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说《通鉴》之14:这样处理民族关系,东汉亏大了
顺帝时期,属于东汉中期,朝廷内部虽然外戚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斗不断,但还有虞诩、周举等忠贞之士在奋力支撑,李固、陈藩等名臣正在成长之中,朝政还没有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相比内部,边疆形势在恶化,烽烟四起。北边南匈奴虽然已经臣服,但北匈奴仍时不时骚扰内地。东北乌桓、鲜卑正在崛起,中原王朝此后数百年的隐患正在滋生。西北西域渐渐不保,战线逐渐从西向东推移。西羌叛乱问题更是与东汉王朝伴随始终,后来董卓的西凉兵就是在与西羌作战中成长起来的。
北边和西边基本上是老问题,虽然屡屡应对失策,但基本上还不算自讨苦吃。而南边就是no zuo no die,属于找抽型的。比如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6年的武陵蛮叛乱。
武陵蛮主要指今天湖南常德一带山区的少数民族,这里民风剽悍,不服官府。东汉立国之时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将其平定,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在战争中身染重病,马革裹尸的。
武陵平定之后,朝廷和各少数民族约定:中央政府每年只收成人布一匹,儿童布二丈。除此之外,田赋地税神马都不用交,各族民众好好耕田打渔、织布种树即可。
这样安稳无事过了八十多年,汉族和少数民族交往逐渐密切,但还没到同化的地步。武陵太守也许是多年升不上去,想创造点政绩,早日离开这蛮荒之地,就向朝廷出了个馊主意:经过臣这么多年的循化抚育,武陵蛮夷已经完全归附,朝廷可以向他们征收和汉人一样多的田赋和税捐。
顺帝还不算糊涂,没有直接一拍大腿,你小子主意好,就这么干吧,而是把武陵太守的提议交给朝臣讨论。
开了半天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可行,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虞诩(此时任宫内主管机密决策的尚书令)表示反对:汉蛮风俗各异,不便用同样的标准去收税。况且朝廷以前和南蛮有过明确的约定,现在贸然更改,还要多交税纳粮,岂不是要了那些人的命根子。蛮夷一旦心怀不满,举兵起事,收上来的这些赋税,还不够平乱的军费。
顺帝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还行,坚持要少数服从多数,你虞诩的意见可以保留,但还是要听从大家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加税。
祸事来了,第一年的税收任务刚布置下去,税还没收上来。武陵蛮就拿起梭镖、鱼枪,格杀去收税的政府官员,端掉官府衙门,举兵造反。
到第二年,也就是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正月,乱民越聚越多。浩浩荡荡的两万人围攻充城(今天湖南大庸县),另有八千人进攻夷道(现在湖北省宜都市)。
那个出幺蛾子的武陵太守没法收拾局面,可能是被朝廷撸了,也可能是被乱民绞杀,在史料中不知所踪。顺帝派李进到前线接任武陵太守一职,统领军队平定了叛乱,这是一手硬的。软的一手是迅速调整各级官吏,优选那些稳重亲民的长吏去安抚各族百姓。这样双管齐下,才算稳住了武陵的局势。
武陵蛮的叛乱,毫无疑问是没事找事作出来的。武陵太守的眼里盯的是小钱钱,顺帝和众多朝臣算的是经济账,只有虞诩算的是政治账。经济账算的是眼前,手里多了小钱钱,自然眉开眼笑。政治账算的是长远,算的是战略,民心才是政局稳定的基石。
天天盯着小钱钱,就会失去大人心。人心一旦失去,月缺难圆,是再多的小钱钱也买不回来的。倘若再发生民变,更是不知要花掉多少军费去平定。边疆民族关系的处理,恐怕要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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