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为什么抱怨“五四”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肯定的，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与蒋梦麟联名撰文指出，学生是被这个社会逼上街头的，“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学生采取罢课这种形式，担心会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和无意识行动的恶习惯，然而，这都仅仅是指向个人品行方面的，他们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似乎没有出现中断的危机，反而在短期内，受到刺激而愈加澎湃起来。

胡适曾乐观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他可以把这视为五四运动的成果。因此，他与蒋梦麟都认为，对学生运动，应采取疏导的方法，而不能压制：“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他压下去的。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

但亲历了中国在“五四”以后三十年间，沧海横流，陵谷之变后，胡适的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他承认，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一是迫使北京政府撤掉了三个亲日高级官员的职，二是迫使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和约上签字（罗家伦却认为这只是皮相之谈）。但同时也造成了一项很大的“副作用”：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这是胡适在拉开时间的距离，重新审视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当初，他们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努力，终于因政治的阻挠而中断了，这令他痛惜不已，深深哀叹，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但平心而论，就算没有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文艺复兴运动就能够“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了吗？显然也是一个白日梦而已。

中国的内乱，并不始于五四运动，而是从太平天国、义和拳、辛亥革命、癸丑革命、讨袁护国、南北分裂，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当时南北仍处于分裂状态，草莽英雄当国，北方要武力统一南方，南方也要武力统一北方，南北终须一战决雌雄。有这南北军阀的存在，中国还有安宁日子过吗？就算没有五四运动“干扰”，也会有这战争、那战争、这运动、那运动的“干扰”，新文化运动注定是难逃“刚开头便煞尾”的命运。

孙文不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而是辛亥革命。“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革了满清政府的命，还要革北洋政府的命。为了“三民主义”的崇高目标，他要陈炯明打福建，打了福建打广东，打了广东打广西，打了广西打湖南，今年打不完，明年继续打，一直打到天下统一为止。陈炯明不支持他，他就要找外援，他找过日本，找过美国，找过德国，最后找到了苏俄。这也是不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的。胡适抱怨“五四”干扰了文艺复兴，未免有点“屙不出屎怪地硬”的味道。

本文选摘自《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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