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为什么争相为一学者捐资修建庄园别墅
邵雍一生,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有利于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发展自己的学问。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好地方。所以,早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三十出头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康节先公(邵雍)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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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正是这一重大选择,让邵雍这位当初名声不显的学者,通过广交朋友,博采众长,更好地充实了自己的学问体系,同时,也得到了更多学子的追随,获得了更多博学鸿儒的认可,学术思想广泛传播。
定居洛阳之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宋史•邵雍传》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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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不单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休休有容。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反对的坚决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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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而且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一介儒生,一贫如洗,但这些声振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杖屦往还,高山流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而且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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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大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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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小车,由书童牵着,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特别熟悉,一听到邵雍车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一旦接到邵雍进门,儿童和厮役们都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来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曰“行窝”。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常常会拿邵雍作比喻,说:“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