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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慈禧太后为什么跟一棵白果树熬鳔

老北京话有所谓“熬鳔”,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到或听到了。这个词的本义是指把鱼鳔慢慢熬制成一种胶,形容某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反反复复,黏黏糊糊,软磨硬泡、纠缠不休,跟“执着”有点儿近义却显得贬义一些。

把“熬鳔”一词用在有点儿“轴”、有点儿死心眼的小市民身上,倒还无妨,但是如果用在达官显贵乃至皇亲国戚上,就未免不恭,但偏偏清末掌国的慈禧太后,就干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跟一棵白果树“熬鳔”个没完没了。

来龙正脉,点穴最佳

北京西郊北安河乡的妙高峰古香道旁有一座“七王坟”,埋葬的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

七王坟最早叫“香水寺”,建于东汉建武五年,唐代改成“法云寺”,金章宗完颜璟时期又赐名“香水院”。明代笔记《帝京景物略》有记:“小峰屏簇,一尊峰刺入空际者,妙高峰。峰下法云寺,寺有双泉,鸣于左右,寺门内甃为方塘。殿倚石,石根两泉源出:西泉出经茶灶,绕中溜;东泉出经饭灶,绕外垣;汇于方塘,所谓香水已。金章宗设六院游览,此其一院。草际断碑,香水院三字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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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始执掌大清朝政。在这次政变中,奕譞坚定地站在慈禧一方,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咸丰梓宫的肃顺,立下了大功,从此不断得到升迁。同治三年,年仅25岁的他被加封亲王衔,同治十一年晋封醇亲王……青年时代的奕譞颇有些雄心壮志,以操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八旗兵为理想,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自己才具有限,而那个垂帘听政的嫂嫂又是个权力欲极强、政治手腕过人的政治家,所以变得忧谗畏讥,小心翼翼,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行,身体也越来越坏,对于朝政,能躲就躲,没病也要称病。

同治七年的夏天,奕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蔚秀园别墅休养,其间他挂念自己园寝的选址,就带了一位名叫李尧民的风水先生前往妙高峰一游,李尧民对香水院一带的风水连连叫好,认为此地乃“来龙正脉,点穴最佳”。遂选定此地为园寝基址,陆陆续续直到光绪二十五年才算完工,耗资二十七万六千多两白银。

慈禧“熬鳔”的那棵白果树,就位于墓地南侧围墙外面。这件事的原因说来复杂。公元1874年,同治帝病逝,在选择皇位继承者时,慈禧为了继续把持朝政,选定了奕譞的次子、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嗣位,是为光绪帝,据说圣旨下到醇亲王府时,奕譞吓得昏死过去,连连称祸,因为他深知自己作为皇帝的“生父”,客观上一定对慈禧权力的正当性形成挑战——按照规矩,儿子称帝,他这个“生父”无论摄政还是议政都是合理的,而奕譞自知绝非慈禧太后的对手,却又一定会备受慈禧太后的猜忌,所以有生之年只怕能保全脖子上的这颗脑袋都难,因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奕譞小心翼翼,不敢妄言妄行,才算保全了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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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事可以证明奕譞畏祸到了何等地步。1886年5月,北洋水师举行大阅兵,接受朝廷检阅。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钦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派时任总理海军大臣的奕譞前往北洋阅兵。清末学者、“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大臣王照在笔记《德宗遗事》一书中写道,奕譞这个总理海军大臣,原本就是慈禧为了便于从海军经费中挪用款项修建颐和园安排的,奕譞对慈禧的命令,从来不敢有违,听说慈禧要派自己阅兵,这涉及“兵权”的事儿最是敏感,登时吓得不轻,而更加令他恐惧的,是“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为了应对慈禧的试探,奕譞“力请派李莲英偕往出京,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莲英随见”,其意,无非是避免擅权的嫌疑罢了。

王上加白,乃是皇字

尽管如此小心谨慎,慈禧对奕譞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他于光绪十六年去世,慈禧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让慈禧提心吊胆这件事情上,光绪倒还真算得上父业子承,1889年亲政后,他与明里暗里继续干涉朝政的慈禧太后经常发生摩擦,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惨败让光绪帝更加意识到,强国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国内的封建保守势力,因此他逐步开始酝酿和推进改革,势必引起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憎恶和不满。

