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短短20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

在现如今到处贴着禁毒标语，其实在以前叫鸦片。鸦片传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相传西汉时，已有罂粟种子通过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中国人种植罂粟的确凿记载则是在唐代，一首唐诗写道：“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中的“米囊花”便是罂粟花。不过，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只是将罂粟当成观赏性植物或中药材，直至晚清时期，罂粟才被制成可供吸食的大烟，并一下子泛滥开来。

从乾隆末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到嘉庆初年，吸食的人就比较多了。人们“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就灯而吸，倚枕侧眠”，抽鸦片成了社会时尚，不到二十年，整个清朝，从士大夫到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到了光绪初年，有人认为，大清国的人口结构是“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这个数目有些夸大，更科学的估算是：20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并成瘾者，达到1300万。

为什么短短20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原因可以归纳出一大堆，但有一点不容回避：在鸦片传播的过程中，社会名流起到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鸦片从药品变成时尚消费品，其风始于社会名流。漂亮的姨太太、精美的烟枪、名贵的烟土，成为晚清社会名流标榜身份与生活品位的标志。这个群体除了王公大臣、士绅文人、富商大贾，还包括演艺界的名伶。

清代的名伶收入很高，拥趸无数，实际已获得社会名流的地位，过上了“姨太太点大烟”的高品质生活。旧时伶界有个说法：“不抽大烟，不过一千。”意思是说，伶人若不抽鸦片，简直就是掉身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吸毒名伶”名单：张二奎、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

《梨园外纪》中描述过名伶汪笑侬吸食鸦片的情景，非常生动：每天早晨醒来，汪笑侬都要姨太太先朝他的脸喷几口大烟，身子方能蠕动，然后喝点参汤。姨太太再将点好的烟枪递上去，汪笑侬闭着眼睛抽上十余口，才可以慢慢睁眼说话，起床洗漱，然后再躺下来抽烟。不抽到十筒烟，他就不吃早点。所以每逢演戏时，戏馆的园主都要给汪笑侬的姨太太送礼，希望她将汪笑侬服侍得舒服一点，唱起戏来有精神。

不过抽鸦片最牛皮哄哄的，大概非“小叫天”谭鑫培莫属。慈禧曾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慈禧太后派人去请，他说要抽够鸦片才肯唱。慈禧得知后笑道：“叫他尽管入宫就是了，只要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从此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

此后，晚清“谭派”的角儿几乎没有不抽鸦片的，仿佛不抽鸦片就够不上“谭派”的范儿。

在晚清社会名流的“垂范”之下，鸦片泛滥成灾，这对当时社会肌体的腐蚀，怎么贬斥都不过分。鸦片烟瘾一犯，“瘾君子”立即“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甲午一役，清朝败于日本，也有鸦片的一分“功劳”：在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水师纪律如此松懈，军官生活这么糜烂，打仗怎能不败？战败后，丁汝昌与刘步蟾用吞鸦片的方式自杀，让人怀疑这两位英雄生前是不是也吸食鸦片。

在任何时代，社会上都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精英群体。以前，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如今，无数知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演艺明星等也形成了名流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一呼万应的社会权力。

社会名流号召做慈善，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响应；社会名流以吸毒为时尚，也会让他们的粉丝对毒品产生好奇心与亲切感。社会名流的个人生活能够自律一些，或至少表现出更加自律的样子，有助于更多人行为自律。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说的便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