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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刘渊是一个想做皇帝的匈奴单于 十六国政权的开幕者 反晋复汉

刘渊是汉化匈奴贵族后裔,看见西晋日趋衰败、各地流民纷纷起义反晋的浪潮中,趁势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

刘渊的母亲是刘邦宗室的女儿,也算是刘氏宗亲。当时刘邦作主把自己宗亲女儿嫁给冒顿单于,其实也算是和亲的意思。刘邦和冒顿单于结拜为兄弟。所以他的后人都跟母亲姓刘。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后裔。所以他也是匈奴族。就因为他是匈奴族的人,有一个时段他作为人质在住在洛阳,受到当时曹魏的大臣司马昭的厚待。

后来因为他的才能过人,被王浑推荐给当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看到他仪表非凡,谈吐举止得体,很是赏识他。想留他在身边为自己所用。可是也有一部的大臣出来劝诫:“这是外族,弄不好这是一个野心家的计谋。先在皇帝身边称臣,然后等待时机抢夺江山。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听了之后也就作罢,心里也有几分这种思想,毕竟刘渊是匈奴人,多少有点不太相信刘渊的为人。

后来他接替去世的父亲当了左部帅,因为才能出色,再后来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晋武帝死后西晋“八王之乱”,到处战争不断,晋朝日益衰落,已走到末期。那时急需要一位英明的领导出来主持江山,刚好这个时候刘渊称王的所有时机已成熟,于是他在永嘉二年,正式称帝,年号为“永凤”。刘渊政权是第一个汉化的匈奴政权。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刘渊的政权虽然不断在动荡,但他的当权为少数民族汉化,和各民族的深层次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渊出生于曹魏嘉平年间,在这个时期甚至更早,南匈奴贵族们就已经开始让后代接受纯粹的汉化教育。《晋书》中,老年匈奴刘宣、中年匈奴刘渊、陈元达、青年匈奴刘聪、刘曜,都好读汉人书籍,能熟稔地运用汉人典故,甚至说话口吻都在仿效汉人先贤。这种卯足了劲努力汉化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痛苦的,比如刘聪“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这种尚武风格是匈奴人本色,但同时他又“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从日后行迹而观,刘聪更像一个武夫,他的诗文质量有多少高,是令人怀疑的,但仅以数量论,他的勤勉已足以使人动容。匈奴如此努力,其动机与今日的我们考公务员无不同,就是想混进体制内。刘宣也好、刘渊也好,他们最初的人生目标都是成为金日磾,出仕汉人的朝廷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魏晋时代是以离经叛道的“魏晋风度”与虚无缥缈的玄学留名后世的,但这是文化界、思想界的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是坚定不移地以儒学为正教的。河内司马氏原本就是经学世家,得国之后,更是标榜以孝礼治天下,只是此时仁义孝礼的高调与礼坏乐崩的现实反差实在太远,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反动。又遇上晋武帝、晋惠帝两个皇帝一个宽厚、一个弱智,对于意识形态放任不管,玄学这才渐渐渗透到庙堂,成为新的时尚。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与官员喜好公然相背离的情况,颇类同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前苏联。

作为远在并州的土鳖,匈奴并不知道洛阳中枢的达官贵人们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孜孜不倦读着圣贤书,刘渊尤其是个好学生。作为匈奴,刘渊“猿臂善射,膂力过人”;作为汉文化的仰慕者,刘渊很早就掌握了儒教里那些夸张矫情的表达技巧,他七岁时在母亲丧礼上的哀伤表现,令太原王氏的当家人王昶都赞叹不已。太原王氏是当时最显赫的高门大户,王昶时任司空,假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是当时最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之一。

刘渊又曾远游上党郡,师事大儒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曾对同学说:“我每次读《汉书》,看到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就感到鄙夷。君子应该以一物之不知为耻。前者遇到汉高祖都不能立功封侯,后者遇到汉文帝都不能振兴礼乐教化,真是太可惜了!”——理想嘛,是放在心里默默想默默做的。刘渊此言,用意不过是“我刘渊文武双全,乞求售于帝王家,拜托同学们替我延誉,谢谢!”类似于今天的入党申请书。

由于刘豹过于强大,让人不安,执政者要求刘豹表达忠心。地方势力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派至亲去做人质,这一行为后来形成制度,晋朝的地方都督外出统兵,都要把家人搬到洛阳去居住。当时塞外的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给刘豹做出了榜样,派儿子沙漠汗到洛阳做了质子,刘豹有样学样,刘渊因此搬家去了洛阳。这是曹魏咸熙年间的事,刘渊大约十五岁。

尽管是去做人质,但刘渊并不排斥洛阳。金马门前集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彼时论天下繁华,无过于洛阳;论人物衣冠,也无过于洛阳。刘渊显然憧憬过他的仕途,从铜驼街上的少年,到待诏司马门的贤良,最后出将入相,封侯万里,留名千载。