个中有个名叫英年的,任工部右侍郎,此人在揣测上意方面是把好手,他觉察出帝后不和,想了半天想出了个馊主意。《德宗遗事》载:“醇贤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万年之物。”英年就上奏慈禧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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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惹得慈禧太后动了伐树之心的是这么一句:“白果树覆盖着王爷的墓,王上加白乃是‘皇’字,正应在当今皇上身上。”众所周知,光绪皇帝是因为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早逝才继承皇位的,慈禧心里对此不可能不存芥蒂,而今光绪亲政,让权力欲极强的她“退居二线”,原来这一切都因为奕譞的墓地选得好,慈禧怎能不恼火。

   但伐树毕竟是要在光绪皇帝亲生父亲的坟头上动土,不能蛮干,于是她征求光绪帝的意见,没想到一向温和平顺的光绪帝勃然大怒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

慈禧太后不仅狠毒,而且擅斗,一个举动能激怒对手,恰恰证明击中了对手的“命门”。有一天光绪皇帝刚刚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光绪皇帝知道慈禧要做什么,赶紧命令御驾出城,前往西郊,到了红山口,突然在御轿里号啕大哭,因为往时每每走到这里,“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

光绪哭了二十里路,终于来到父亲的墓地,“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名内侍挖了一个“周环十余丈”的大池子,“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复生芽孽也”,光绪满脸泪水地问在场人事情的经过,有人告诉他,太后先亲自拿着斧头砍了那棵白果树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光绪帝无话可说,“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

这件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春明叙旧》有记,从根部锯断白果树时,树干流血,伐者产生恐慌,后来方知数十条蛇盘踞在树穴之内,“树血”实为蛇血,谁知就这么刨树根,灌石灰水,第二年开春,原地居然又长出了数根新条,把慈禧气得半死,下旨将树墩连根刨断,由数匹马拉出坑外,再一次用白灰填实,把白果树“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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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象征,照样砍伐

白果树作为一种“长寿树”,自古就受到人们的推崇,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意思是爷爷种下的,孙子可以吃到白果,寓其惠及子孙后代,因此,关于白果树的灵异传说也就特别多。

《檐曝杂记》写嘉庆十四年三月九日,常州府学院子里的一棵大白果树“腹中忽发火”,从树干的缝隙中迸发出青绿色的火苗,有四五条小蛇从树洞里窜出逃命,“初十日辰刻方熄”。虽然烧了这么长的时间,大白果树却没有受到太大伤害,“葱郁如故”。

没想到这么个事儿,却引起《檐曝杂记》的作者、历史学家赵翼的考据兴趣来,他曾经在明代学者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看到过一个典故:“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赵翼想,没准儿这是一棵大树上相隔百年发生的两场火情,“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至于其中的征兆,赵翼认为是好事,“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不过,嘉庆十四年并非会试之年,到底这场火预示着哪位读书人的文运当兴,“俟日后验之”。

《履园丛话》记载过类似的事情,扬州钞关官署有一棵大白果树,“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观察使夜梦一人,长身玉立,手持一纸上书‘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树神也,居此一千五百年余,兴之屡见,公知我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着火,“凡一昼夜乃熄”,但很快白果树又复青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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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不死”的象征,其中必有神灵庇佑。《池北偶谈》中写一年“京口檄造战舰”。“江都刘氏园中有银杏一株,百余年物也,亦被伐及”。谁知工人锯断了树之后,发现“木之文理有观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工人们报告了督管战舰制造的官员,“众共骇异”,赶紧依照纹理将观音像雕凿出来,“施之城南福缘庵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逃亡日本,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秘密潜回国内,光绪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斩于西安”。光绪二十八年春,王照在北京汤山一带以“赵举人”的身份生活,“每日出游各村”。有一天,他“短衣草笠,漫游而西”,经过七王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与欷歔”。村民们说,挖树根时“出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径尺余,长数丈”,王照感慨万千,当日慈禧之狠戾伐树,其实就是一种恨不得灭绝光绪帝的“巫蛊之术”。按理说,白果树本身是长寿树,又是“不死的象征”吉兆,又有各种容易让人们不管是穿凿附会还是心向往之的“神之纹理”,那么对一棵“万年之物”实施砍伐,又挖根填灰,实在是十分不祥的举动,但慈禧太后就干了,从晚清——尤其是庚子国变前后慈禧一系列丧心病狂的举动来看,为了权力,她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兴亡,哪怕让整个国家给自己陪葬——何况是一棵白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