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天京变乱之后，大清政府都做了些什么？

清朝的太平天国动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清方情报工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到了1856年秋，也基本弄清了天京事变的脉络。皇帝也好，前方封疆大吏和将帅也罢，都认为“机不可失”，相信此时此刻太平天国已陷入混乱和危机，正是逆转战局、一举成功的好机会。和日后表功著作里吹嘘的“算无遗策”不同，在1856年后半年起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乐观情绪是普遍的，咸丰、官文、何桂清等自不必说，就连向称稳重的曾国藩，也曾私下里流露出类似情绪。

但在谈论具体战法时，双方的反差就显得十分明显了。

皇帝此刻的想法，是趁热打铁，速战速决，尽快把恼人的太平天国消灭。为此他首先调整天京附近各战区的指挥体系，让曾长期担任向荣副手的和春南下，接掌丹阳一路清军主力（也就是原江南大营残部主力），让德兴阿接掌原江北大营指挥权，并同意怡良从上海租界设法购买外国火轮船入江助战的计划，首先出其不意，夺取太平军设在金山的炮台，截断江南镇江和江北瓜洲两地间联系，然后再设法各个击破，夺取瓜洲、镇江。接下来，德兴阿部应堵住江北，怡良驻军常州，防遏太平军向京畿或江浙财赋区“旁窜”，和春部则先设法攻下天京城外围成掎角之势的两座要塞——句容、溧水县城，再从容围攻天京。

至于其余战场，他希望各地督抚、将帅能“各扫门前雪”，自行了结本辖区内的太平军生存环境。当时除了天京及其周围句、溧、瓜、镇，牵扯原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及两江、闽浙两总督，江苏、浙江、安徽三巡抚的注意力，战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江西、安徽三地。

对于湖北战区，他严词斥责官文、胡林翼谎报战果，却“于进攻机宜仍复漫无把握”，要求两人“身膺督师重任，须当统筹大局，谋勇兼施”，而不能以城坚敌悍为词，“坐拥水陆重病日久无功”。对于官、胡“断绝接济以困之”的方略，奕詝显得十分不耐烦，斥责为“不过借口耽延，掩其迁延之咎”，并质问既然这个方略如此巧妙，何以“为时已久尚未葳功”。他所希望的，是湖北诸军“设法进攻，迅将两城克复”，然后“分兵东下”参与对天京的围攻，认为唯有如此，“大局”才能有所转机，否则就可能师老力疲，别生变故。

对于江西战区，他要求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文俊乘此敌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并对曾国藩在石达开大军东进后“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甚为不满。他还“风闻”石达开可能“投诚”，指示曾国藩预先考虑“处置之法”。

对于安徽战区，他最关注的是太平军盘踞最久的巢湖、无为等地，这些地方盛产粮食，是天京军需后勤的主要来源。1856年秋、冬，他一再严谕安徽巡抚福济、帮办安徽军务提督衔寿春镇总兵郑魁士加紧进攻，“激励诸军直捣江宁、复省垣（安庆）”而擒敌首，并抽调两千援军增援进攻安庆、太湖、潜山等地的清福建提督秦定三部。

不难看出，咸丰帝的战略，仍然是围绕着天京周围打转，且将最大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信赖的将帅尤其是和春、德兴阿、怡良等旗籍大臣身上——不仅天京周边各路将帅、疆臣几乎清一色旗人，他甚至宁可从江北调旗人和春去丹阳接掌向荣留下的兵权，也不愿就近提拔更胜任的张国梁或资历更合适的余万清两位汉人将帅。

（图）太平天国起义画

对外围战区，他表现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态度，不停指责将帅们推诿、拖沓，将各种持久战、封锁战和围点打援、先外围后中间的战法一概指责为“借口耽延”，要求他们早日攻打核心城市，并最好能在完成本战区攻略后加入天京围攻战中。为此，在天京城外围他不断要求进攻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在湖北催促攻打武昌，在江西要曾国藩尽快攻下几座城池，在安徽则索性将原本就不厚实的兵力分成两股，由彼此不睦的郑魁士、秦定三分别率领，去攻打太平军占领已久的皖北腹地。

之所以如此急躁，正如他本人所一再强调的，清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饷糈日缺，调拨维艰”，他当然希望在“兵饷可不加增”的前提下早日“成功庶几有望”了。

然而各路将帅督抚却不能不考虑现实情况。对皇帝接二连三的上谕，他们一方面用“算无遗策”“曷胜钦服”之类谀辞搪塞敷衍，一方面绞尽脑汁避重就轻，将自己的想法偷换“钦定”的“庙算堂谋”，好使肩上的压力稍稍轻一些。

