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战争论》看官渡之战

最近看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然是盗版）。觉得里面很多道理讲得不错，于是突发奇想，准备用相关理论来分析下三国中著名的官渡之战。

当然，老克的战争理论，主要是根据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政局和军事技术定的具体指导理论（从这点上，就不如偶们中国的孙子兵法有适用度。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一个命题，当它的内涵增大，其外延必定减小），用到我们中国公元3世纪，肯定有很多冲突，这里偶只好尽自己的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啦

第一章：形势比较

开始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当时双方（应该是多方）的形势比较。

当时的天下，与近代的欧洲颇有些类似，都是群雄并立，互相牵制，而且各有利益。曹操手中那个天子其实在当时也并没有多大的战略优势，只不过在胜利时可以更容易征兆对方投降罢了。

1，战略位置

当时双方应该都处于多面受敌的状态。袁绍占据冀州全部和幽州、并州、青州大部。除了在南面与曹操有长达千里的边界以外，东北部有辽东公孙度的势力，北部是倾向曹操的阎柔、鲜于辅军，西部远有西凉马腾，近有黄巾军余部，而且还有一个威胁非常大的内患，就是在河北纵横十年的黑山军张燕。当然从整体而言，这些环围的敌对势力比起袁绍来都比较弱小（唯一的马腾军离开又很远），对袁绍军构成的威胁不大。而且他们本身还存在着互相牵制的作用，例如张燕的黑山军与阎柔的队伍即使不是互相死拼（因为都在袁绍旁边），但彼此的存在都是威胁。此外袁绍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盟军——乌恒，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麻烦。

相对而言曹操要不利得多。他地处的中原，是四面受兵之地。除了北方与袁绍接壤外，东部的徐州和南部的豫州都是黄巾军活动猖獗的地带，西南部的刘表实力在当时堪称天下第三，而且是袁绍的忠实盟军；东南的孙策尽管与刘表有仇恨，但对曹操也没什么好感；实际上是处于战略包围之中的。当然，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略包围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冷兵器时代，却使得实力本身占劣势的曹操更看不到单面作战的希望了。

2，内部情形

双方占据的国土面积应该是不相上下，但从人口和富庶程度，曹操的地方由于遭受的战乱更多，因此袁绍占有相对比较大的优势。内部关系，袁绍在河北固然对于百姓压榨很苦，曹操在河南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广大百姓而言，是不会关心谁控制皇帝的。推行屯田制自然可以在增强经济实力方面取得成效，但短期内却还不能有什么明显的改观。

而郭嘉给曹操提的所谓十胜十败，说的都是作为最高统帅的个人才干方面，这些，其实是不足以抵消袁绍在物质方面占据的优势的，因为两者根本是不同层面的东西。仅仅因为曹操最后胜利了，所以郭嘉的十胜论就成了千古经纶，其实在河北，审配郭图等人又何尝没给袁绍提类似的观点呢。

3，实力对比

按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实力对比是统帅在战争中无法改变的因素，同时也是决定初试状态优劣的因素。从整体兵力来看，袁绍显然占据优势，粗略估计，袁绍当时拥有的兵力应在30万以上，而曹操的军力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20万。从双方军队的素质而言，至少袁绍也不会吃亏，因为曹操的军队很多是收编的起义军或其他军阀的部队，短期内人心未必整齐。唯一占据优势的，曹操军在骑兵的比例上超过袁绍军（开战前沮受对袁绍说‘南军骑兵多，我军步兵多’）。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按说河北的骑兵应该是很有名的。估计的可能性，一是河北的战马都被公孙瓒糟蹋光了，一是袁绍把骑兵主力留在北面对付黑山军了，所以投入南线的骑兵不多。

第二章：前期的战略运动

双方的实力对比是如此，而根据双方的政治意图（都是争霸），进行正面的战争冲突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相对较弱的曹操先采取了若干措施，减小对自己的不利。

