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制：中央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治）抑武（官）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加强中央集权，在职官制度上，中央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治)抑武(官)。宋朝官制，以元丰改制为界限，改制前、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官、职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

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 “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职事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宋史·职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

宰执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