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

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

在襄阳之战时，宋军巧妙的应用了地形优势，成功的阻止了蒙古军的投石兵器的猛烈攻击。然而蒙古人找到了阿拉伯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顺利的攻下了樊城，襄阳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宣布投降。此战是兵器改革的奇迹，也是汉族人民对抗侵略的奇迹。 

战争背景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当政，对内欺君误国，对外屈辱求和。蒙古皇帝忽必烈有意吞并天下，一改以西路四川为主战场的传统战术，决意自中路襄阳突破。襄阳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阳，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　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　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元将郭侃、郝经认为攻宋战略需自汉水重兵突破，刘整向元世祖忽必烈献计取襄阳（设榷城诱宋）以灭宋，建议受到采纳，忽必烈开始行５年准备大战。

处理方式

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年），忽必烈命令刘整、阿术兵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阳市），守将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吕文德是宋权相贾似道的亲信。

第二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史天泽助战。蒙古军在襄阳、樊城二城四周修筑城围，并封锁汉水，多次打退南宋援军。第六年，李庭芝督战增援襄阳，不利。由于襄、樊长期被围困，粮饷断绝，而与此同时宋度宗却依旧终日淫乐。第八年，李庭芝进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以张顺、张贵为统帅。同年五月，二张率师逆汉水而上，冲破元军重围，箭射伤蒙副帅刘整并于２５日抵襄阳。入襄阳后，张贵率军突围，却大败而回。战斗中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

至此南宋５年８次１５万水兵为主的救援通通失败。

蒙帅阿术及河南行省史天泽听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加蒙万山新训水兵７０，０００发动对襄阳水陆夹击。又使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制的回回炮攻城，樊城破。九年正月元军破樊城后进行屠城，吕文焕阵前号哭不已。宋守将范天顺誓死不投降，终自缢身亡；牛富率百余勇士巷战，重伤投火自尽。蒙古军帅阿术要求襄阳愿降可全城安全，后襄阳宋将吕文焕降元。

从公元１２３５年开始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之后在襄阳开战以来，一直到公元１２７３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前后历时长达３８年。在这段时间内，共中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各种事端是层出不穷。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４０万人。　整个３８年围绕襄阳的争夺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公元１２３５年到公元１２３９年）：在宋理宗时期，南宋与蒙古结成同盟，一致来攻打曾经灭亡北宋，给宋王朝带来不世羞辱的金国。到公元１２３４年，金哀宗在蔡州被宋蒙联军击败自杀，金国彻底覆灭。历史总是会不断循环，早在北宋徽宗的时候，宋王朝也是与金国联合共同灭了大辽，不久就被兵强马壮的金国铁骑攻灭了都城、掳了二帝，后世称作“靖康之耻”。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后，宋蒙联盟马上就破裂。宋蒙战争拉开了序幕。　公元１２３５年，蒙古大汉窝阔台，集合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等各部人马共计５０万以上，兵分三路攻宋，终于开始了历时４５年的灭宋战争。其中由窝阔台三子阔出带领的中路军，兵峰是直指南宋的军事要地，就是京湖地区襄阳重镇——襄阳。

第一场交锋，宋军是失败的相当窝囊。当时襄阳的镇守将领是宋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当时在赵范部下有一支原属于金国的降兵组成的“克敌军”。赵范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贪杯中之物。因此当蒙古军队与“克敌军”联络作为内应，赵范还做着酒梦。于是“克敌军”一哄而起，打开城门，把蒙古军队引入。赵范没办法只身逃出襄阳，襄阳失陷了。

这次襄阳失守是在从岳飞从伪齐政权下收复的第一次失陷，这对南宋朝来讲是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巨大。直接的损失来自襄阳失陷的官民物资。数万人被掠走，３０万石粮食、２４库精良兵械，尽入敌手。　而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败更加惨重。

襄阳作为战略要地，是南宋王朝的“国之西门”，是南宋在荆襄防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因此襄阳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有七个州军全部失陷。

在当战局对于南宋十分危急之时，有两个人扭转了形式。一个就是蒙古军队中路军的主帅阔出；另一位就是南宋著名将领孟珙。蒙古军的主帅在１２３６年秋天突然得重病不治身亡；而孟珙在蕲州、江陵等地，接连击退蒙军的进攻。这样由于双方的形势对比转化，使得当时的襄阳战场形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个阶段