这些措施包括：击破刘备、收服张绣、联合孙权、结交马腾等。

有人把灭吕布和袁术也作为这些战略措施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尽管从实际效果上，对吕布和袁术的攻击导致了在以后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大大减小了后顾之忧；但按照战争论的观点，由于这整个行动并非是针对袁绍的利益争夺，而且与后来的大战有明显的时间间隙，因此只能算做另外一次独立的战争。

而对刘备的进攻，由于刘备是在袁曹双方已经开始调兵谴将的时候突然发难，因此应该算是官渡之战的一个附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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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对于曹操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在北方遭到优势敌人的逼近的同时，一支不容小看的兵力从东面出现！尽管战略上的包围意义远不如战术上的包围，但对于动摇士气却是非常严重的。

问题一：在这样的时刻，曹操掉头对抗刘备是否正确？

按照战争论的观点，应该把当前全部敌人尽量作为一个重心来进行一次主要的打击。在袁绍与刘备的联盟中，从长远来看，袁绍当然是重心（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渡之战前，刘备屡次在曹操后方起兵，而在官渡之战后，刘备搜罗了全部兵力进行汝南之战后就销声匿迹了）。但具体到战役层面，当时刘备所起兵的徐州从战略位置上对曹操的威胁显然比河北的袁绍更大。而且再考虑到作为主帅，袁绍和刘备战斗决心的差异，以及最重要的，等待对于双方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北面（主要战略方向），曹操无论如何是不能取得优势的，因此只能使用防御这种相对比较消极但却强大的战斗方式；而在东面，却可以调动相对优势的兵力对刘备进行积极的进攻。换言之，曹操在北部的等待并不吃亏（如果他不等待而向袁绍进攻倒会激发袁绍的战斗力而吃亏），但在东部，等待的结果却使得刘备的实力可以有明显的增长，同时自己的士气等遭到严重破坏。即使当时袁绍的决心较大，同时向许昌发动进攻，曹操也可以凭借黄河以及白马要塞进行一定的阻击；即使曹操在东线的进攻不能彻底消灭刘备，而被迫掉头再北上抵抗袁绍，我们也说曹操先东后北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至少他对刘备可能的势力增加进行了遏止。这个遏止与不遏止而任其发展相比带来的利益，绝对是大于因为北面兵力的暂时减少而在抵抗袁绍中增加的损失。实质上，这正是在执行防御方的最大战略优势：内线作战，机动兵力各个击破。

问题二：关于袁绍的战略等待

曹操进攻刘备的时候，袁绍到底在干什么？

按照历史记载，当时是袁绍因为儿子生病而贻误战机。如果真是这样那袁绍简直就是个天下废物了。但我宁可相信当时袁绍是在进行战略部署。因为战争中，作为实力较强的一方，总希望能相对稳妥地发展。袁绍要把用于进攻的兵力调集起来，这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战争论》里详细地描述了军队行军，尤其是大部队行军的费事）。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果袁绍当时是因为军队还没调集完毕，那么他是否应当在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攻曹操？

比较问题一仿佛非常简单，因为既然在北线的等待对曹操有利，那么对袁绍一定不利。但《战争论》中早以说明了，由于防御是比进攻强的战斗手段，因此有防御的力量不等于有进攻的力量，如果袁绍在军队未能布置好的时候以现有兵力发动进攻，则在伤亡必然增大的同时还面临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逐次使用兵力。这是战略上的大忌。

而袁绍同时面临的一个疑惑是，由于战争情报的不确定（尤其在1000多年前的东汉），

他无法判定究竟曹操对兵力的分配是如何的，以次来决定自己的兵力使用。事实上，如果袁绍能清楚地知道曹操的兵力分配，那他当然是无论如何可以选择一种较好的对策：如果曹操在北面留下的兵力少，袁绍可以用自己的部分兵力（只要相对曹操的占据了足够的优势）发动进攻，如果曹操在北面的兵力多，则东进的兵力必然少，袁绍可以安心地等待自己的军队部署完毕然后南下。因为曹操东进的兵力少，未必能在这段时间就吃掉刘备。但是当无法判断的时候，袁绍也就不能作出明确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从揣摩对方思路的原则上，面临袁绍可以固定的选择某个策略的时候，曹操的选择应该是可以大致估计出的。事实上，如果把曹操的两种方案a（主力守北线）和b（主力东进）与袁绍的两种对策c（分兵南下）和d（主力一起南下）进行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袁绍分兵南下主力南下

