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昌辉简介资料-太平天国北王

韦昌辉（1823年—1856年），壮族，原名志正，又名正，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一，祖籍广东南海县。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广西，定居桂平金田村。他家资富有，少曾读书，知文义，有才华，遇事能见机应变.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官封北王，称六千岁，地位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

韦昌辉生于1826年（道光六年），家境丰饶，但“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激起了他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 1848年10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冯云山出狱回紫荆山，路经金田，借宿韦家，与韦昌辉交谈甚为投合，韦昌辉便加入拜上帝教。 金田组织团营时，韦昌辉尽献家财，率全家参加了团营，并在他家秘密“开炉火打刀枪，共除妖魔”，为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金田起义后，他参加各项军事和政治的指挥活动，在太平军和群众中影响颇大，以致清朝官府一度把他当作是“逆首”，在不少奏折和上谕中竟把他的地位置于洪秀全之上。

1851年先封右军主将，不久封后护又副军师，12月，太平军在永安进行了封王建制，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六千岁。在此后太平军出广西、入两湖、下两江、克南京的过程中，韦昌辉也建有战功。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牺牲后，韦昌辉与石达开成为洪秀全、杨秀清的主要助手。建都天京后，韦昌辉主管日常政事与卫戌任务。当时定制，各方军务必先“禀”韦昌辉、“禀报”石达开，然后“禀奏”杨秀清裁决，韦昌辉仅位列杨秀清下一等。

咸丰三年三月中旬（1853年4月下旬），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咸等，就乘舰到天京进行刺探和讹诈。韦昌辉与石达开在接见文翰的代表翻译密迪乐时指出，“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表明了太平天国的原则立场。 定都天京后，由于权力之争，韦昌辉与杨秀清的矛盾不断发展。韦昌辉也很早就加入太平军，又曾读过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而且又常在外统兵打仗，手握重兵，这对于热衷于专权的杨秀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威胁。杨秀清又目中无人，对韦昌辉极不尊重，常以小事而任意折辱韦昌辉，曾将其杖打几百至不能起。韦昌辉阴险残苛，阳示敬重、畏惧杨秀清，在其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样子。杨秀清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但心中却极愤恨不平，欲夺其权。

1856年（咸丰六年）七八月间，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洪秀全密令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回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受诏后，率精锐3000人，星夜赶回天京，并于回京途中，劝对杨秀清亦怀不满的秦日纲一同诛杨。9月1日深夜，他们到达天京，控制了天京的交通要道。2日凌晨，韦昌辉率部突然袭击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全府男女老幼全部杀害，接着又在全城搜杀杨秀清的亲属与旧部。4日，他假称天王降诏说他和秦日纲处置杨秀清篡位事犯了滥杀的过错，超过诏旨，应受杖刑四百，诱骗杨的余部数千人到天王府观刑，随即将他们尽数杀绝。也有资料说这场阴谋是洪秀全妻子赖氏献计策划的。两个月间，大屠杀都没有停止，前后共计死了两万余人，天京的高、中级骨干力量被屠戮殆尽，太平天国陷入困境。这次的“天京事变”也成为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公元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不断取得对满清政权的胜利，并向全国范围推进之时，在天京却爆发了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之变”事件。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

我们若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谋取最高权力，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令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正是其主要动因。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碳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冯云山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由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由于其出色的政治组织才能，迅速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

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关于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的说法可能来自清方文人笔记和野史的记载，据天父天兄圣旨，没有发现韦昌辉为第五子的记载，在众多的太平天国官书中也没有称韦昌辉为“五兄”、“五哥”的记载 。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再加上一定程度上是太平天国畸形的政治权力结构恶变的结果。随后于1856年爆发了的“天京之变” 。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俟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考试，得病回家。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向荣与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为开辟稳固的后方基地，安庆、九江、武昌仅是太平天国的三个省会城市，战略地位重要。但太平天国和杨秀清派军西征的目的是为夺取长江中下游的腹地   。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高潮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人权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即以君王为自尊无上的封建专政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称他和耶稣同一天登位为天国之主）；政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纲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虽然在细节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大体上可以看出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的大致情况。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文献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真相，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洪秀全岂会充耳不闻？事实上，他采取了听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态度。对此有人认为，洪秀全是无力制止。理由是他虽贵为天王，却不能直接指挥太平军，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所以他对韦昌辉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洪秀全不是无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无法制止，而是没有制止。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极有可能在暗中操纵了这场阴谋（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就记载天王的妻子赖氏曾设计除东王一事）。

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假借韦昌辉之手诛杀杨秀清，而后又杀韦以灭口。是故，洪秀全实为“天京之变”之罪魁！

石达开闻变后，急忙从武汉赶回天京。他斥责韦昌辉杀戮太甚，因而为自己惹上了杀身之祸，只得连夜缒城出走，但其在天京城中的妻儿老小全被韦昌辉残忍杀害。石达开逃至安庆后，起兵靖难，上奏请杀韦昌辉。洪秀全此时见事态扩大，加上他的滥杀无辜已引起天京军民的极大不满，和石达开的讨韦大军压境，下令制止韦昌辉滥杀。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洪秀全捕杀了韦昌辉及秦日纲。韦昌辉被五马分尸，时年31岁。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

12月，太平军溃败于武昌，汉阳失守。

1857年6月，石达开率兵十万，离开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营”，进犯天京。12月，镇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围。

1864年5月，太平天国之江，浙重要城镇尽失，天京孤立无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一说为病死）。7月19日，京失陷，太平天国覆亡。

总而论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之事件，为我们探求“天京之变”的真相，无疑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如果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洪，杨之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线，那么，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杨而导致的“天京之变”血案，不仅意味着洪，杨，韦权力三角关系的彻底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变衰，最终走向了覆亡之路。或曰：“权力腐败人心。”“绝对权力而失天下。”

