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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喜好模仿驴鸣 齐学驴叫送亡友

魏晋名士喜好模仿驴鸣 齐学驴叫送亡友

  魏晋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文化风俗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下数千年,民俗习惯、社会观念变化极大,并非凝滞不变。例如乌龟当今常用作喻指卑下龌龊之物的喻体,而在唐宋及之前则是神灵长寿的象征。一些事物在中古以前被大众喻指为好的东西,而后却变为贬义的喻指。对我国文化风俗变化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心理的研究。历史上大众对驴子的态度变化即是一例。

  谈起驴子,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人都很熟悉,其明显特征就是耳朵长。早在两千年前,汉代许慎《说文》载:“驴,似马,长耳。”在现今幼儿的眼里,难以分辨驴、马和骡,老人就会告诉小孩:“驴耳朵长,马耳朵短,骡子耳朵听满疃。”北方人称村庄为疃。这和大文豪莎士比亚诗句的意思一样:“I am an ass,indeed;you may prove it by my long ears”。意即:证明驴子的标志就是那一对长耳朵。西方谚语也说:“The ass is known by his ears”。意即:驴子以耳朵闻名。

  今天百姓常以“驴”喻恶劣、聒耳之事物。如谁的嗓子粗沙难听,就叫“驴嗓子”;谁的脾气暴躁,就叫“驴脾气”;谁的脸长难看,就说是“驴脸”;谁胡说八道,就叫“驴唇马嘴”;没有影儿的将来期限,就叫“驴年”;诗文拙劣,就是“驴鸣犬吠”;在长官面前跑来跑去,就叫“驴前马后”;爱听别人的悄悄话,就叫“驴耳朵”;谁的花招耍完了,就叫“黔驴技穷”。爱钻牛角尖,就叫“驴拉磨,一条道儿走到黑”。故事片《美丽的大脚》写山村女教师张老师带山村孩子到京城参观,学生王大河向城里人学驴子的叫声,被张老师狠训了一番,认为是对乡下人的侮辱。在今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语言里,驴子成为人们喻指乖戾、刁钻、倔强、愚笨及粗鲁的喻体。而在中古以前的民俗观念和语言中并非如此。

  古代人们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考其开风气者,应为后汉戴良(字叔鸾)的母亲。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戴叔鸾是位孝子,可以想见,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学习驴叫一定是学得惟妙惟肖。魏晋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皇帝曹丕的意图当然要认真领会,说不准大家还在暗暗比赛谁学得像呢,以表明是在真正地沉痛哀悼,从而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真如同一场口技艺术比赛演出。魏晋名士们的确风流,即使葬礼也是那么潇洒、旷达而轻松。又载名士孙楚凭吊同乡友人王济,“临尸恸哭,宾客无不垂泪。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这就如同今天悼念死者,长歌当哭,齐唱死者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以寄哀思一样。因为此故事,驴子又有“孙楚声”的雅称。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驴子还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大诗人杜甫是“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才写出《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那么多的好诗。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在他“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他骑着大驴(距驴),白天到野外寻找诗歌创作的素材以及灵感,回家后稍加润色,即成为妙诗。苏东坡经常同弟弟苏辙骑驴同行吟诗,有诗为证:“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陆游也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路在驴背上诗思泉涌。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得到上至名士诗人、下到黎庶民众的好感。文人骚客还给驴子起了许多雅号,如“面长”、“广额”、“倒骑”、“子瑜面”、“孙楚声”、“骑莫觅”,等等。旧时汤文璐《诗韵合璧》还载有一段咏驴子的韵文,写得也极富情趣,赞慕有加:

  云间骑碧,梦里衫红;

  灞桥风雪,郑圃草丛。

  吴子图于壁上,张果叠于箱中;

  素服乘来,青衫跨出;

  叹孤店之频行,竭京华之旅食。

  甚至后代还有人自名为“驴”,明末清初大画家朱耷即是。“耷”是何意?后人每每语焉不详,或避言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考证,朱耷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可推“耷”即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字的“耷”(意为大耳)字无涉。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很高,启功先生直言不讳,誉之为“参天两地一朱驴”。启功的考证,笔者认为极是。朱耷自名为“驴”,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朱耷又叫“八大山人”,这并非“八”、“大”、“山”、“人”四字,而是因为他在画后落款草书“哭之”或“笑之”二字,貌似“八大山人”四字的笔画,看起来又似“哭之”二字,又似“笑之”二字。刘继庄《广阳杂记》曾观察到“驴鸣似哭,马嘶似笑”。可知所谓“八大山人”即意指驴鸣马嘶,与其自名为“驴”暗合,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