曹操

主力守北线小利　大亏

主力东进大亏　大利

因为主力守北线的必然结果是刘备在东线坐大，这时即使袁绍冒进的结果，曹操也只能算小占便宜。当然这就牵涉到一个运筹博羿的问题，这里不多做讨论。总之，最终曹操是选择了主力东进而袁绍选择了主力南下，结果曹操在这一回合赢了。

袁绍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我认为是有的。这条路就是支援刘备。

不直接攻击敌对的目标而去增援需要加强的盟军，这容易被看做懦弱，但对于当时的袁绍而言，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却是分出一支兵力（5000-10000人），从青州下徐州，增援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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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种分兵需要冒的风险是：增援部队可能在运行途中遭到优势敌人的攻击；运行途中增援部队同时不能出现在东和北两个战场，会造成参战兵力的暂时减小，等等。但总的来看，对于拥有优势兵力的袁绍而言，既然不准备采用分兵南下的战术速决方案，那么这些损失都是可以承担的。

而这种行动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第一，本身袁绍屯兵黄河而不分兵逐次南下的前提就是基于担心曹操主力守北线。而如果曹操真的主力守北线，则这支部队的赶到，甚至很可能改变徐州地区两军的实力对比。如果刘备因此而能在徐州地区取得优势，那皮球就踢到了曹操一边。而这时袁绍的主力也基本集结完毕，可以渡河发动主力会战，双方胜算的比较显然向袁绍方严重倾斜。

第二，如果曹操采取的是主力东进的战术，那么这支部队的赶到，对于陷入苦战的刘备无疑是巨大的强心针。本来刘备在徐州发动的战争，由于大量收编流寇和黄巾军，具有相当的”人民战争“性质，因此精神鼓舞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加上了袁绍的援助，最终刘备也失败了，至少这会大大的增加曹操主力在徐州地区作战的时间，有利于袁绍的主力在战争初期取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第三，这支部队的试探性进攻，还可以扰乱曹操的整个战略部署，并部分地侦察得到曹军的部署情况。武力侦察永远是效果最好的侦察，如果你能支付武力侦察的代价的话。而袁绍显然是有这个本钱的。

综上所述，袁绍采取的最佳策略应该是，一面以一支精悍的部队赶往徐州支援刘备，

一面派出多支小部队在黄河战线上发动全面的试探性进攻（这和沮受田丰的计划有类似）同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调整自己的部署。如此，曹操会陷入相当被动的局面。

问题三。刘备的行为

认为刘备应该在官渡之战后发动的说法显然没什么道理，因为他在徐州的发动是有

主观客观的必要性的。

现在的问题：根据集中兵力原则，是否刘备应该不死守徐州而把兵力北上青州，与袁绍回合呢？

这也是不可能的。首先，集中兵力的原则是在同等地理条件下。而在三国时代由于冷兵器原因，加上中国的城池比西方的要塞坚固得多，占据城池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把刘备的几万人马放在徐州守城和放在袁绍军中野战甚至攻城，发挥的战斗力显然是不对等的。

此外，粮草的负担在当时成为军队运行和使用的重要制约因素。离开了徐州地区（尽管久经战乱，毕竟是一个补给基地），数万人马能否在运行中获得足够的给养是个大问题。如果不注意，很可能还没到青州就先崩溃了（半年前袁术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第三，由于前面说的，刘备的军队主要来自黄巾军和流寇，具有本土作战的人民战争性质，要让这样一支队伍远行上千里去与正规军会合进行战斗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在这样一种局势下，等待对刘备是有利的。但这个有利仅限于监守自己的基地不断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离开了徐州地区，军队只有遭到迅速的削弱。

