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推背图里的一句话应验在这个神秘的年份
作为公认的历史第一奇书,《推背图》融合了道教易经学、天文学、诗词、谜语、图画等元素,预言了从唐木运开始、至明火运世程近两千年,一直到社会共产共和的世界大同,即将发生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
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推背图》,其第三十四象的谶语是“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又有颂诗说:“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这神秘莫测的谶语,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在1856这个神秘的年份,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这一年的大半年过去了,许多人都以为,天京-镇江战役将是1856年中国大地上的头等大事,这场决战的胜负结果,是持续多年中国内战的“胜负手”,然而更重大的事件居然不旋踵便在同一年发生了。咸丰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接办江北大营军务的都统衔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翁同书向北京发出一份奏报,称据派驻天京观音门的总兵陈世忠禀称,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廿六等日,“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褂者”,并称已经探明,天京城内发生内乱,“自相戕害”,杨秀清已被杀死,“各营具所报俱符”。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对杨秀清之死的公开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856年9月2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深夜。如今人们把这件1856年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称为“天京事变”。
天京-镇江战役后,天京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此,各方记载出入很大。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而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逼封,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才13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他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当时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记录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公元1856年8月15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二人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了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据《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二十七口、“伪王娘五十四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事件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2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
许多记载都表明,直接指挥围攻东王府的是秦日纲,打头阵的则是已革冬官副丞相职、时任北殿右廿承宣的许宗扬(有传闻称是他突入东殿并杀死了杨秀清本人)。许宗扬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曾受命与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北援“扫北”的林凤祥、李开芳部。援军在山东临清州溃败后曾、陈先后战死,只有许率众逃回,被杨秀清革职关入东牢,后释放、降职。他在天京事变中如此积极的表现,恐带有公报私仇的因素。
而接踵而至的历史事件即将表明,杨秀清被杀的刹那间,不仅是1856年最重要的一刻,也是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