒙古军无法打开局面，最后武力借道南宋的汉中才得以迂回灭金。

但是金国在三峰山之战前尚有野战军接近二十万。也就意味着，考虑到冬季黄河某些河段会结冰，完成这一防御体系至少需要十五万野战军，而当时行政效率低下的南宋举国战兵也不过十五万左右。因此除了年少轻狂的宋理宗和一味主战的郑清之、赵葵等人之外，满朝文武大部分都反对这一计划。

当时进取中原，有出襄阳和淮西两条路线。宋理宗原计划是希望两路并出，但最终只有六万淮军参与了入洛行动。京湖战区的史嵩之拒绝出兵转饷，历来饱受诟病，但实际上这是个正确的选择。由两淮出兵，尚有汴渠等河道可以运粮。如果由襄阳出兵，考虑到缺乏东北-西南向的河道，正如名臣乔行简所说“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既然由襄出兵运粮的性价比如此之低下，放弃参与必败的入洛行动，反而能够为京湖战区保全更多实力。

赵葵、全子才率六万军队由淮西而进。由于时值盛夏，蒙古主力都在黄河以北避暑，只有少量被蒙人收编的金军留守河南，所以宋军很快就收复了商丘、汴京，原金将李伯渊等人杀死汴京城主帅崔立，投降宋军。此后宋军分成两部，先后赶往洛阳，第一梯队徐敏子部1.3万人，第二梯队杨谊部1.5万人。由于蒙古人掘开黄河河堤导致洪水泛滥、道路泥泞影响宋军粮食转运，此时宋方已经出现缺粮情况。

第二梯队行进到离洛阳城只有20公里不到的龙门镇时，遭到蒙古军袭击。当时杨谊部正在全体用饭，遭到蒙军先锋刘亨安率领冲击骑兵突袭。宋军的应急能力显然不足，很快全军崩溃逃散，被逼入洛水淹死者极多。1.5万宋军组成的第二梯队就被区区数千蒙古先锋部队的一波冲锋报销掉了。

然而负责应付宋军的蒙古大将塔察儿率领所部2-3万人与徐敏子部1.3万人作战，竟只和缺粮的宋军打得不分胜负，宋军“杀四百余人，夺团牌三百余，至午不解”。由此可见，南宋淮军中的野战力量在步兵阵战时表现可圈可点，强大的弓弩火力足以应对蒙方的步弓手和骑射手，身着步人甲的重步兵与蒙古步兵交锋时也完全不落下风。

蒙古军擅长机动、骑射、伏击，但无论冲击和步战都无法与巅峰时代的金军相比，也无怪乎金末的忠孝军多次对蒙古兵打出以少胜多的战绩。之前龙门之战时的刘亨安所部冲击骑兵大多是汉人军队，格斗能力要胜过蒙古冲击骑兵。赵葵和全子才可能认为徐敏子部和杨谊部会师后兵力足以击退蒙古军，因此并未支援。最终徐敏子部粮食吃尽，杀马而食，不得不放弃营地向南撤退，过程中遭到蒙军骑射手追杀，损失十分之九。

得到洛阳宋军几乎全灭消息后，赵葵全子才大惊失色，慌忙扔下大量辎重物资，率领剩余的3万部队逃回淮西。端平入洛之战，南宋王朝损失了接近3万野战军，消耗了大量粮草和军需物资，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还给予了蒙古以入侵的口实。次年，仅战兵数量就多达十数万的蒙古大军便对南宋王朝发起了全线入侵。

但我们也要看到，蒙军战斗力比起宋军没有多少优势，事实上在蒙宋战争中，蒙古人屡屡要依靠人海战术取胜。但相应地，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南宋王朝举国可用的野战军长期维持在十万出头的数量，仅有蒙方在东亚野战军数量的一半左右，剩下的不是吃空额就是不堪一击的弱卒，这不得不说是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