刘备的全部希望在于袁绍的牵制和支援，使得曹操无法使用主力对他进攻。但后拉事态的发展显然没有顺他的意思。

问题四。曹操的其他战略先手

由于没有值得利用的援军，曹操只能在安定自己的后方做文章

最大的一步棋当然是收编张绣。张绣兵力虽少却非常精悍，扼守宛城，举足轻重。一旦张绣归顺，曹操不但获得了万人兵力和大谋士贾诩，更重要的是，张绣的倒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刘表在南部的威胁。

对孙策加以笼络也是必要的。如果用得好，甚至可以以孙策进一步加强对刘表的牵制。尽管由于孙策的早死，这个效果不明显。

派钟瑶镇守关中的意义非同小可。不但获得了物资的补给，更重要的，把马腾有一个可能威胁西部的隐患变成了至少表面上顺从的盟军，使得袁绍并州的实力威胁大大减小，几乎消除了整整一面的压力。

派曹仁击破豫州的黄巾军与东征刘备差不多，都是利用内线作战先清除周遍隐患，尽管规模上相差坡大。

到了公元200年，双方的战略部署都已完成，准备进入战局阶段了

第三章：战略决策

东汉建安5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击败了刘备之后，主力移动到官渡地区。

这时双方各自进行了战略决策。

首先应该看看两军的兵力对比。袁绍一方，军十万，战马万匹，这是有史书记载而且比较可信的。至于曹操的兵力，《三国志》说“军不满万”显然不合情理，松之兄也给予了批驳，认为是陈寿为抬高曹操而故意进行的夸张。一般的历史则喜欢说兵力为2-3万，不知道根据何在。前不久本板转了篇文认为曹操兵力也当是10万，其论据莫名其妙，漏洞百出，不足一驳。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曹操的兵力在3-5万之间，明显弱于袁绍，但也并不是弱到只能挨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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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兵力上的对比，袁绍拥有2-3倍的优势，而且在粮草方面也要优越得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手段呢？很明显，应该采用进攻这种积极的战略手段。

在官渡之战的前一年，袁绍内部的谋士曾经有个一次争论，当时情况是：

沮授谏曰：“近讨公孙瓚……百姓疲敝……宜务农息民，……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舡，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并以为这是“万安之术”

而审配等则认为“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

平心而论，我以为审配的计划其实更加合理。抛弃“大道”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沮受以这个为理由要袁绍先向朝廷纳贡，然后开始其他行动），单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又是个等待的问题。沮受的计划是一边自己等待，一边派出次要部队破坏曹操的等待，以次拉大双方的差距。但这面临的问题是，在这种双向的等待中，是否局势就一定会继续向着对袁绍有利的方向发展？以牵制为目的的小规模入侵究竟能对曹操的实力增长起到多大的作用？至于疲劳的恢复，也是双向的，袁绍的军队自然疲惫，但曹操的也同样疲惫。与其长久的等待一个可能更有利的结局，不如抓住现在已经相当明显的优势，来一次主力会战。从这点上，审配说得很对，不能因为最终战争结果的关系就否定这个环节的正确决策。

而到了200年二月，袁绍准备进军，田丰再次劝告：

“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实际上，这与沮受一年前的观点完全相当。但关键还是在于袁绍能否只通过骚扰就阻止曹操本身的发展壮大？在我看来，还是乘着曹操内部烽烟四起，混乱不断的机会进兵为好。

田丰、沮受等人的屡次劝解，与其说是对会战的力量对比担心，不如说是对袁绍本人的才干和心态的担心。确实，尽管拥有强大的兵力，但如果将帅骄横，也会在战争中给敌人留下许多空挡。这大概才是他们真正的症结。

“以曹操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敝，而主骄将忲，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扬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其今之谓乎！”

