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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明朝国力强盛为什么不收复西域地区?明朝是如何从经营西域到最后放弃西域的?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国力强盛,但却一直没有收复汉唐时期的故土——西域地区。纵观历史,明朝对西域的管辖,最远只延伸到了哈密一带。明朝国力强盛,却为什么不收复西域地区?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不但使西域与我国历史的进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为汉武帝击破匈奴提供战略支持。历代中原大一统王朝对待西域的策略大概都要考虑两个方面,即自身状况和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需求。我国历史上,从秦汉迄于隋唐,多以关中平原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天山南北被视为战略缓冲之要地,玉门、阳关被视为守卫京畿之门户。

所谓“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有效控制西域,不仅可保京畿安全,还可以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形成有效战略威慑。“然抗胡事业,岂止金刀已也,远交近攻之策,旁抄后袭之略,得失成败,关系尤钜,其策略为何?即经营西域是也”。

朱元璋是从游牧民族手中恢复中国,所以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追击北遁的故元遗兵。这些是汉唐所不曾面临的,加之明初政治经济重心均远离西北,“遥远”西域的战略地位势必不同于汉唐。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明朝经营西域的策略如何形成,怎样发展,作何评价,确实值得深入讨论。

明初的严峻形势

洪武元年,元顺帝携朝臣百官北遁大漠,明军攻占大都,但明军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山西尚有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陕西一带则有李思琪;再以西至甘陇则有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各拥兵万余众;东北地区辽阳行省的也先不花、洪保保、刘益、高家奴等分兵把守严阵以待;盘踞金山的纳哈出集团,更是肆无忌惮地骚扰刚刚归附的辽东地区。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驻守云南;另外云南段氏、麓川思氏等据险以守,并且还时而为北元提供援助,企图割据云南。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可见,北元的军事实力依旧不可小觑。加之元朝在黄河以北区域社会基础尚存,元廷并不愿善罢甘休,时刻准备恢复旧疆,重返中原。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对北方草原的大规模用兵,北元的实力也的确受到巨大削弱,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但却一直没被彻底消灭,蒙古各部族势力仍然遍布明朝的整个北方,以至于“终明之世,边防甚重”。如果以公元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向后金皇太极投降,献出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作为北元最后终结标志,那么北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孤悬关外的关西七卫

洪武二十六年,陕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基本上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管辖和军事控制。然而,由于我国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民族分布情况,自古以来,河西走廊的发展和安全都不能仅凭借自身的守备部署,其两端也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其西北端——嘉峪关外的西域,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的战略屏障。

其次就是其东南端——西番地区,这里被认为是隔绝羌、胡的要冲。嘉峪关以西地域广阔,情况非常复杂。元朝对西域没有实现有效掌控,这在客观上给明廷制定其西域经营策略时,留下了巨大障碍和干扰。明朝先后设立的关西七卫,即指安定、阿端、曲先、赤斤蒙古、沙州、罕东、哈密七卫。

后来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严格讲前后共设有八个卫。设立时间从洪武八年延绵至成化十五年。由于对这些卫所的羁縻过于宽松,而且在其面临危机之时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后续措施,关西七卫不断受侵袭、残破,直至先后内徙嘉峪关。这些是导致嘉靖年间采取闭关绝贡、放弃西域的重要原因。

河西要冲的西番诸卫

大小金山以南,陕西行都司东南、青海湖东南的河湟地区,为西番诸族驻扎居住,由于位于河西走廊的东南关口,故与哈密战略地位类似。《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称“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所谓“陕西三大寇”就分布于西番河湟周围;“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因而此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北拒蒙古,南捍诸番,稗不得相合”。

于是“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谕,其酋长皆观望。复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此外,明廷也与此地开始了罗绮、绫绢、茶叶、马匹、毛皮等多宗贸易。但是,如何保证对西番地区有效控制和长期稳定,并隔断与蒙古的联系,这是明廷悬而未决的难题。

最终,明廷广建卫所以镇戍西番。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二年,明朝先后设立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四卫,并辅之以有效措施,使西番等地处在明朝统一的军事控制及行政管辖之下。洪武二十年平定辽东后,强化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开通西域成为明朝西北边疆经营的主要内容。

山丹、甘州、肃州等卫相继建立,暂时掌控住了河西走廊的局势。同时还一度取得对西域哈密的军事胜利,大有掌控河西,连通西域,隔断蒙藏之势,可是自古攻城容易守城难,西北边防压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明廷在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经营成效迥异

将明廷对嘉峪关以西地区和西番诸地的经营策略进行比较,就非常清晰地看到:战略地位相似,而措施迥异,效果当然也相去甚远。表面上看,两地都设卫所,招抚当地部族头领,委任大小官职,但其实具体细节措施有着较大差异。正德四年,因内部矛盾,一部分鞑靼部蒙古人逃至青海湖地区,劫掠当地土著番民,盘踞于此形成所谓“海寇”。