（１２３９年到１２５７年）：在这个阶段的前半段即公元１２５１年之前，襄阳战场是宋军占主导地位，采取出击的方式，前后两次收复襄阳。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孟珙。　孟珙（１１９５—１２４６），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这位唐朝名将薛仁贵的老乡，从少年时代就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抗金的军事斗争。在宋蒙联合灭金的战争中，宋军当中孟珙所统领的部队是最有战斗力的。而这一次孟珙面对的是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蒙古军队，自然是十分重视。

公元１２３９年，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京湖地区防务的孟珙，与蒙军再战，三战三捷，克樊城复襄阳。但是虽然收复了襄阳，当时由于蒙古军队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人员物资严重匮乏。此时的襄阳城已经成为易攻难守之城，孟珙考虑后，不得不弃守了襄阳。

随后的几年中孟珙一直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负责襄阳地区的全面防御之责，使得在这一段事件内宋军在这个局部战场上保持着一定优势。

淳祐十一年（１２５１年），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不久的李曾伯认为，郢（今钟祥）、襄（襄阳）一带的地位很重要，尤其是襄阳绝对不可弃之不顾，便在修复郢州城后，向朝廷请求一万五千名兵力增援及钱粮支持，打算收复襄阳。朝廷从别处给他调派八千人支援，并拨钱一千万贯作为军费。这年四月，李曾伯派荆鄂副都统高达、幕府王登，率二万一千名荆湖军，向盘踞襄阳的蒙古军队发动进攻。战斗中，南宋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一举攻克了襄阳、樊城。此战被李曾伯刻在了襄阳古城西南１．５公里处的真武山东麓的崖壁上。铭文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共１１行７９字，每字约２５厘米见方，为阴刻楷书竖行排列。前７行为序言，通达明了：“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阳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后４行为正文：“壮哉岘，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其大意是：雄壮啊，南北分脊的岘山！陵谷变迁，你是一座壁垒。天命圣武，使襄阳失而复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千万年的屏障。

收复襄阳后，李曾伯又下令筑城，限期两个月内在城内建造营房一万间，以备屯驻之用。加固后的襄阳城，周围长九里，樊城则约四里半，防御能力大为增强。

鉴于“筑城容易守城难”，次年（１２５２年）春，李曾伯又向朝廷提出六点经营襄阳的建议，包括实行营田、奖励屯田、运输米粮、修筑城堡、免税、增兵协防等。朝廷部分采纳其建议，下拨一百万缗的屯田及修筑渠堰补助费，并免除襄、郢之税三年。到宝佑二年（１２５４年）上半年，李曾伯调任夔路策应大使、四川宣抚使时，已有６２７６户军人家眷迁入襄阳定居，使其渐渐恢复生机。

当然在这段时间之所以宋军能够取得一定军事胜利除了南宋自身的努力之外，蒙古内乱也是一个原因。　１２４１年，窝阔台病死。不出２年，他的继任者贵由又病死。蒙古帝国陷入了汗位争夺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到１２５１年才选出了新大汗蒙哥。　

第三个阶段

（１２５７年到１２６７年）：　在这个十年中，宋蒙双方都陷入了内斗。不过在１２５７年到１２５９年还是发生一场激烈的大战。不过主战场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而襄阳地区只是副战场。　１２５７年，在基本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内部因素以后，蒙哥决定在第二年出兵攻宋，这次是由他自己和忽必烈亲自领兵征战。此次蒙军攻宋，依然是兵分三路，战略部署却有所调整。蒙哥主力猛攻四川；忽必烈的东路军避开襄阳，直扑鄂州；蒙军西路军则实施战略大迂回，绕道大理。所以襄阳的防御，并没有受到任何考验。但是，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战就是以这一次的战争作为背景的。特别是在阵中，蒙哥大汗被一箭射死，因此蒙古军队才会撤退。

然而，实际上蒙哥是死了，但是不是在襄阳而是在四川的钓鱼城。蒙哥的意外战死，导致蒙古军攻宋计划破产。而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大汗之位，也是急急忙忙的撤兵了。