二月，袁绍军入黎阳，进入了自己的最前沿基地。

种种迹象表明，曹操一开始就打算把袁绍引到官渡地区决战。双方的交界处是在黄河，但是，根据《战争论》中，防守大河实际上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面对袁绍拥有十万之众，而黄河上渡口甚多，进行单线防御显然是最愚蠢的。因此曹操采取的是一面安排精兵扼守几个渡口，一面主力有计划地后退（向本国腹地撤退），以取得防御方能够获得的利益。

当然，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后退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因为沿途的城池都将成为敌人的战果。但是对曹操而言，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冷兵器时代，没有绝对优势兵力，是很难对一支还有士气的部队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因此克劳塞维茨在河流防御中提出的主动防御（其实就是“待其半渡而击之）在袁绍十万大军的面前很难奏效。与其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而在河南平原与优势敌人进行会战，不如后退以缩短己方的交通线，拉长对方的，以创造更多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袁绍的相关战略的选择。有人指责袁绍应该把军队分成几个大的军团，同时从几个地方渡河，对曹操进行并行的或者向心的攻击，以避免在官渡地区与敌人顶牛。但按战争论上的观点，战略分兵，若非迫不得已（保全土地）或切断敌人退路，尽可能少为，因此袁绍大军齐进也未尝没有自己的道理。另外袁绍的一个弱点，应该是缺乏优秀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或者自己不会使用这些将领）。袁谭在青州，也是一个前哨地区，拥有的军队应该比较强大，但曹操只派藏霸带兵几千进入青州，便搅得袁谭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从而彻底安定了曹操的东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袁绍的尴尬。

第四章：次要战场的角逐

整个官渡之战历时一年，其主要战局当然是袁绍与曹操的主力对决。但在同时，在东、南、西个方向也展开了一些次要战局。这些战局围绕着曹操的国土，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攻守之势。

战局一：刘备在徐州反曹。前面已经讲述。这是在主要战局开始前的次要战局。

战局二：于禁在西线对袁绍主力的骚扰。踞史料记载，曹操派大将于禁、乐进率领

五千人马，最初屯兵河上（等会要说），随后移兵到西面，频频对袁绍的交通线进行攻击。由此也可以看出袁绍尽管在兵力上有2-3倍的优势，但因为双方士卒的战斗力问题，有时候数量不能说明一切。于、乐二人“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馀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馀人。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绍别营於杜氏津，破之。”可谓所向披靡。当然，也可以解释袁绍后方留守部队实力不强，缺乏勇敢的将领等等。无论如何，曹操排除的这一支次要部队外线作战，确实大大的打击了袁绍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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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战争论的观点，处于弱势的一方应该做的是尽量集中兵力进行内线作战，可曹操居然反其道而用之。这里的原因，一是三国时代与19世纪的欧洲比较，城池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二是由于冷兵器时代，使得部队依靠险要的地形抵御优势敌人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曹操才采取了这种战略方针。而对于袁绍而言，要保持交通线无非两种方法：要么增强守备部队的力量，但这种消极的保守事实证明是不通的；要么，派遣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对敌人进行压迫。但在当时，要从袁绍主力中抽出一支部队并使得这只部队具备有离开主力对曹操的名将乐进于禁进行追击压迫的实力，可能袁绍会觉得这样削弱主力太严重。但无论如何，从保持交通线的角度应该这样做。至少派遣一支军队在离开主力几日的路线上保持警戒是必要的，因为毕竟袁绍在总兵力上占优势。我怀疑袁绍已经这样做了。

另外一方面，从历史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袁绍的前进路线上兵力过度分散了，这是违反集中兵力原则的，尤其在敌国的土地上更是严重错误。

后来等到两军开始漫长相持后，乐进、于禁的部队还是被曹操被调回去了。

战局三：刘备在南线的战局。

整个官渡之战期间，刘备屡次到汝南，联合黄巾军刘辟龚都等人，多次袭击曹军，一度严重破坏了曹操的后方，并斩杀曹军名将蔡阳。尽管最后被曹仁击败，但也仍然在南部保持相持局面。这种人民战争的发动，按战争论的说法属于”利用敌国分裂势力”对主力战斗的支援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第五章：前哨战

