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的历史渊源

《大明律》的几经修订，都是在立足于明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总结，《大明律》有着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自战国魏李悝制订《法经》时起，中国古代社会开始有了以刑律为主的综合法典。《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凡六篇。

其中前五篇主要是刑法，具法为刑法执行的具体规定，如罪与非罪、处罚的加重与减免、刑事责任能力等，相当于后来各朝法典的《名例》，亦即现代法典中的《总则》。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尊崇《法经》，在增加了一些军事、经济立法内容的同时，改《法经》为《秦律》，使法律更具有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意义。

及“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部《汉九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法规《傍章律》，把调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条文化为专门民法篇，注入到法典中，使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由刑律渗透到了民法领域中。

迄汉末，《汉律》已增加到六十七篇，三百五十九章，规模日渐庞大。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化时期，原本赤裸裸地维护统治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条文，被注入了许多维护礼教观念、等级秩序的新内容，体现在法律文本上的是增加了许多惩治干犯名份、尊卑相侵的条款。

曹魏的《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明显具有法律礼义化的倾向。而《晋律》则直接把儒经中“八议”上升到法律中。唐律疏议到了隋代，隋文帝的《开皇律》

是中国古代法律削繁就简的整理时期。说其削繁就简，是因为其前的诸朝法典在儒化的过程中，条目日渐增多。《开皇律》经过整理，只有十二篇五百条，其篇目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较前诸律简便许多，颇便司法使用。简便之外，《开皇律》还废除了沿用很久的墨、劓、剕、宫、大辟等极残忍的旧五刑，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为新五刑。

《开皇律》较前朝法典儒化更深，如依儒家的伦理观念，确立了“十恶”罪名。《开皇律》的理论思想为唐及其后历朝的法律所继承。唐初，唐高祖仿《开皇律》作《武德律》，废除严峻律文五十三条，篇目仍《开皇律》五百条之旧，但在量刑方面减轻了许多。有唐一代，《唐律》曾多次修订，其中有代表意义的是《贞观律》。

其实《贞观律》在体例上仍《武德律》之旧，亦是十二篇五百条，但《贞观律》“减《开皇律》大辟八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并且《贞观律》首置“十恶”、“八议”之条，把儒家礼教及伦理秩序提高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显示了礼法并重的特点。

迄宋、元两代，法律的制订出现了有悖于古的现象，即宋《刑统》的律敕并行和执行中的“以敕破律”；元代的《大元通制》则似乎无法判定其为专门法典，却象是诸如“断例”、“条格”、“诏制”、“令”等各种司法案例、行政法令的混合体。明太祖采纳了李善长有关立法原则的建议：“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

明太祖非常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建国之初，当先立纲纪”，他还说过“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