  因为驴子是人们身边很熟悉的家畜,人们就常藉以表达、比拟一些人间的事情;在唐宋之前,大众借它喻指的意义虽然也是复杂的,但多为正面的。只是在后来大众世俗社会的语言习惯中多喻指为不好的东西,沿着贬义方向发展、引申,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思维及语言习惯的变化。这个转变的分水岭时期应为元明时期。元代的著名杂剧《窦娥冤》中那个专想毒死窦娥婆婆、霸占窦娥,却反而毒死自己老子的坏小子,剧作者关汉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张驴儿”。明代民歌:“街前驴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模样。”现代民俗学学者们考证,在唐宋时尚为神灵长寿象征的乌龟,大约是元明时代以后逐渐变为龌龊之物的喻体。驴子同乌龟喻指偏转的发生时期大约为同一时期。

  在西方,驴子(donkey)现今虽亦多引申为傻子、笨汉之意,但在古代也是谦恭、耐劳、神灵的形象。如《圣经·旧约·民数记》载,逃亡的以色列人到了摩押国旁边,摩押国长老让巴兰到以色列人的营地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骑着驴子去,神耶和华派使者带着刀在路上要拦住杀掉他。驴子极为聪灵,看到了神的使者,躲闪了三次,使巴兰没受伤害,但却挤伤了巴兰的脚,而巴兰不明真相,反而发怒杖打驴子。耶和华的使者显形对巴兰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敌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目前偏僻。驴看见我三次从未目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它存活。”驴子挽救了巴兰,也挽救了以色列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载,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又引《撒迦利亚书》(Zecharich)赞颂道:He is humble and he is riding on a young donkey,born from awork animal。可见,驴子也沾染了神圣的色彩。只是到了中世纪,在宗教剧演出中出现这些有驴子的场面时,观众常常大笑,也是到后来成为愚蠢、可笑的形象。17世纪西欧科学家辛登哈姆(Thomas Sydenham)就曾说:如果把笑作为一种医疗措施,其效用将比“驮着药品的20头驴”(“20 asses laden with drug”)的力量还要强大。在1828年,美国民主党领袖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竞选总统,反对派戏称之为“杰克驴”(Jackass),含有辱蔑之意。此后,人们便把驴子作为民主党的象征。如1874年,政治漫画家在漫画里用“驴子”象征民主党(Democratic donkey),用“大象”象征共和党(Republican elephant)。只是揶揄之意。但是,即使在西方现代语言,提到驴(donkey),依然含有顽固坚强之意,如曾成为拖拉机的俗称,而只把ass作为骂人的词汇。

  今天人们多称赞牛好,但是说太频了,就几乎成为夸谀的套辞了。其实人们倒不妨也赞美一下驴子,一是换一种艺术形象,在美学意义上可获有一种新鲜感,即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所谓的“降低熟悉度”(defamiliarization)。二是驴子的确也是为人们辛勤劳作的一种家畜,它也是吃草,力量虽不如牛大,长相虽欠佳,脾气虽不好,但却有牛所不及的优点,即吃得少,跑得快,灵活性好,物美价廉。即使在当代,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并非全是恶劣的印象。我国解放初,王国藩带领贫雇农,“三条驴腿”闹革命,也颇激发了农民的忘我奋斗精神。“文化大革命”时,维吾尔族库尔班大叔骑着小毛驴,不远万里到北京见伟大领袖,那形象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我国戏剧电影工作者,曾把智者阿凡提骑着小毛驴的形象搬上舞台和银幕,就颇招人喜爱。当代著名画家黄胄也画有《百驴图》,价值连城。据1999年12月18日美国《生活时报》载,科学实验证明,驴眼瞳孔扁平,呈长方形状,因而水平方向的光线可以充分地被瞳孔接收,驴眼可以把水平方向的景物尽收眼底,所见景物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人类。人也有不如驴的地方。说不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驴子的形象在将来可能会重新得到人们的喜爱,它那大眼睛、黑眼圈和大耳朵,不能不说极富艺术形象的开发潜力。据国际新闻,2000年5月2日,墨西哥城举行新千年庆祝活动,人们都是化装成驴子造型。美国人把老鼠搬上动画片,展示其机灵、可爱的性情,我们有远见的卡通创作者们不妨抢先一步,把驴子搬上银幕,来个艺高胆大,可能会获得到很好的票房效应,并捕捉到儿童玩具的新商机,这就要看商家的创新意识和商业头脑了。

  戏为打油诗曰:

  别人赞马我赞驴,与牛媲美价却低。

  面耳两长骑莫觅,古今士民爱提及。

  莫嫌俗语常笑指,孙楚声里可警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