正式的主力会战之前，必定是有一系列前哨战的。

有历史记载，说在曹操东征刘备的时候，派于禁在延津渡口布置阵地，军队人数二千。袁绍发动了进攻，而没有攻克。如果果真如此，只能说明袁绍色厉实惧的本质暴露了。因为以袁绍的军力，不要说十万大军，即使先头部队，如果有渡河决战的决心，于禁也一定挡不住。但从地理上看，袁绍屯兵的黎阳距离延津还有相当距离，也可以认为于禁抵御的是袁绍的次要部队，也许本身就只是武装试探，遭到顽强抵抗之后，就停止了进攻。

就在曹操击破徐州的刘备之后不久，袁绍的大军也集合完毕，开始运动了。先头部队是颜良、郭图、淳于琼等，一万多人马，从距离黎阳最近的白马渡口迅速过河，包围了白马城。

城里的东郡太守刘延一直与袁绍的主力隔河相望，战备当然是齐全的，于是死守。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第一次正面交锋。以兵力比较，尽管同是前哨部队，刘延与颜良当然是绝对的悬殊。但正如前面说的，由于冷兵器时代的特点，依仗坚固的城墙，刘延军一时还可以招架。

这时候袁绍优柔寡断的毛病又犯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攻一旦展开，进攻方就应该迅速以主力向着敌方的重心挺进，也就是说，袁绍除了留下必要的守备部队外，应该全军渡河，以部分兵力监视或围攻白马，主力迅速南进许昌。这样才能发挥进攻者的积极机动。而如果这样，曹操即使有可能反吃掉颜良，也决计不敢。可袁绍却依然把主力驻扎在河北。

这时曹操采取了第一次佯动，以部队从延津渡河，作势要抄袭袁绍的后路。袁绍果然上当，以兵力转头向西准备迎战。我估计派出迎战的部队应该就是文丑。但曹操这招其实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吸引袁绍的注意力。而一面自己同张辽、关羽等率领精兵火速突袭白马城外的颜良军。

在火器时代对大规模战争作用微弱的突袭在冷兵器时代却是非常犀利的法宝，这也是战争论与三国时代不同的地方。加上某些特殊因素，关羽匹马冲阵，杀了颜良，于是袁绍军大溃。当然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即使颜良不死得这样冤枉，以他的兵力也决计无法抵挡曹军的内外夹击。袁绍在白马北面虽然也驻扎了大军，但只能隔着黄河眼睁睁看颜良的覆灭。时建安五年4月

袁绍的错误在哪里？在这一步中，他几乎是乖乖地钻进了操的圈套。尽管每个选择都有他自己的道理，然而把颜良的军队（不少，但与曹操的全军相比却处于绝对劣势）隔着黄河放在一个与主力断绝通路的地方，却是失败的根本。尤其当颜良本身还自恃强大的情况下，这种作用就更明显了。

接下来，曹操在歼灭（或至少是打垮）了颜良军之后，没有停留，迅速迁徙当地居民，沿黄河向西南退却。从这步我们可以看出曹操还是有引诱袁绍的目的。同时，曹操在延津的部队也开始后撤。

袁绍又中计了。在这个时候，沮受劝告他：“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设其有难，众弗可还。”

沮受的意思，就是把主力留屯在延津渡口的两岸，派出一支精兵进逼到官渡（看来他也明白这个隘口的重要性），而以主力作为后援。如果两军在官渡形成交织混战，主力再南下支援。这个计划我看不太明白，因为采纳了他一点也不能避免袁绍在日后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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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一支偏军（比如2万人）南下，十有八九会被曹操击败，这时主力还得南下，照样重演官渡之战。要不他的意思是以一支偏军进到官渡后，建立防御阵地，进行“进攻中的防御”，始终威胁曹操的心脏，而以主力大军作为后援。这样自然比死攻官渡要隘强了许多。此外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我为主。也就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按照我既定的战略路线前进。如果袁绍采纳了这个主张，至少可以避免文丑的覆灭。因为文丑实际上是因为紧追敌人，轻军冒进而失败的。

