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师黎抡杰

黎抡杰是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旗手。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重庆解放碑前身是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被改为现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恢复“纪功碑”原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纪功碑的设计师黎抡杰（1912-2001），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宣传家，却鲜为人知，连建筑史研究者都没见过他照片。

早在1994年，建筑史学者赖德霖已将黎抡杰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现代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宣传者之一”（《中国建筑业年鉴》，1994年，第496页）。后来，又进一步称之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极其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宣传家”（赖德霖：《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第146页）。

广州的建筑史学者彭长歆注意到，正是黎抡杰设计了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近代哲匠录》，2006年，第71页）。建筑史专家一直在寻找黎抡杰的照片，但却毫无结果。

在广东省档案馆里面，我找到了黎抡杰的履历表、调查表，但没有照片。档案记载：

黎抡杰，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家住永汉南路（今北京南路）德佑坊8号，193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并留校任助教，而后随勷大工学院转到中山大学工学院。

黎抡杰在哪里念的中学？档案并没有交待。

笔者在广州市一中校刊《市一中学生》里，发现了黎抡杰的名字，还有他写的文章，并从该校第二届《毕业同学录》中，找到了黎抡杰和另一位建筑大师莫伯治的照片。

在广州市一中期间，1930年，黎抡杰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民众教育股干事，兼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具体工作是利用学校课室开办民众夜学（夜校），招收失学少年入读。黎抡杰讲授“常识”一科。

到1931年4月，广州市教育局明令夜校要由市立中学当局直接承办，不再假手学生会，黎抡杰随即辞去主席职务，并编制了一份长达111页的报告，包括学校概况、职员分配、教务概况、训导概况、历次会议记录、历次报告呈文、预算书、决算书、毕业生名录等，可见他做工作的认真程度。

纪念碑旧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黎抡杰1932年夏从广州市一中毕业，1933年秋才考上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在勷勤大学名师的熏陶浸润之下，他和同学郑祖良一起，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代言人。

他们两人的恩师林克明，可算是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开山祖师。林克明早年留学法国，在实习阶段敏锐地吸收了欧洲新兴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随着科技进步加速，古典建筑繁复拘谨、不切实用、造价昂贵的缺点逐渐显露，现代主义思潮主张从功能需求出发进行设计，以简洁明快、经济实用为主要考量，打破学院派的条条框框，创造适应新时代的建筑文化。

林克明主持规划和设计的石榴岗勷勤大学校区，是19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大试验场。1932年，林克明以广东省立工专建筑科为基础，筹建勷勤大学建筑工程系。1933年5月，他在校刊发表《什么是摩登建筑》一文，系统介绍“摩登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由来、本质和特点。

在勷大浓烈的现代主义氛围中，黎抡杰和郑祖良这两个同学兼室友，勇猛地跳入新潮流之中。1935年郑祖良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新兴建筑思潮。1936年7月起，郑祖良、黎抡杰等被派在本校工程处实习，参与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建筑群的施工监理工作，从实践中积累经验，领会林克明的设计思路。

1936年10月份，勷勤建筑系7个学生利用设计中山县模范监狱方案获得的奖金300元，创办了《新建筑》杂志，由黎抡杰、郑祖良担任主编。《新建筑》的口号十分响亮：“反抗因袭的建筑式样，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

黎抡杰、郑祖良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主要代言人。1937-1947年间，黎抡杰完成宣扬新建筑的文章9篇，单行本著作7册；郑祖良的著述数量也不相上下。两人成为这一时期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双子星”。

在外患日深的年代，国民党被迫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提倡造价高昂不切实用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黎抡杰、郑祖良的大声疾呼，未能得到良好的回应，只好转向防空建筑、陪都城市规划的研究。

1940年4月，黎抡杰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前往重庆与郑祖良会合，次年，《新建筑》杂志在重庆复刊，仍由黎抡杰、郑祖良担任主编，并组织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两人相继进入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1946年，黎抡杰进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任工程师。在这里，他接到了设计纪功碑的任务。

1947年，黎抡杰以“黎宁”笔名在《新重庆》第1卷第3期发表《抗战胜利纪功碑之建筑》一文，称：“抗战胜利纪功碑自去年十二月兴工，今年八月完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性之唯一性纪念建筑。纪功碑的设计是八面塔形的高层建筑，由三个部分组织而成，第一部分是碑台，第二部分是碑座，第三部分是碑身及其瞭望台……碑身高度为二十四公尺，由四公尺直径之圆筒构成，内部圆形，外部则为八角形。每角边缘以米黄色面砖铺砌。内有悬臂旋梯一百四十步，可升至瞭望台。瞭望台较底部为宽，直径四公尺五，可容二十人左右登临游览……”

纪功碑实际在1947年8月建成，10月10日剪彩。纪功碑所刻碑文共5篇，此前的报道只提到国民政府令、吴鼎昌《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张群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没有提到的两篇，一篇是《陪都各界庆祝政府恭送主席胜利还都纪念》，另一篇是重庆市长张笃伦的祝寿颂词，文末曰：“瑞霭阳春，实逢周甲。嵩祝遐龄，衢歌大业。猗欤盛哉，中兴领袖。华夏腾欢，普天同寿！”颂词写于1946年11月，而该年10月31日，正是“蒋主席”六十大寿之期。

1945年，黎抡杰的老师过元熙设计了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1946年，黎抡杰设计了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两座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纪念建筑，竟然出于一对师生之手，也可以说是巧合了。

1949年前后，黎抡杰定居香港，至2001年去世。彭长歆访问过黎抡杰的侄子黎式强，知悉黎抡杰在香港未能继续从事专职建筑设计和研究工作，以打散工维持生活。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专业界非常注重留学经历，内地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很难获得执业或从教资格。

从与彭长歆教授的电话交谈中，我领会到，设计纪功碑的“污点”，正是黎抡杰执意离开内地的考量因素之一。纪功碑纪念的是为抗战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所有中华儿女，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随时会被理解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既然，为天安门广场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梁思成，也免不了遭受无数次批斗，那么，黎抡杰的滞港不归，甘于平淡，与他提倡现代主义建筑一样，未曾不是一种先见之明。（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