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秦朝发明的“国家方式”

秦始皇总成其先辈所开始的地方(郡县)与中央(朝廷)结构，并在其上建立了国家元首(皇帝)，一统天下的国家制度。为秦始皇寻仙药未果，并导致坑儒事件发生的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及其制度关键，为后人留下了对秦国家方式最为经典的观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九鼎之力

东周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只有一样器具值得注意：九鼎。《史记·周本纪》记周最后的赧王之亡，寥寥数语：秦昭王怒，使将军攻周。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

与春秋战国并行515年的东周，自此(前256年)消亡。此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还剩35年。

取周九鼎的秦昭王，也是急性子，早就想把自己头上的王变成帝。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叙述这段历史八卦：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相魏冉到齐，尊齐王为东帝。这样，秦、齐两国就洋洋自得地称起‘帝’来了。纵横家苏秦由燕到齐，劝说齐王取消帝号，以便拉拢各国反秦……秦昭王从称帝到取消帝号，前后只有两个月。称帝不成，灭了东周，取天子的象征物九鼎，秦昭王果能一言九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的答案是，象征物转移而已。

那段既断裂(春秋战国)又连续(东周)的历史，按司马迁的视角，唯有九鼎能将其串联。

九鼎，还引司马迁所叙，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由夏后氏所铸之鼎，遗留到商代，再转到周人手里，连绵夏商周三代，成为王权符号。九鼎之神奇，唐兰先生引用墨子言：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在《周本纪》最后，司马迁仍不忘记解释，说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居九鼎焉——专门为九鼎而筑城。

春秋起点，历史学家选择的事件是西周王朝周幽王之死(前770年)，尔后，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好玩的是，那段历史恩怨中的传奇是，因勤王有功，秦襄公被后继的周平王封为诸侯，秦由此始国。后来灭周亦为秦国。曾经天下公主的周王室，按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周平王之后的东周，能存续500余年，极而言之，甚至是九鼎之助。当时周室之衰，出乎意表，北大教授叶自成罗列史料：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又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鲁国‘求车’，而按过去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

以诸侯实力论，春秋战国时期，灭周不是一件太费周折的事情。而事有转机，周竟存续至战国末年——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九鼎。唐兰先生描述：楚国对于周王朝，本来就是敌对的，他们早就自称为王，对所谓尊王，楚国是不买账的。因此对九鼎，既持蔑视态度，又想掠夺过来。楚庄王问鼎时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但楚国真实的意图，楚灵王说，‘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强大如楚国尚如此，九鼎于周之运用，自然有了机巧。《战国策·东周》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说齐王伪称要把九鼎归齐国，让齐国出救兵。到齐国去求九鼎时，又提出很多难题，说梁国、楚国都在谋九鼎，无路可通。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段理由，‘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之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九鼎因此种种说词，而终留置于周，直至周亡。

九鼎之价值，或者不仅是历史悠久的青铜器，它与周的国家构建方式相关。

分封与郡县

一般史家论及周朝的国家构建，分封制与宗法制而已。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以亲屏周。因而须用宗法制辅之，研究者张元城论及，古代社会，尊祖敬宗祭祀祖先是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不敬祖先是极可耻可怕的。主祭权牢牢地不可分割地掌握在大宗手里，大宗的地位因主祭权被突出了。通过宗法系统，血缘关系政治化等级化了。这一制度的细目，其精细程度或许也超过想象，比如天子祭器九鼎八簋——九鼎所盛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这种种亦称大牢；而诸侯祭器则只能七鼎六簋，大夫、士则依次递减。

周的分封——分土而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细细剖析，周朝分封的诸侯，他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性质。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诸侯同样如此，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分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封地再分给子弟与家臣，自上而下层层‘分土而治’，结果，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分封的衰败，与之相伴生的，兰州大学教授杨恕称，宗法制却逐渐内化为意识形态并持续地对社会发生作用。被郑重记录的孔子适周问礼，其时周衰已久，其礼制，仍被孔夫子希望克己复礼，可见它对那个时代影响的深度。宗法制最重要的器具九鼎八簋，因此而被尊崇。饶有趣味的是，在河南省博物馆，存放着从新郑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祭器，也是九鼎八簋；同样湖北随州也出土战国时期的九鼎八簋。这意味着，秦昭王渴望称帝并非孤例，诸侯各国早就希望自己如周天子一般，可以行天子礼祭祀了。但这些九鼎八簋毕竟没有夏商周三代历史传统，最多仅供诸侯自慰而已。宗法制，甚至它的象征性价值，也能帮助懦弱东周生存500多年，直至秦昭王夺之——这同样是一个象征，即使从象征意义上讲，周也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由周入秦的九鼎，最后的下落……流传最广，各类历史笔记传抄的是，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一传说，仍本自《史记》。或者推想秦始皇对九鼎尚有好奇与稍稍的敬意，但他对周朝国家构建的最重要方式——分封制，却断然弃之。秦的国家制度方式，由此而别开新面。

秦立国之初，似乎分封制仍可能是秦的选择可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制度结构，郡县制由此开始。《剑桥中国秦汉史》称，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的典范(但又稍加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时空被压缩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阅读所体会的戏剧感——秦始皇果真一言九鼎垂万世。但以郡县制而论，其来有自。郝本性认定郡县制始自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以马非百先生所集史料看，楚、魏、赵、燕、韩、晋、齐、吴等国先后置郡与县，对周分封制的检讨与改辙更张早已开始。而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即开始在新辟地区设县。这种制度的更新，葛剑雄论述说，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直接的统治区，与此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而各诸侯国先后采取这一制度，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一个国家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比较之下，秦更彻底，北大教授阎步克研究发现，秦之封建制、宗法制，也未曾发展到山东列国的那种程度，秦国国君和王族贵戚，皆无尺土之封。元人马端临曾论道，盖秦之法未尝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后始罢封建也。

回到历史现场，秦始皇选择郡县制真正的挑战，这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做出处理，《史记》所载的解决之道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据此，《剑桥中国秦汉史》推测说，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这些人可能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当然，为《剑桥中国秦汉史》写作这一章节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不是没有困惑，他说，唯一的疑点是12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

除去这种技术上的难题，在始皇年代，质疑并挑战郡县制，被明确记载的只有一次。秦一统天下8年后，置酒咸阳宫——在这次大宴群臣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看不惯众臣歌功颂德，讲了一通挑战郡县制的政见，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一质疑的直接结果，导致了著名的焚书事件。

对郡县制最激烈的反动来自项羽，他尚未完成对刘邦的最后胜利，即分封18个诸侯王，自称西楚霸王。之后，中国历史，郡县制与分封制——顾炎武将其解释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虽偶有交叉起伏，但郡县制的主导形态从未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