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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宋仁宗赵祯为什么能创造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代?为什么说宋仁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仁义的皇帝?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赵祯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为人君,止于仁”,“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

有的人,当年还活着,却已经死了,虽然竭尽所能地美化和包装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坏事做尽的人,虽生犹死,早已遗臭万年;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虽然别有用心者几十年如一日丧心病狂地抹黑、丑化他,造福人民的人,虽死犹生,赢得世代崇拜。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胸怀仁义宽厚待人

宋朝有个大文学家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王朝,简称高丽又称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封建王朝之一。918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推翻弓裔建立高丽国,定都于自己的家乡开京。高丽王朝同建于960年的我国北宋王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岁岁向北宋进贡。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于武力。

打铁必须本身硬。宋仁宗不光对其臣民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从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 

坚持原则善听劝诫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名臣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并著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其中《文庄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四库全书》。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

夏竦还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时,夏竦见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保荐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与韩琦成为他的左右手。范仲淹给夏竦写了封《谢夏太尉启》,启中说:“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皇帝想给大臣一个好听点的“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宋仁宗却碰壁了,而且他再碰壁后从善如流,并没有固执己见。这说明,宋仁宗十分尊重主管部门的意见,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

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宋仁宗拒吹枕头风的故事。某日退朝后,宋仁宗回到寝宫,脱下帽子直嚷头痒,让内侍赶紧把专门给他梳头的女官叫来。女官在给仁宗梳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他怀里有文书,就问是甚么事情。仁宗答说:“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谏官认为是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宫里裁减嫔妃侍从的人数。”女官听了以后很不屑地说:“那些宰相和御史,家里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员,只要官职稍一如意,也会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数,皇上身边不过就几个人,他们就大喊‘阴气太盛’,要求裁减,难道只许他们自己逍遥快活?”

宋仁宗听后没说话。女官又问:“这个建议必须执行吗?”宋仁宗回答说:“谏官的建议,哪能不执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时为仁宗宠爱,认为再怎么裁减也轮不到自己,于是赌气说:“如果一定要执行的话,就请皇上先把奴家给裁掉。”宋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嫔妃名册的内侍马上携带名册到后花园来,并下令看门者,即使是皇后前来也不准进入后花园。不一会仁宗就传下命令,让梳头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情办好之后,马上回奏,速速办好。

当时已是吃饭时间,皇后为了不耽误仁宗吃饭,亲自去督办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才开始吃饭。其间,皇后始终不敢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问:“梳头的女官是皇上平日最为恩幸宠爱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这人劝我不要接受谏官的建议,怎能把她留在左右?”后来,皇后时常以此事告诫宫中的嫔妃宫女,让她们不要乱说话,更不要干预政事,不然就像梳头的女官那样,为皇上所不容。

赵祯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包拯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如果赵祯不清明,不可能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包拯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赵祯的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

张尧佐是赵祯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赵祯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赵祯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赵祯只好罢了。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赵祯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凡是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赵祯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人尽其才硕果累累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对于皇帝,我们也不能只凭成败论英雄。这位仁宗皇帝确实是有不少事情没有做成,但是他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这也很不容易。他还没有亲政,就发现了范仲淹是个人才,总想加以重用。

“庆历变法”失败,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西北边疆战事不利之时,在南方获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奋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挤而去职之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

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公元1041至1048年的仁宗庆历年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的布衣毕升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正因为当时文化事业发达,有大量印书的需要,才促成了这样一件重大发明。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以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圣经》是公元1456年,比毕升时代晚了四百年。

火药用为武器,首先记载於《武经总要》一书,这是由仁宗时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的。从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经使用过霹雳炮。

宋仁宗时代的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针。公元1119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写到,当时广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阴雨,就用指南针指示方向,这是个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东。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国人到了十七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沈括时代迟了四百多年。

一个善待臣民,又善于接受谏诤的皇帝,肯定是会赢得朝野热爱的,甚至会得到敌国的敬重。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见辽国人对宋仁宗赵祯敬畏之深。

为何说宋仁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仁义的皇帝?

首先是有“仁心”。他吃饭的时候吃到砂子,故意盖着碗,不让人看见。皇后问何故,他说这事要泄露了,御厨估计就要遭罪了。晚上批阅奏章,突然觉得饿了,想喝一碗羊肉汤,皇后要去弄,他又制止,说今天要是喝了这碗羊肉汤,以后御膳房就会形成定例,每天都会杀一头羊来准备着,太浪费了。

他年少的时候刘太后垂帘听政,有当武则天的野心,少数趋炎附势之徒大加造势。后来他亲政,这些人相继被告发,他不当回事,反而擢升了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仁心到了什么程度,后宫嫔妃刘氏给他戴了绿帽子,他愤怒至极,但下不了杀手,只是把她打发到尼姑庵出家了事。

其次是讲“仁义”。宋仁宗严格遵守了宋朝“不杀上书言事者和士大夫”的祖训,大量提拔有识之士甚至是异见人士。大文豪苏轼在进士考试卷里面举例说有人传言皇上沉迷歌舞,不关心百姓疾苦。主考官认为苏轼道听途说,污蔑皇帝,要严加惩处。宋仁宗看了之后说,一个读书人有这样进言的气魄,应该提拔。

四川有个秀才写反诗,鼓动成都太守独立。太守吓得赶紧抓了秀才。宋仁宗说,这不就是泄泄愤嘛,给个官给他吧。胸怀至此。他想给自己的老丈人搞个官职,结果被包拯极力反对。包拯拦着他不让下朝,口水都溅到他的脸上。他没有办法,只能屈服。包拯不仅没有受到打击,还得到了重用。在他的治下,欧阳修、狄青、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不世名臣层出不穷,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后世皇帝无望其项背者。

还有就是施“仁政”。高丽棒子不上贡,大臣建议讨伐。宋仁宗说,领导有罪,百姓又没罪,不能打。财政部要开源,动起了征收盐税的心思。宋仁宗说,这一征税,老百姓就要吃价格昂贵的盐了,不成。亲自下手诏,罢免盐税。有官员上书要为道教塑像造金冠,他说这不是引诱老百姓犯罪坐牢吗,用铜镀金就可以了。学者林瑀拍他的马屁,劝他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宋仁宗大惊,从此疏远林瑀。

他为了革除弊政,力推庆历新政,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到了晚年都还在酝酿改革,求万世之太平。真正的生命不息,议政不宋仁宗一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并使用。这是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明证。宋朝的财政收入,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的2倍有余。而且是在领土不及清朝二分之一,人口不及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百姓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司马光就曾经抱怨说,现在连贩夫走卒都穿上丝绸了,这像什么话。文化大发展,小说,诗词和盛唐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在仁宗时期出现的。军事上边境升平,西夏和辽慑于宋朝国势,虽有小纠纷,但数十年未动大干戈。他驾崩的时候,老百姓自发送葬,连辽国的皇帝也忍不住嚎哭。

粗通历史的人都以为盛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但事实上,论武功,宋仁宗治下不如盛唐,但是论文治,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老百姓生活的角度,“仁宗盛治”是中国历史无可比拟的黄金时代,宋仁宗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