先说江西，善写文章的曾国藩用大段文字渲染自己的部署、进兵，强调自己的确在遵照皇帝指示，“设法克复数城”，并具体强调吉安、袁州两路“大有振兴之机”，给皇帝先吃一颗定心丸。至于招抚石达开，和对方打了好几年交道的曾国藩自然不会像奕詝那样容易激动，他先是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石达开情况比奕詝精确但仍然有不少偏差，如奕詝以为石达开是“湖南拔贡”，而曾国藩说石是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至少省、府无误。，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认为石达开和韦昌辉势必火拼，石达开只有火拼失败才有可能“投诚”，倘如此，则必须先交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六座要塞中“一二座”以示诚意，才能相信和接受，“不敢贪招抚之虚名，驰防剿之实务”。很显然，曾国藩态度务实、稳重，且说话留有余地（比如袁州实际上已经收复，但他只是一笔带过），既提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方略，又不扫皇帝的兴，还为可能的受挫留下了伏笔。对这样的“软钉子”咸丰虽然不满，却也只好吐出一句“好为之”后听之任之。

（图）太平天国起义画

再说湖北，官文和曾国藩兄弟关系紧张，但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胡林翼却相得益彰，两人不断以城坚敌悍、“港汊纷岐”等“客观困难”为由，搪塞推托皇帝“速战速决”、尽快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的要求。老谋深算的胡林翼让母亲认官文之妾为义女，通过次要方面的“低姿态”换取本就惰于军政事务的官文对自己“放手让权”，坚持先断接济、围点打援的“笨办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皇帝怕花钱怕调兵增援的心理，不时要求增调“吉林、黑龙江索伦马队（鄂伦春骑兵）”——你不是要决战吗？兵总得给我补足了吧，否则还是照我说的办吧。

安徽的疆吏将帅也是如法炮制。接到奕詝要求分兵增援秦定三的上谕，福济、郑魁士视若无睹，一面上奏大谈困难，甚至声称就算攻克一两座太平军占领的城市也于事无补，一面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裕饷增兵”，也就是多给钱，以便安徽省增募更多兵勇投入前线，如果皇帝硬要速战速决，立竿见影，那么就请从外省增援吧。

（图）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咸丰帝

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6年10月2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三日），福济、郑魁士在上奏中狮子大张口，要求皇帝迅速调拨青州驻防八旗五百、绿营山东兖州镇营兵五百、直隶兵一千、察哈尔蒙古马队一千“星速来巢（巢湖）”，听候调遣；除此以外，驻扎芜湖一带、受和春节制的红单船水师吴全美部也要“准臣等随时调遣”。对这种“以攻为守”、反将一军式的要挟，奕詝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援兵不能不派，又舍不得多派（实话说也派不起），撒胡椒面般派去数百人敷衍，对方正好借口“要求未满足”而继续消极怠战。

平心而论，上游几大战区或太平军经营很久、根基深厚的巩固区，或是天京事变前太平军战果辉煌的地区，天京事变对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天京战区要小得多。而奕詝的乐观情绪和速胜方案，是建立在“石达开和洪秀全闹翻”“因此两人会互不救应甚至互相拆台”的假定前提上的。但这个前提甚至在天京事变过程中也并非都成立，如石达开从天京逃出后起兵“靖难”，中途会转救宁国，原本由秦日纲节制的陈玉成、李秀成等部进入皖南后，却服从石达开调遣参加了宁国会战，其中一部分后来又分赴苏南、皖北增援等。既然整个1856年里，石达开都打着洪秀全的旗号，而洪秀全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清方速胜的前景除了在个别要点（如武昌，守城的是韦昌辉亲弟弟、国宗提掌军务韦俊，韦昌辉死后自然心中不安，而这里又是离太平天国中心区域最远的据点）尚有希望外，在大多数郡县的确前景黯淡。曾国藩、胡林翼、官文、福济、郑魁士等分属不同派系，却不约而同主张持重，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图）太平天国起义画

甚至奕詝寄托最大希望、投入最多血本的天京战场，将帅们也同样在和皇帝打“太极拳”。怡良、和春、德兴阿甚至张国梁等抛出所谓“若径捣金陵，恐该逆急则复合”的借口，提出“佯为不知”的“方略”（说白了就是“说不打天京就不打天京”），转而“从长计议”，攻打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处，“先剪枝叶以杜内犯”（先扫除外围据点，这样太平军就不会北上攻打北京，或去江浙财赋区捣乱了，陛下不是最担心这个吗）。至于天京，则“选派精细间谍”设法混进去“离间、散其党伙”，慢慢搞“看不见的战线”吧——至于啥时候能有成果，那可说不好，“俟有的实信息再行随机办理”吧。

就算明知是糊弄敷衍，既拿不出更多钱也拿不出更多援兵的咸丰皇帝也只能咬牙忍着，硬着头皮称各路将帅“所见甚合机宜”，毕竟当前局面，也还得靠他们去支撑下去。当然，他仍忘不了不时发一道上谕，强调一下“朕”对“联络一气、迅奏肤功”的“不胜盼望”，要求和春等人“如有可乘之机即行驰奏”。

从旁观者、后来人的角度看，天京事变后咸丰帝的乐观、急躁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毕竟，在事变之前，整个战局是己方一败涂地、对方高歌猛进的被动态势；即便事变之后，对方攻势有所顿挫，己方实力却几乎没有明显加强，他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凭什么自己相信己方“胜利在望”，且逼着面面相觑的各路疆吏、将帅们去为自己圆这个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