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剧种：秦腔

秦腔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最大剧种。因为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为梆击节时发出“桄桄”声）。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云：“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乱弹”一词在我国戏曲声腔中的含义很多，过去曾把昆曲、高腔之外的剧种都叫“乱弹”，也有曾把京剧称为“乱弹”，也有的剧种以乱弹命名，如温州乱弹、河北乱弹，便更多的仍用在以秦腔为先、为主的梆子腔系统的总称上。

秦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它成为戏曲剧种的时间，有人说在元末明初之际，但缺乏可靠的证据；不过，仅凭现有的资料，已可认定它是相当古老的剧种。明代万历间（1573-1620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有一段注明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清人陆次云在《圆圆传》中云：“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不成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西调音乐范围相当广泛，这里的西调，一般认为是指西秦腔），操阮筝、琥珀（据考证实为月琴），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说明到明代末年，秦腔已更为成熟。

秦腔发源于陕西，便很快就向东流传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而且很就就流入江南各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州魁巷梨园馆碑记中，就有关于昆、乱合演唱秦腔的“太和班”的记载。秦腔在当时既然已立足广州，说明它很可能早已在由陕西通向广州的湖北、湖南等地进行过演出。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江西巡抚郝硕复秦腔已演遍了江、浙、闽、广、四川、云南、贵州等整个南中国各地。

在由陕西附近地区和远赴全国各地进行长期演出的诸多秦腔班社中，最有影响的班社之一，是乾隆年间秦腔名艺魏长生及其所率领的秦腔班。魏长生（四川人，字婉卿，行三，人称魏三、魏三官），十三岁时（1757年）随舅父到陕西西安当学徒，次年在同蒲（陕西大荔、蒲城）一带参加民间秦腔戏班学戏，不久登台演出。从此，在陕西渭北农村一次进京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第二次进京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迫使继昆曲之后而统治北京舞台的“京腔”（由弋阳腔演变而成）甘拜下风。魏长生在第二次演出中重视了剧目选用，注意到“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赵云崧《檐曝杂记》）；在唱腔上“善于传情，最是动人倾听”（《都门记略》）；在化装上改“包头”为梳水头；在旦角表演上讲求形神兼备，并创造了“踩跃”的舞蹈程式；加之在剧词、音乐等方面具备了“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焦循《花部农谭》）等等特点，大大提高了秦腔的艺术水平，因而一经登台，风靡京师。李斗《扬州画舫录》曾指出：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李斗《扬州画舫录》曾指出：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色艺均盖于当时名震京华的“宜庆”、“萃庆”、“集庆”等班社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不少京腔艺人改习秦腔并加入秦腔班演出，形成京、秦不分而以秦腔为主的局面。可见其当时的盛况。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获得成功后，于乾隆五十三年（1783年）带着秦腔班，经河北、天津、山东到达扬州，立即被江鹤亭，演剧一出，赠以千金“。）他在扬州连演四年，使扬州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谢谢榕生：“题《扬州画舫录》”）的动人局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魏长生离开扬州，带着秦腔班在三年的时间内，相继在苏、浙、赣、皖、鄂、湘、川等地演出后才又回到成都。嘉庆五年（1800年）魏长生还第三次从四川到北京演出。

秦腔在清中叶以后，不但几乎演遍全国，它在广东的支派“西秦戏”（流行于广东海丰、陆丰等地），还在清末就到新加坡、印尼等国进行演出。

由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忠奸斗争、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由于秦腔音乐反映了陕甘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且较早地（也可能是最的）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加上秦腔艺人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因而秦腔所到之处，都给各剧以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成了梆子腔的鼻祖。清康、雍、乾三代秦腔流入北京，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为此它曾和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等同进被誉为全国戏曲的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四大声腔”。

秦腔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这个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地共就有三十六个秦腔班社，如保符班、江东班、又赛班（一作双寨班）、锦绣班等。到光绪年间（1875--1908年）秦腔虽已不如乾隆时兴盛，但在西安和其它各县，仍有一些比较出名的班社，如金玉班、玉盛班、全盛班、福盛班、魁盛班、鹿鹤班、新声班等，还经常演出。