这种憧憬持续了好多年。太原王氏始终与刘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王昶死后,儿子王浑继续被委以重任,先后都督淮北、豫州、扬州诸军事,王浑的儿子王济则成为晋武帝的女婿,深得皇帝宠信。王浑多次向晋武帝推荐刘渊,次数多了,晋武帝被勾起好奇心,召来刘渊谈心。一谈之下,果然是人才,晋武帝大悦,对王济说:“刘元海仪表不凡,见识过人,由余与金日磾也不过如此啊。”

拿刘渊与由余、金日磾做比较,表示晋武帝存有启用之心。王济当即趁热打铁,说如果让刘渊去淮南领兵打仗,“吴会不足平也”。晋武帝点头称善,眼看这事要成,身旁孔恂、杨珧泼来一盆冷水,说刘渊确实是人才,但这人才并不好使,兵给少了,不足以成事,兵给多了,平定江南之后刘渊可否还是陛下的臣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陛下请三思!晋武帝默然,此事遂罢。同样的场景在泰始末年又重演过一回。当时关陇爆发秃发树机能叛乱,凉州失守,尚书仆射李熹提议让刘渊率领匈奴去平叛。反对者依然是孔恂,理由依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两回碰壁,表明在晋武帝心目中刘渊终究只是个匈奴人质。所谓“由余与金日磾也不过如此”云云,只是这位宽厚长者的客套话罢了。从曹魏咸熙年间到西晋咸宁年间,刘渊整个青年时期都是在洛阳度过的。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遇上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这段经历必然会对刘渊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如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忍受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在习惯于汉人贵族锦衣玉食、纤巧华美的生活之后,即使是匈奴,也无法对游牧民族原始粗犷的生活产生向往。

刘渊在洛阳期间,已迅速追赶上潮流脱儒入玄。他掌握了中朝名士那套虚伪矫情的语言,用恬淡无求的姿态包裹浓郁的名利心;他甚至学会了长啸,这是魏晋名士的招牌动作,不会长啸,无以称名士,肺活量太浅,做不了大名士。刘渊离开洛阳时,已是上流社会的知名人物。因其遗惠,其子刘聪游历洛阳时,受到的待遇远超过一个弱冠少年所应当得到的。名士领袖乐广、张华都对刘聪做出非常优异的评价,王济甚至领着刘聪去拜访洛阳权贵,他们拜访了当时还是豫章王的司马炽,司马炽与刘聪交换了各自创作的诗文,还进了射箭比赛,比赛的公正性并没有因为双方地位悬殊而受到影响,比赛结果暗合了这两位未来皇帝的命运,司马炽得九筹,刘聪得十二筹,刘聪胜。

在表面上,刘渊已实现夙愿,混入西晋社会的主流,他在洛阳建立的良好人脉换来西晋政府始终如一的信任。咸宁年间刘豹病死,刘渊接任匈奴左部帅,到了太康年间,晋武帝任命他为北部都尉;晋惠帝继位后,封他为“汉光乡侯”,又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这等于公然将整个匈奴五部交到刘渊手中。刘渊能成为匈奴大单于,晋武帝、晋惠帝父子功劳最大。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刘渊对匈奴大单于兴趣并不大,他是想做金日磾的,但成为金日磾的机会,晋武帝始终没有给予。在洛阳的最后几年,刘渊进退维谷,十分痛苦。别的京漂如果心灰意冷,还可以黯然回乡,唯独刘渊不行,谁让你是人质呢?青州东莱人王弥也是个京漂,漂了几年之后认清形势,决定返回家乡。刘渊给他饯行,满腹委屈憋不住,痛哭流涕,说:“王浑、李憙二位大人以乡曲见知,多次为我举荐,不料馋言因此而起。我本没有仕进之心,这是足下知道的,二位大人的举荐非我所愿,只会给我带来灾祸。恐怕我将死在洛阳,今日与你永别。”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王弥也是眼泪哗啦啦的,两人长嘘短叹,都喝高了。喝高了的刘渊“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当时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就在附近,看到这边热闹就派人过来查看,把刘渊的满腹怨言都听了去。齐王回到宫里,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晋武帝并没有因此杀刘渊,他是个缺乏远见的平庸皇帝,也是个宽厚长者。身旁王浑说了几句“要以德服人、不宜无根无据杀掉质子”的话,晋武帝点点头,说,王浑说得对。

就如汉人政府对刘渊既欣赏又提防的态度一样,刘渊对于汉人政府、对于华夏文明,也怀有无法简单言表的复杂感情,这种情绪也许如同我们回想初恋,甜蜜与苦涩并存,还有一丝眷恋。即如初恋往往会影响我们的择偶标准,在刘渊返回偏僻荒凉的故乡,得悉内战已起,洛阳繁华不再之后,“再建一个盛世”的念头,可能曾在刘渊的脑子里闪现过。这个盛世,自然不会是匈奴社会的盛世,而是晋武帝“太康盛世”的那种盛世。

但是,即使这种愿望真的存在,也只会是刘渊一个人的愿望,大多数匈奴在汉人的盛世里已经受够了。即如一切社会变革都会有某些群体沦为牺牲品,这些对本部落大人惟命是从、追随内附到并州的匈奴们,境遇非常悲惨。长期居住在并州,清楚匈奴苦难的刘宣用八个字总结族人境况,“晋为无道,奴隶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