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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秦朝发明的“国家方式”

秦始皇总成其先辈所开始的地方(郡县)与中央(朝廷)结构,并在其上建立了国家元首(皇帝),一统天下的国家制度。为秦始皇寻仙药未果,并导致坑儒事件发生的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及其制度关键,为后人留下了对秦国家方式最为经典的观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九鼎之力

东周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只有一样器具值得注意:九鼎。《史记·周本纪》记周最后的赧王之亡,寥寥数语:秦昭王怒,使将军攻周。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

与春秋战国并行515年的东周,自此(前256年)消亡。此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还剩35年。

取周九鼎的秦昭王,也是急性子,早就想把自己头上的王变成帝。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叙述这段历史八卦: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相魏冉到齐,尊齐王为东帝。这样,秦、齐两国就洋洋自得地称起‘帝’来了。纵横家苏秦由燕到齐,劝说齐王取消帝号,以便拉拢各国反秦……秦昭王从称帝到取消帝号,前后只有两个月。称帝不成,灭了东周,取天子的象征物九鼎,秦昭王果能一言九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的答案是,象征物转移而已。

那段既断裂(春秋战国)又连续(东周)的历史,按司马迁的视角,唯有九鼎能将其串联。

九鼎,还引司马迁所叙,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由夏后氏所铸之鼎,遗留到商代,再转到周人手里,连绵夏商周三代,成为王权符号。九鼎之神奇,唐兰先生引用墨子言: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在《周本纪》最后,司马迁仍不忘记解释,说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居九鼎焉——专门为九鼎而筑城。

春秋起点,历史学家选择的事件是西周王朝周幽王之死(前770年),尔后,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好玩的是,那段历史恩怨中的传奇是,因勤王有功,秦襄公被后继的周平王封为诸侯,秦由此始国。后来灭周亦为秦国。曾经天下公主的周王室,按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周平王之后的东周,能存续500余年,极而言之,甚至是九鼎之助。当时周室之衰,出乎意表,北大教授叶自成罗列史料: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又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鲁国‘求车’,而按过去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

以诸侯实力论,春秋战国时期,灭周不是一件太费周折的事情。而事有转机,周竟存续至战国末年——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九鼎。唐兰先生描述:楚国对于周王朝,本来就是敌对的,他们早就自称为王,对所谓尊王,楚国是不买账的。因此对九鼎,既持蔑视态度,又想掠夺过来。楚庄王问鼎时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但楚国真实的意图,楚灵王说,‘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强大如楚国尚如此,九鼎于周之运用,自然有了机巧。《战国策·东周》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说齐王伪称要把九鼎归齐国,让齐国出救兵。到齐国去求九鼎时,又提出很多难题,说梁国、楚国都在谋九鼎,无路可通。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段理由,‘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之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九鼎因此种种说词,而终留置于周,直至周亡。

九鼎之价值,或者不仅是历史悠久的青铜器,它与周的国家构建方式相关。

分封与郡县

一般史家论及周朝的国家构建,分封制宗法制而已。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以亲屏周。因而须用宗法制辅之,研究者张元城论及,古代社会,尊祖敬宗祭祀祖先是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不敬祖先是极可耻可怕的。主祭权牢牢地不可分割地掌握在大宗手里,大宗的地位因主祭权被突出了。通过宗法系统,血缘关系政治化等级化了。这一制度的细目,其精细程度或许也超过想象,比如天子祭器九鼎八簋——九鼎所盛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这种种亦称大牢;而诸侯祭器则只能七鼎六簋,大夫、士则依次递减。

周的分封——分土而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细细剖析,周朝分封的诸侯,他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性质。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诸侯同样如此,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分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封地再分给子弟与家臣,自上而下层层‘分土而治’,结果,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分封的衰败,与之相伴生的,兰州大学教授杨恕称,宗法制却逐渐内化为意识形态并持续地对社会发生作用。被郑重记录的孔子适周问礼,其时周衰已久,其礼制,仍被孔夫子希望克己复礼,可见它对那个时代影响的深度。宗法制最重要的器具九鼎八簋,因此而被尊崇。饶有趣味的是,在河南省博物馆,存放着从新郑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祭器,也是九鼎八簋;同样湖北随州也出土战国时期的九鼎八簋。这意味着,秦昭王渴望称帝并非孤例,诸侯各国早就希望自己如周天子一般,可以行天子礼祭祀了。但这些九鼎八簋毕竟没有夏商周三代历史传统,最多仅供诸侯自慰而已。宗法制,甚至它的象征性价值,也能帮助懦弱东周生存500多年,直至秦昭王夺之——这同样是一个象征,即使从象征意义上讲,周也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由周入秦的九鼎,最后的下落……流传最广,各类历史笔记传抄的是,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一传说,仍本自《史记》。或者推想秦始皇对九鼎尚有好奇与稍稍的敬意,但他对周朝国家构建的最重要方式——分封制,却断然弃之。秦的国家制度方式,由此而别开新面。

秦立国之初,似乎分封制仍可能是秦的选择可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制度结构,郡县制由此开始。《剑桥中国秦汉史》称,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的典范(但又稍加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时空被压缩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阅读所体会的戏剧感——秦始皇果真一言九鼎垂万世。但以郡县制而论,其来有自。郝本性认定郡县制始自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以马非百先生所集史料看,楚、魏、赵、燕、韩、晋、齐、吴等国先后置郡与县,对周分封制的检讨与改辙更张早已开始。而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即开始在新辟地区设县。这种制度的更新,葛剑雄论述说,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直接的统治区,与此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而各诸侯国先后采取这一制度,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一个国家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比较之下,秦更彻底,北大教授阎步克研究发现,秦之封建制、宗法制,也未曾发展到山东列国的那种程度,秦国国君和王族贵戚,皆无尺土之封。元人马端临曾论道,盖秦之法未尝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后始罢封建也。

回到历史现场,秦始皇选择郡县制真正的挑战,这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做出处理,《史记》所载的解决之道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据此,《剑桥中国秦汉史》推测说,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这些人可能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当然,为《剑桥中国秦汉史》写作这一章节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不是没有困惑,他说,唯一的疑点是12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

除去这种技术上的难题,在始皇年代,质疑并挑战郡县制,被明确记载的只有一次。秦一统天下8年后,置酒咸阳宫——在这次大宴群臣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看不惯众臣歌功颂德,讲了一通挑战郡县制的政见,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一质疑的直接结果,导致了著名的焚书事件。

对郡县制最激烈的反动来自项羽,他尚未完成对刘邦的最后胜利,即分封18个诸侯王,自称西楚霸王。之后,中国历史,郡县制与分封制——顾炎武将其解释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虽偶有交叉起伏,但郡县制的主导形态从未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