幸亥革命后，在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下，西安易俗社在改良秦腔方面，曾取得很大的成绩。1912年8月，以陕西省修史局总修纂李桐轩（陕西蒲城人），修纂孙仁玉（陕西临潼人）和范紫东等人为核心，以“开发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在西安创办了“易俗社”，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式，进行秦腔艺术教育，培养演员甄别旧剧，编写新剧，进行艺术改革，和其它秦腔班社一起，促进了秦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培养了大批秦腔艺术人才。先后演出的《双锦衣》、《新华梦》、《三滴血》、《韩宝英》、《卧薪尝胆》等新戏，深得群众称赞。易俗社还于1921年赴汉口，1932年、1937年两次赴北平演出。在演出过程中，得到艺术名家欧阳予倩、齐如山、尚小云等人的指导，进一步提高了秦腔艺术水平。1924年7、8月间，鲁迅来西安讲学时，曾多次观看了易俗称社演出的《双锦衣》等剧。鲁迅先生还亲手写了“古调重弹”四字，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并把他在西安讲学的部分讲学费捐赠该社，以资助戏曲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以柯仲平、马健翎同志为首，成立了民众剧团，边区其他各分区也成立了秦腔剧团，如关中八一剧团，边区其他各分区也成立了秦腔剧团，如关中八一剧团等。这些剧团，编演了大量反映当时人民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如《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魂》、《中国魂》、《血泪仇》、《一家人》等，和《鱼腹山》、《打虎计》等历史剧，使秦腔艺术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衍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大荔、蒲城一带的称东路秦腔（即同州梆子，也叫老秦腔、东路梆子）；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千阳、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又叫西府秦腔、西路梆子）；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汉中、沔县一带的有汉调桄桄戏）；流行于西安一带的称中路秦腔（就是西安乱弹）。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近五十多年来，东、西、南三路秦腔都不发达，中路秦腔起而代之，故在陕西及整个西北地区均占绝对优势。秦腔所演的剧目，据现在统计约三千个，多是取材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说中的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秦腔剧目可谓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以大型剧本居多，很少有连台剧。其中又有不少剧本是演出实践中，吸取群众意见，不断加工提高而保留下来的。清人焦循《剧说》和《花部农谭》中提到的元人本《姚花女与周公斗法》、《沉香太子劈山救母》和《铁邱坟》（《打金冠》、《八义记》（即后来的《八义图》、《赵氏孤儿》）、《两狼山》、《清风亭》、《赛琵琶》（后来的《铡美案》）等，都是秦腔的老节目。全国各大剧种所演的传统剧目，秦腔也几呼都有。过去经常上演的剧目有：《串龙珠》、《二进宫》、《五典坡》、《白蛇传》、《春秋配》、《回荆州》、《蝴蝶杯》、《费河阵》、《破宁国》、《金少滩》、《王允献连环》、《烙碗计》、《玉虎坠》、《法门寺》、《铡美案》、《葫芦峪》、《二度梅》、《清风亭》、《游西湖》、《火焰驹》、《辕门斩子》等。1912年西安易俗社成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代表的剧目有：《鸦片战争》、《颐和园》、《宫锦袍》、《家庭痛苦》、《金莲痛史》、《因果鉴》、《卧薪尝胆》、《苏武牧羊》、《三滴血》、《夸锦楼》、《韩宝英》等（其中有些是时装戏）。

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其代表性的秦腔现代戏有《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等，新编历史剧有《鱼腹山》、《打虎计》等。

秦腔音乐属板腔体结构。其板类共有六种：一，[慢板]、多是抒情性的，属三眼一板（4/4）；二，[二六板]，抒情性、叙事性较强，属一眼一反（2/4）；三，[带板]，长于表现激越、紧张等情绪（包括“叮板”、“紧打慢唱”，“喝场”等各种唱腔），属有板无眼（1/4）；四，[垫板]，长于表现谈话悲壮等情绪，属无眼无板（节奏自由）；五，[二倒板]，一般只上一个上句，常作为唱段或转板的“引句”，属一眼一板（2/4）；六，[滚板]，是哭诉、吟诵性的唱腔，唱词有（上下）五字句的，也有字数不定、不讲韵辙、不论平仄的散句，属无眼无板。以上各类唱板，除基本唱腔外，还有用假声演唱的各类“采腔”，如[苦中乐]、[麻鞋底]、[三拉腔]（三环）、软、硬[三滴水]、[倒板序]等。