忽必烈回到草原后，经过了几年的征战，一直到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彻底结束了持续四年的内乱。同时，忽必烈开始改变先前蒙古大汗的做法，不再对占领后南宋的城池进行屠城式杀戮，改为用各种手段招降南宋将领。

而在南宋这一边，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贾似道的弄权，他不断打击异己势力，使得一大批有能力的将领被贬职，像第三次收复襄阳的高达，像在经营钓鱼城的余玠等人在受到排挤后不是赋闲在家，就是郁郁而终。于是宋蒙战争的天平又开始向蒙古一方倾斜了。

第四个阶段

（１２６７年到１２７３年）：自从１２５１年高达收复襄阳后，南宋朝廷对襄阳的战略性开始重视。宋理宗调拨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十几年的大力经营，襄阳重新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重镇，成为宋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和屏壁。在这十几年中，另外一个军事集团开始成为襄阳防守的主要力量，那就是吕文德集团。

吕文德（？－－１２７０年），南宋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人。吕文德最早是跟随赵葵（宋蒙第一阶段战争丢失襄阳的赵范的弟弟）手下从军作战的。虽然史书没有吕文德列传，但是从其他人的列传中可以看出吕文德几乎经历整个宋蒙之战的。吕文德在与蒙古军作战中，往返与四川与湖北各地，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不仅积累经验，也培养了一批家族武装。当然，吕文德能够成为在京胡地区重要的军事集团十几年不倒，除了他的军事实力以及军功外，他与贾似道的勾结也是有着重要原因的。吕文德上献媚于贾似道，下打击异己。正因为这样导致了不少将领为了自保，纷纷投降忽必烈。特别孟珙的爱将刘整由于看到其他将领受到打击杀害就向忽必烈投降。他所率领的水师更是精悍，于是蒙古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师。而后，为表忠心，刘整又向忽必烈提出了先取襄阳，再攻临安的亡宋战略，被忽必烈采纳。于是蒙古在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和策划下，将期待突破宋的防御线的目光重新聚焦回到了蜀中和两淮之间的襄阳。

公元１２６７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犯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严重失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等到吕文德明白过来，知道自己误事了，又气又急，一病不起。

公元１２６８年，忽必烈派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阳，最后一次襄阳战役拉开序幕。在得知襄阳被围后，宋王朝急忙下令四川和两淮的援军增援襄阳。

同时京湖安抚制置副使、襄阳知府吕文焕，也几次主动出击，力图打破蒙军的包围，但是都没有成功。１２６９年３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最先赶到襄阳，与蒙军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上进行了一场大战。经过激战，张世杰不敌蒙军，被迫退回。随后赶到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则利用春季汉水暴涨，以战船将粮衣等物资送入襄阳城内。同年６月，荆鄂都统唐永坚，自襄阳城杀出，结果兵败被俘投降。同年７月，夏贵率５万军队、３千艘战船，再度增援襄阳。此次却遭沿江堡垒蒙军的猛烈阻击，增援未果。同年１２月，吕文德病故。京湖战场宋军失去了临边４０年，最具威望的军事指挥官，给襄阳保卫战带来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尽管蒙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襄阳，各地的军队也是源源不断地开往襄阳，在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增至了１０万。但是，吕文德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的。他们在襄阳地区经营十多年，他们凭借襄阳夹汉水，地险城固的有利地形，特别是守备措施充分，物资储备丰富，使得蒙军虽然急切，但也在短时间内根本拿不下襄阳。

但是，由于元军在襄阳地区站稳脚跟，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不断的缩小包围。特别是元军对于援助襄阳的部队进行痛击，宋军几次增援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后来有名的“围点打援”的战术。这个战术一执行就是三年，等到１２７３年时，襄阳城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特别是元军大举围攻樊城，失陷后，襄阳再无所恃，城中也早已粮柴短缺，士气低落。在这个时候，元朝派人劝降，吕文焕在１２７３年的二月举城投降，襄阳战役正式结束。

襄阳之战是决定南宋命运的关键一战，南宋参加最后一次襄阳战役的主要是吕氏军事集团的部队，虽然他们浴血奋战的功绩不容抹煞，但由于指挥失误迭出，以及南宋王朝的腐败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这一关键战役的失败。

襄阳之战之后，南宋没有几年便迅速的败亡了，到１２７９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产生影响

襄阳和樊城这两个城市的失守，导致了南宋的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