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亡了，与我何干？”：清末一品大员那桐的致富路

叶赫那拉·那桐

说起那桐（1856—1925），想必不少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都知道他是清末政坛显赫一时的要角，但对其生平事略尤其是发迹史却知之甚少。那桐是如何步步升迁、位极人臣的呢？此中颇有玄机。

那桐升迁巴结史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于是不少人就猜测其能在清末火速上位，定是依靠慈禧的特殊关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却是从基层做起，于户部郎曹蹭蹬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仕途并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勤勉工作，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平日里经常赴翁府“回事”、“画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尽收眼底。故那日后与端方、荣庆并称“旗下三才子”，绝非浪得虚名。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可见那深得翁之青睐。那亦对翁终生感激，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遣送回籍。那听闻此事，犹如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须有大树庇佑。那桐自然深谙此道，开始物色新的靠山。经过一番选择，那发现荣禄最靠谱。

荣禄

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虽与慈禧同族，却很不受待见，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却有致命缺陷——贪财。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有一回，那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唯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见其明显乃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便是由荣禄一手操办。当日获悉任命后，那立即“谒荣相”，表示“桐受恩深重，感激弥甚，惟心竭尽血，诚力图报称而已”。

庆亲王奕劻

孰料荣禄于1903年便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副部级干部，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其“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此等货色，但凡略有良知之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却甘愿与之同流合污。一次，清政府发行公债，号召全国大小官吏，必须先行声明认购若干，其标准同其家产挂钩，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实际上是变相的征收财产税。奕劻、那桐二人身为重臣，且富可敌国，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让他们二人花钱买一堆废纸，无疑是剜其心头之肉。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以出卖各自财物来掩人耳目。于是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更狠，卖掉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有一天，二人一同上朝，那桐埋怨奕劻不应该拿一批不值钱的车马出售，致使他人怀疑，自诩卖屋既能显示出自己的爱国之心，又可获得圣上的怜悯与信任，实在是万全之谋。奕劻竟恬不知耻的讲：“上若强迫承认，虽宣言卖身，亦复无益也。”说罢，二人击掌狂笑，真可谓臭味相投！

慈禧

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荫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慈禧之信任，才至为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氏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此后，慈禧对那更是恩宠有加。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寿殿汇报工作。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句“全依仗你了”，对于那桐而言，既是条托孤令，更是颗定心丸，意味着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无可撼动。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苦心经营，那桐内有慈禧当靠山，外有奕劻为同党，可谓打通了天地线，迎来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时代”。

那桐致富路

官运亨通，那桐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一手抓权，一手捞钱，两手都要硬。检阅其日记，里面大量篇幅记述了其敛财细节，颇令人触目惊心。要而言之，那氏聚敛之道，无外乎二条：卖官鬻爵与开设当铺。

卖官鬻爵

前已述及，那桐从底层爬上高层，除却能力过人，更多的是凭借财神开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枢，一切仿佛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重复着他年轻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层官员登门拜师，求取官位，银两自是络绎不绝。那每日接见访客，都将来者背景、谈吐写于日记中，以作备忘。

至于具体索贿过程，那桐并不参与，而是交与下人操办。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鹤亭以候补道待分发。经人引介谒见那桐。几句寒暄后，那便吩咐门下书办作东，邀冒前往一僻静处吃饭。席间，书办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当时政以贿成，每个官职价码不同，谙于此道者除写立字据按时报效外，还答应酌予那府书办们若干好处。冒鹤亭一介书生，懵然不知书办作东，意在交易，只是连连举杯称谢“那中堂恩典”而已。书办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懊丧的说一声“怠慢”，即掉首而去。过了几日，冒鹤亭经友人点拨，弄清其中底细，再度赴那府请谒，竟被拒之门外。

开设当铺

那桐积聚财富的另一手段便是开设当铺。那桐任职户部多年，深知当铺一本万利，乃快速致富之捷径。自从掌管银库，那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从而正式进军当铺业。那先后收购了灯市口等繁华地段的当铺，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压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按那所记，一个小小的玉扳指，当存四个月，即可净赚二百四十两。当铺收益之丰着实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经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揽权，最终弄得官场如商场，商场似官场，鼓了自己的腰包，亏了朝廷的国库。“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

与袁世凯结盟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聚敛巨额财富，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那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为一支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万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翻看《那桐日记》，我们不禁惊叹袁世凯用心之巧，出手之大，手段之高，花样之多。为了“搞定”那桐，袁但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一次，那桐赴日本参加完博览会，归国之际，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还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时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对于戏剧，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作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亲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

同时，袁还从那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性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形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革命爆发 起用袁世凯

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可见那桐于此事件中不遗余力，广造舆论，终于左右了载沣之决断。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氏于当天日记中居然写道：“邀此天命，感激涕零”，实在假得让人忍俊不禁。

清朝亡了 与我何干？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化身“宅男”，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氏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光绪十六年庚寅元旦琴轩氏自记

时年三十有四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省，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笔者通览这百万余言，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文 | 沧浪云 转自且听沧老师说（号 canglangyun2000），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