“海寇”严重威胁到明朝西北边疆安全,但明廷内部却对此剿抚不定。嘉靖二年,为扫除盘踞青海湖周边地区的蒙古海寇,杨一清主张征讨清剿,而兵部尚书金献民却献策招抚,“议遣官招抚,许为籓臣,如先朝设安定、曲先诸卫故事”。看来明初于安定、曲先施行羁縻之法,其目的也仅仅是安抚而已,并无在必要时实施相应管控的打算。

明廷对关西七卫寄予厚望却弱于战略部署

明朝对待关西七卫问题上锐意进取态度的缺失,这从关西七卫的代表哈密卫的情况就可一窥究竟。关西七卫中的哈密卫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视为“西域要道”,因此明廷对西域的经营策略在哈密卫能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明廷对于哈密卫的期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断北虏南通之臂”。

即负责接待来自朝廷以及西域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节,统领关西诸卫,代明廷维护西域其他卫所的团结安定,还要阻断西域北面蒙古瓦剌部与西域的联系。“令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此国译文具闻”。即要求西域各国遣使求贡、互市通商都得通过哈密翻译文书,发给通关文牒,俨然将哈密卫当作西域和内地交往的中转站。

明廷对哈密卫的期望

“弭西戎东窥之心”,诸国之向背虚实皆赖其传报,也就是要使其担负刺探、搜集西域各国情报,起到监督侦查作用。哈密卫位于如此关键的战略位置,明廷又给予那么高期望,可在具体措施上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不派流官

虽然永乐四年“设哈密卫,给印章,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镇抚,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脱脱”。此次明廷所派周安、刘行二人确为辅佐忠顺王,协助处理哈密卫事务,但自此以后却再无下文。

没有委派官吏,全凭西域诸族官长决策大小事务,实难以保证推行朝廷之决策政令,难以保证域内舆情通达于上。这样的羁縻卫所具有非常强的不确定性,对于靠此维系的边疆防卫而言,自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不驻甲兵

关西七卫的军士来源,并不由朝廷差遣中原卫所军士前往补充,而是将原部落头目就地封官授职,管理各自原有军士而已。虽说有约定明廷可根据需要调拨,统一指挥。但由于这些军队的训练、作战指挥基本都由本族头目自行负责,且不仰明廷之粮饷。这样的军队对于明朝边陲军事保障而言,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天顺四年“癿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且告难。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其国以残破故,来者日众”。看来,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作为经营西域的后盾,维护关西七卫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兴屯垦

在军队驻扎地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适度推行屯田以辅助军兵粮饷,是古代常见的做法。朱元璋更是视军屯为军队粮饷的根本措施,曾以“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为傲”。但在关西七卫尚未发现有史料能予以佐证。

另外,本地区气候原本干旱,若要推行屯垦,保证粮饷供给,须迁徙精于农作的农民或者屯守汉地的卫所军兵,依赖有限的水源进行屯垦耕种。并且元朝时期这些地区又在蒙古诸部控制之下,根本不重视农业发展,现如今又不驻守中原汉族军兵屯田守边,这就无法对有效控制关西七卫提供必要的粮饷支撑。

不课赋税

七卫地区课税不入朝廷,而交各自首领。遇到灾荒还可正大光明地向明廷申请赈济。七卫在经济上独立,直接导致大小首领有较强的独立性,不会轻易受制于明廷之政令。

不预纠纷

按常理,明廷册封卫所,自然就有责任调和各卫内部或与周边区域的摩擦和矛盾。但事实上,明廷在处理七卫之间纠纷和与周边地区摩擦时态度消极。正德四年,罕东左卫只克部遭遇番族劫掠邻境,守将请兵清剿。兵部却答复说:“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

明廷处理七卫摩擦时态度消极

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籓篱。今番人相攻,于我何预,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晓谕诸族,悔过息兵。”虽然使其“犬牙相制”,不得坐大而威胁明朝西北关隘的策略是可取的,但不维护各卫之间的平衡和相对稳定,既有失明廷威信,又有害西域的稳定。

明廷赐予哈密卫金印,派官辅佐,俨然犹如亲王。这非但不能体现明廷对西域战略地位的重视,反倒更加反映出其经营西域策略的不成熟。因为仅凭一枚金印无法换来任由明廷差遣的军队,也不能换来任由明廷调拨的粮饷。对于哈密卫的实际效果,清朝史学家谷应泰表示:哈密卫“取不亡矢遗镞,守不留兵屯戍……仅铸哈密卫印,更赐罕慎,弃地损威,端先见矣”。

显然,在谷应泰看来,明朝西域策略是空中楼阁,弃守西域是注定之事。事实上,哈密卫要能够长期扮演关隘重镇的角色,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能震慑各方势力的明廷强力支持;二是具备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三是其首领具备协调诸部关系的能力。可实际上“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种落杂居……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散,国势渐衰”。