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兼典当商，是个“富厚之家”。他为人见机灵变，“颇知文义”。由于韦族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不断受到豪强地主的欺压和官府的勒索。韦昌辉的父亲韦源介痛感家无功名人材，有钱也常受人欺，想栽培韦昌辉读书，考取功名，为韦家出一口气。韦昌辉长大以后，曾在桂平县应试，结果名落孙山。韦昌辉的科场失败使他牢骚满腹，在痛骂官府之余，韦昌辉无可奈何，只得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的匾额，藉以炫耀乡里。后来，乡里告发，被地主蓝如鉴勾结县里差役，乘黑夜将“成均”二字铲去。第二天就补大湟江巡检王基以冒充进士的罪名抓人，将韦源介押赴亲圩团局，结果被敲诈了几百两银子的罚款，才算了事。

为了寻报私仇，改变韦家的困境，韦昌辉在1848年10月前后，不惜家产“献银数万人伙”，加入了拜上帝教，并且很快进入了领导核心。1850年金田“团营”时，韦昌辉协助杨秀清处理军务，起义后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韦昌辉被封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永安封王时，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六千岁。不久，冯云山、萧朝贵在战斗中相继牺牲，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领导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而居第三。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的战斗中，韦昌辉参与了军事指挥。并成为重要决策人之一。定都天京以后，重大的军政要事也都由韦昌辉、杨秀清、石达开一起“密计协议”。

但是，韦昌辉“阴柔奸险”。他对杨秀清素为不满，不过表面却显得十分殷勤、顺从。韦昌辉在和杨秀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常常装出一副处处谦恭不敢多言的样子，极尽献媚逢迎之能事。据史书记载，韦昌辉对杨秀清“甚谄，车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夺房产，惹怒了杨秀清。

杨欲杀其兄，就把他交给韦昌辉“议罪”。韦昌辉为了讨好杨秀清，竟以五马分尸处死了自己的哥哥，并且还声言不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的部将张子朋任意殴打水营士兵，激成兵变，杨秀清为此事杖责韦昌辉数百。韦昌辉的副将替他打抱不平，说道：“怒遣而杖辱之，其后将何堪?”而韦昌辉却说杨秀清对他“罪责无不公”，杀了这个副将“以谈秀清”。1856年，由于杨秀清威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使洪、杨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导致了天京变乱。洪秀全一面在天王府设防自卫，一面遣心腹密诏在江西的韦昌辉、秦日纲回京勤王。

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入南门迅速包围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所杀，他的妻室家小及妻舅府内无一幸免者。韦昌辉函东王首级至天王，请“榜诸罪状示众”。同时乘机扩大事态，不分青红皂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接着在2日上午，天王洪秀全下诏，宣布“韦口谢恩，表示“甘愿受刑”，实际上却利用杨秀清部下被召观审的诏，东王逆谋是白天泄露的，而其余党一概赦宥不问。当有东王党5000余人被诱卸下库械而被监视。有两座大房是特别指定为收容他们之用，等到全部进去以后，外兵即围攻、屠杀。在一个房内者毫无抵抗，束手待毙，而其他一房者则奋斗致死。东王的带甲部兵既芟除净尽，其余党随被大规模的屠杀，其残酷惨状，无以过之。他们虽见有煌煌圣诏，允许受保护，而男女老幼被斩首者无数。”(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这次残忍的屠杀。充分暴露了韦昌辉阴险奸诈、穷凶极恶的面目，激起了太平天国广大革命将士的极大义愤。

9月中旬，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到天京，他目睹天京惨状，怒不可遏，斥责韦昌辉妄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把石达开留京一家老小全行杀害。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他“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并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狗急跳墙的韦昌辉，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竟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洪秀全这才下令处死韦昌辉。“各众内外，合朝同心”，战斗两日，全诛韦党200人。这充分说明韦昌辉的倒行逆施；众叛亲离。洪秀全处死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函送石达开。在天京大变乱两个月的恐怖时期，韦昌辉杀害太平天国将士2万多人，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关于韦昌辉的民族成份，过去史学界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和调查资斜， 都认为是壮族。如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所编写的最权威《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同样记载“卢六、萧朝贵、韦昌辉、李开芳、林凤翔、蒙得恩、谭绍光”等太平天国名将的民族成份为“壮族人”（同书第502页）。黄现璠也曾撰《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载1956年5月10日《光明日报》）

罗尔纲先生根据《韦氏族谱》所载及韦志俊在安徽宣城县红林桥双满村后裔至今仍操客家话，认定韦昌辉为汉族客家人。1981年，李毓麟、王湛恩根据新发现的韦氏《宗支部》和《传经堂族谱》所载，补充证明了金田韦氏是由广东广州府发脉至广西平南，后又分支迁至浔州府桂平县金田，他们世代讲客家话，因此韦昌辉确属“客籍来人，并非土著壮人。” 

在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坐北向南，砖木结构建筑。有上下两座，左右厢房、横屋、门楼和屋前月池等，占 地面积330平方米。金田起义前在韦家横屋开12座打铁炉打造武器，秘密藏于犀牛潭。在月池养鹅，借鹅群叽嘎叫声掩盖打武器的叮当声，混人视听。金田起义太平军北上后，全村200余间房子，尽遭清军火烧。

1974年对故居遗址进行清理，出土一批铁渣、木炭和炉底烧土、遗物，对故居遗址作了保护。1987年，故居按原貌修复。  

在故居旁有昌辉祠。1936年当地乡绅村民创建，庙宇式平房，内塑昌辉像。门联："金田起义倾清室，天国告成列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