秦腔唱腔部分主要为七声微式，有时也转用宫调式。以上所属[慢板]、[二六]等板类，除[滚板]外，均有“苦音”、“戏音”之分。

秦腔所用弦乐，笙管唢呐的传统曲牌共有二百多种，其代表性的弦乐曲牌为[小开门]、[点花开]、[小桃红]、[钻烟洞]、[扭门栓]、[跳门坎]（有欢音、苦音之分）、[梗生芽]、[永寿庵]、[纺线曲]、[杀妲己]等。笙管、唢呐曲牌多从民间音乐和其它剧种吸收而来，与昆曲等剧种常用曲牌大同小异。

秦腔打击乐乐谱，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配合角色各种动作的；二是结合剧情接引各种唱板和各种曲牌的；三是用于各种开场（打击乐套曲）等。各类打击乐，丰富多彩，名目繁多。秦腔所用的乐器，文场有二弦子、板胡、二胡、笛子、三弦、瑟瑟、扬琴等；音乐除笛子外，还有唢呐、海笛、管子、大号（喇叭）等；武场乐器有暴鼓、干鼓、堂鼓、勾锣、小锣、铙钹、铰子（小于铙钹、大于京镲，两片为一副铜制打击乐器）、云锣、碰铃等；主要击节乐器有梆子、牙子（板的俗称，又叫三页瓦）。全国解放后，秦腔除以本剧种长期演奏用的乐器为基础外，还吸收了其它一些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以丰富其音乐的表现力。

秦腔角色分老生、须生、小生、幼生、老旦、正旦、小旦、花旦、武旦、媒旦、大净、毛净、丑等十三门。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在脸谱（如秦始皇的金色正三块瓦花脸、带一字须）、身段（如趟马、拉架子、担柴担、水担等）、化妆（如改包头为梳水头）、特技（吐火、吹火、踩跃），以及语言声韵（秦腔是十四韵，内有入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秦腔的优秀演员，除清代的名冠南北的在艺术家魏长生外，还有被誉为花部四美的王湘云、陈澜碧（良官）和渭南派的申祥麟，同州派的栾小惠，周至派的桃琐儿，长安派的岳色子等。光绪中后期有润润子、玉喜儿、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李云亭（麻子红）、刘立杰（木匠红）、王文鹏等。辛亥革命以来，有名丑马平民，名小生苏哲民，苏育民，名旦刘箴俗（有与欧阳予倩“齐驾齐驱”之誉）、王天民（人称西北梅兰芳）、李正敏（人称“秦腔正宗”）、何振中、宋尚花等。名净田德年和名须生何生何家颜、耿善民、张锁中、刘毓中、刘易平等。特别是秦腔表演艺术家陈雨农、王文鹏、党甘亭、李正敏、王天民、刘毓中，以及原“三意社”的编修李逸笙、苏哲民等人，在唱腔、表演、化妆造型等方面都有创新；他们为秦腔艺术的革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后，秦腔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和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仅挖掘整理出版了《秦腔传统剧目汇编》三十一集（共二百二十多个剧目），而且在推陈出新和反映现实生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改编整理和新创作的历史剧如《游西湖》、《三滴血》、《火焰驹》、《赵氏孤儿》、《烈火扬州》、《白蛇传》、《屈原》、《法门寺》、《柜中缘》、《拾玉镯》和新编现代戏《西安事变》等，从思想到艺术，比以往都有很在的突破和提高。

在培养演职人员等方面，也邓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1，活跃在舞台上的著名秦腔小生有任哲中、李爱琴、陈妙华、尹良俗；正旦有孟遏云、王玉琴、郭明霞、余巧云、马友仙、崔惠芳、李文岚；青衣花旦有宋尚华、马兰鱼、郝彩凤；花旦有肖若兰、杨金凤、肖玉玲、张咏华、张彩香、曹海棠；须生有刘易平、熊宗汉、焦晓春、乔新贤、熊安民、刘茹惠；小生、武生有张新华、高登云；丑角有樊新民、王辅生、阎振俗等。

1958年，陕西省文化部门曾组织秦腔等西地方剧种汇报演出团赴京演出，1959年组织了巡回演出团，前往北京、太原、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昆明、广州、重庆、成都、贵阳、南宁、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十多个省、近二十个大、中城市演出了《游西湖》、《赵氏孤儿》、《三滴血》等优秀剧目，扩大了秦腔的影响，通过艺术交流促进了秦腔艺术的进一步提高。1981年西安市还组织赴日秦腔演出团，到日本京都演出《游西湖》、《柜中缘》、《会阵招亲》等戏，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促进了中日友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