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西元２２０——２６５年）至两晋年代（西元２６５——４２０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藉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著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著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著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著名的王羲之的兰亭故事。东晋王羲之等人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西元３５４年）于兰亭举行的文人集会，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当时许多人士写诗歌，后来编成集子，王羲之在当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在王羲之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兴感到个体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珍惜这瞬间的快乐。但这又不是产生出同时代的《列子•杨朱篇》中宣扬的及时行乐，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他拥有这种高峰体验的可能性，放弃这种人生的高峰体验而逐于肉欲，等于将人生退化到禽兽之域。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这是魏晋风度的精神理念。也是我们现代人生最应当思考与感怀的。

　　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我们加以大概地介绍：

　　饮酒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著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著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著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糊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有人认为这种风尚与今天的吃摇头丸差不多，其实我认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加以比方。

　　两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如《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再比如，三国时魏国名士荀粲（字奉倩）虽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镇。其子荀粲却服膺老庄。他曾经公开说过，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来取悦男性，不必拘于德才。《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荀粲娶大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其妻美貌温婉，深受他的喜爱。爱妻患热病，荀粲不惜受时人讥诮，为了给爱妻物理降温，竟然大冬天在户外先自凉身，然后以身熨妻为之降温驱热，然而妻子不久还是病故，荀粲也哀伤过度，不久死去。这段轶事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元至情至性的男人为情所陷以及爱妻去世后的悲苦。《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这一类行为，表面似乎是在批评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实际上是暗中叹赏这些名士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伦理观与审美观。当然，魏晋与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贵族之中，淫乱之事也不少，但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名士风度是两码事。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著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著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过去有所谓“清谈误国”之说。《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间的名士轶事。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著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著重要的参照作用。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复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著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著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著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有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的２０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一代人生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本文作者袁济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大聚茗轩的国学讲演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