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传统服装为什么运用对比手法?
京剧传统服装集中体现了形式美。其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在形式美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服饰的外观造型、色彩和寓意综合为一个整体,是角色性格刻画的主要助手。对比手法的运用,大致可归纳如下:
黑白对比
从光学角度分析,黑色是三原色光的等量相减,白色是三原色光的等量相加。黑和白包容了世界上千变万化的色彩于一,因此,传统京剧大量运用黑和白色做为服装色彩运用的一条途径,是再简单又再丰富不过了。它是寓丰富于简单之中,在简单中求得概括。
《霸王别姬》是一出净、旦为主的折子戏,霸王穿黑靠,勾黑脸,虞姬穿白裙袄,俊扮粉妆,这一黑一白,一壮一秀,是黑白的强烈对比,浓淡的强烈对比,美丑的强烈对比,相辅相成,对立又统一。《挡马》、《三岔口》、《两将军》等,都是以黑、白两色为服饰基色,装扮剧中的主要角色。《挡马》中杨八姐女扮男装穿白、焦光普穿黑这是一男一女的短打戏,《三岔口》中的任堂惠和刘利华,《两将军》中的马超和张飞,都是两个男角色为主的武打戏,都是一白一黑,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性格,成为京剧服饰中重要的着装方法。
华素对比
京剧服饰,不注重时代特点的追求,没有季节变化的表现,也不带有地区性的特色,而以角色的等级地位和类别为标准,帮助刻画人物性格。这当中,华丽与朴素的对比服饰,更多地体现了角色的性格因素。《铡美案》、《豆汁记》两出戏,是华素对比的典型注脚。《铡美案》中,受害者是秦香莲,穿黑裙子,白孝带,蓝边饰,不尚奢华,处境令人同情;陈士美身居高位,享受驸马待遇,穿华丽的红蟒花翅,华贵显赫。随着剧情发展,对陈士美越来越憎恨,最后被包拯处死时,刽子手剥掉他的外衣,给人一种剥掉了他虚伪外壳的感觉。两个人物,一个着衣华丽而内心丑恶,一个朴素寒微而内心高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穷与富的对比,是素与华的对比,也是善与恶的对比。《豆汁记》中穷书生莫稽,在生命旦夕不保的情况中被救活,后做了县官由穷衣换上了官衣,俨然一表人才,前后判若两人,人格也随地位变化而改变,服饰的变化紧紧与地位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形成又一种素与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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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例对比
有一类剧目,来自民间传说,话本成小说,在服饰上常常以一剧的主人公为底本,其他剧目也参照穿戴,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即凡一剧目有相同人物关系的,便沿用同一』艮饰,而不问这些人物是属于哪一朝代。例如“桃园例”、“黑红例“。汉末,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是结拜于桃园的异姓兄弟,刘备俊扮,在西蜀称霸业之前穿白,关羽揉红脸,穿绿(早期中国戏曲的关羽是穿红),张飞勾黑脸穿黑。这一白、一红、一黑三种色彩并用,鲜明突出,形成“桃园例”。根据“桃园例“的特点装扮的戏曲人物组合有:宋代的杨延昭、孟良、焦赞,还有岳飞、王贵、牛皋,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桃园例”相似,因此穿着都是一个俊扮穿白,一个是勾红穿红,一个是勾黑穿黑,一兄两弟,一帅两将,一细两粗,在舞台上给人留下了清晰的印象。“黑红例”是指剧中两个人物关系密切,服饰色彩与勾脸都是一红一黑,如孟良、焦赞;王贵、牛皋;赵匡胤、呼延赞等就是。它们色彩是对比的,又是相近的。在粗豪中有诙谐,在激斗中有真情,在矛盾中有亲和。他们的服饰色彩和人物性格紧密相连。
文武对比
有时,为了深化角色性格,在主人公出场时,要造出烘云托月的气势,使主人公形象在文和武的对比中高大起来,是传统京剧服饰的又一重要手段。《长坂坡》中的曹操,位高权重,踌躇满志,正在围追堵截刘备及其手下的臣僚眷属。为了体现曹操的威武气魄和雄才大略,场面上的对比手法收到了预期效果。曹操点兵时,手下有八员英勇善战的骁将,一律上、下五色的长靠,背后三十二面护背旗威风狂傲,雁翅排列在两厢,外围有执械的士兵,两旁有传令的中军,满满一台角色,屏息敛气俯首听命于稳坐当中的穿红蟒、黑相纱,勾白脸的曹操,显示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可一世的气派。
《失空斩》这出戏,在刻画诸葛亮的形象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当他坐帐点兵时,两旁是四员蜀将,全身披挂,又簇拥着众兵丁们,这四武一文的对比,把诸葛亮儒以治军的武略文韬充分表达出来,为后面马谡失守街亭导致空城退司马懿大军四十里做了恰当的铺垫。
上述所用的衣饰,使用时的对比手法的运用,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而是协调一致地存在着。传统京剧服饰在强烈对比中,找到了用以达到美的境界的路。“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适度的“,在一个绚丽多彩的场面中,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又有一种协调的意蕴旋绕于其中,最终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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