特别是哈密卫与北面的瓦剌,西面的土鲁番,东面的沙州、罕东、赤斤诸番“悉与构恕”,哈密卫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立足于西域。更能直接说明明廷经营关西七卫策略不当的就是所谓哈密卫的“三立三绝”,即哈密因不堪瓦剌和土鲁番的侵扰,竟然前后三次城池被侵占,最后竟弃城投降土鲁番。

哈密卫的三立三绝

哈密卫的覆没,是明目张胆地对明廷权威的践踏,但明廷却始终没有保全之法。明廷对哈密的实际经营方式与哈密卫所处战略位置名不副实,其要为今后两百多年间明蒙之争中明廷毫无战略威慑优势负责,要为河西走廊直接暴露于蒙古铁骑负责。哈密卫被侵夺,其他关西诸卫也纷纷内徙,这是明初西域经营策略失败的直接体现。

明廷对西番诸卫的潜心经营

明朝对西番诸卫的管理是比较系统的。《明史·西域二·西番诸卫》称“遣西宁等四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可见明廷的思路是清晰的,即在军事、行政、经济等方面都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军事、行政上,采取流官、土官制度与卫所制度相结合的措施

洪武初设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四卫,另有再增设千户所,如洪武八年设归德守御千户所,属河州卫。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又置川卜千户所属河州卫。土官制度根据具体卫所情况,或“土流参治”,或全部任用土官。如河州、洮州卫由于事务繁重,则以任用土官协助明廷所派流官。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征西将军沐英等成功平叛。后朱元璋要求:“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以指挥聂纬、陈晖等六人守之。”外甥李文忠曾以边地驻军、饷艰民劳为由,进言撤回驻军。但朱元璋却反复强调对边关要地的军事把控,将其作为固守疆圉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

民族宗教方面采取因俗而治策略

西番之民民族众多,且多杂居,多笃信藏传佛教,佛教僧众在社会管理层面的作用不可小觑。所以元朝采取实行僧俗并用、军民通摄的管理体制,确立政教合一的制度。而明朝则依靠“多封众建,以教固政”达到对此地的有效治理,即“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

这与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协调一致的。洪武六年,朱元璋在给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人的招降诏书中表示:“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向西番诸地表明将尊崇各派藏传佛教,不偏倚任何一派一系的态度,这对西番诸地诚心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方面由明廷垄断茶马贸易

自古,紧密的经济联系是维系边疆稳定的纽带。由于西番地区的饮食结构原因,茶叶是其生活食品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不得茶则困以病”,但由于气候原因却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与内地贸易获取。

本地区历来以牧业为主,所产马匹也是中原所稀缺,这样中原与西番诸地的茶马贸易一直不曾断绝。所以严格控制茶马贸易是维系西番诸卫稳定的重要保障,“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

明廷对西番诸地的经营是比较成功的

“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正是西番地区的稳定,为明廷解决了防寇掣肘的难题。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将整个西番区域整体考量,诸如其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经济等方面得到有机协调。

如果说军事政治力量的介入为之后的有效管辖打下基础,那么合乎时宜的宗教政策就是番民诚心归附的关键,而始终把控内地与西番诸地的经济联系则犹如一条牢固的纽带,使其得以长期维系。可见,明朝之所以能对西番地区实现较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不是偶然。

相比较同样因俗而治的西域,明朝之所以对西番地区实现了长期的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将整个西番区域整体考量,其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是相互协调,并且都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明朝的关西七卫,于前不如汉、唐之都护府,于后不如清朝之伊犁将军。与这些朝代相比,明朝编户人丁不可谓不足,披甲军兵不可谓不勇,守边将帅不可谓不忠。

可为何被北元的战事困扰始终,无法根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西域经营策略框架没有被突破。明朝是对关西七卫给予厚望的,但现实效果却大相径庭。根源在于其西域经营策略的消极退让,正所谓“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不仅使有明一代在西域开疆拓土无法实现,并且连“固守疆圉,防其侵扰”也难以确保。

明朝对边陲要地的经略原则,“镇边疆者当率旧章,服夷狄者当用世族”。“从其旧”“因俗而治”,部分采取羁縻手段管理边疆,在当时来看当为可行之法,适用于关外西域,也适用于西番要冲。但却不能因循守旧,不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变通。比较明朝时期的西域与西番之地,战略位置相当,却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采取消极保守的策略,使明廷在西域问题上越来越被动,以至到了嘉靖年间闭关绝贡,放弃西域的地步。

放弃西域,明朝不仅失去了进一步开发西域的时机,而且致使地方势力坐大,这样既是将西域防卫压力转移到了嘉峪关———河西走廊一线,又使得蒙古诸部没有西域明军的战略威慑,使其能肆无忌惮的饮马河套,劫掠州县。明朝西域经营策略的失误,没有真正重视西域的经营,犹如洪武三十一年解缙被贬河州所著诗《登镇边楼》云:“陇树晴云万里秋,思亲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