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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宋神宗的一生有多少事迹?为什么在当时民间的评价普遍不高?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帝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宋神宗的一生有多少事迹?为何在当时民间的评价普遍不高?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位皇帝,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为何庙号“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

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

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

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

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

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

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赵顼19岁登基,从父亲英宗手里接过了大宋王朝,此时的大宋虽说表面上还是欣欣向荣的样子,然而内里却早已是危如累卵:繁重的财政支出让国库长期空虚,腐败的官僚体制成了甩不掉的负担,还有永远打不赢的军队……这一切都在等着他去解决。事实上,赵顼是个有雄心抱负的皇帝。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力图使宋朝富强;发动对西夏战争,争取收回失地。即位之初的神宗也的确殚精竭虑地向着明君的方向发展,正如《宋史》中记载的那样:“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相辅,求直言,察民情,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历,励精图治,将有大为。”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起初,宋神宗确实也是铁了心要变法,甚至不顾众多重臣的阻挠,把王安石提拔为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准备以及执行的不当,变法之路越走越难,而到了后期,在王安石最需要靠山的时候,神宗却打起了退堂鼓。没有了皇上的支持,变法失败在所难免。现在来看,变法的失败虽然离不开变法者的安排,但缺乏坚韧意志力的神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变法的副作用远不止于此。尽管变法已经宣告失败,但是由此带来的新旧党争,却一直持续到神宗去世以后的很多年里。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宋神宗不仅变法图强,也非常关注边事。他反对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六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二月,宋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而对西夏的战争,则是宋神宗对变法成果的检验。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政权,自已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后来是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子谅诈(夏毅宗)继位。谅诈立梁氏为皇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一面整顿军务,与吐蕃盟好,又向宋朝“谢罪”。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谅祚病死,时年二十一岁。其子秉常继位,年方七岁,自然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虽为汉,但她却废汉仪,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梁太后又幽禁了想向宋朝归河南地的儿子秉常,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但是,“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病死。

宋朝打西夏,总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捷报频传,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龚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攻取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首先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宋神宗刚一登基,就急着改变许多沿用上百年的规章制度,这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宋神宗对西夏发动战争时,也犯了过于心急的毛病。他不太了解宋朝军队战斗力不高的客观事实,导致错误地制定了大深入敌后作战的方针政策。这一切,都是过于心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