可是袁绍却采用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战术：命令全军从延津渡河追击。由于这时袁绍的军队广泛分布在从延津到白马的黄河北岸，这一道命令的结果是原本已经拉长的队列进一步变形。先锋大将文丑率领骑兵首先渡河，随后是刘备的步兵。他们紧咬着曹操的部队（不知道曹操从白马撤退是否一直退到了延津然后才会合当地队伍一起往南。如果是这样那也太冒险了些。我估计是走了一截变望南折了吧）。结果在南阪又发生了一次遭遇战。

演义和三国志上写得仿佛是曹操的急智，但我宁可相信这是蓄谋的埋伏。总之，只顾追击的文丑军大败，文丑丧命。这其实是分散兵力和破坏行军队列的恶果。

袁绍收罗了败兵之后，继续进逼。主力会战终于开始了。

第六章：战役决策

建安5年7月，袁绍主力进至阳武县。

这时横在袁绍军与许昌之间的，就是曹操搜罗的兵力。由于各面受敌，这支部队的人数大大少于对手，但战斗力明显更强。并且还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

此外还有的两个隐性条件，袁绍军内部勾心斗角严重。逄纪对审配可以以公家大事泯灭私人恩怨，可他却对沮受大加谗言。许攸智谋过人，然而贪婪短视。这帮家伙再加上个外宽内急的主公，在整体指挥力上与曹军可谓云泥之别。

这时，沮受给袁绍献技：“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

而许攸则说：“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

两套方案，一个是要袁绍采取“猛虎在山”之势，与曹操消耗粮草。这种方案稳重则稳重，与沮受的一贯方针都是一样：等待。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前面说了，由于无法预计等待的结果究竟局势会如何发展，袁绍不采纳他的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许攸的主意则很有些新异。近来的历史故事也有认为袁绍应该分兵进攻许昌。

但从《战争论》的观点，这样的敌前分兵乃是大忌。因为即使在正面留下了足够的监视兵力，一只一万或两万人的部队要绕过地势险要的官渡而直取许昌，沿途的联络、补给都是大问题。占据内线之利的曹操如果得悉并作好准备，这支奇兵遭到覆灭也是并不奇怪的。当然战争本来就是赌博。换成拿破伦之类的果决的统帅也许就采用这个计策了，但前面说了，袁绍优柔寡断，因此宁可采用相对保险点（也更有气魄点）的方案：主力会战。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主力会战就应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这一点袁绍贯彻得很好。

另外一方面，对曹操而言。尽管前面说了，防御并等待这一方针与决战这一方针比较，都是不定数。但深知自己粮草不足（我奇怪开始屯田了怎么还会出这么大的问题）的曹操（而且对自己的用兵有自信）却宁可选择主动性更强的进攻。因为正如袁绍不愿意等待，他是不敢等待。担心南线和内部出现问题。

由于双方都有会战的想法，于是第一次主力会战开始了。八月，袁绍进军，联营数十里。曹操分兵对峙。九月，曹操主动出击，“战不利”。确实，以少数的军队进攻多数的敌人，确实需要很大的风险。但我估计这种战斗双方应该是打得半斤八两，不然曹军可能退都退不下来。曹操攻击，战场上也许还占据上风，但被人多势众的袁绍打成了消耗战，于是主动后退到官渡营垒。袁绍继续进兵，想方设法攻击营垒，皆未能破。双方形成对峙。

从《战争论》讲，这就是兵力较弱的一方采用了防御这种强的作战方式（然而消极），加上很好的利用了地形和要塞（说了，在冷兵器时代地形与要塞是非常重要的），使得强的一方的进攻无法打破均势。

但我对官渡的地形一直不了解。如果真是中原的一个著名碍口，为什么其他战争中未出现？不过根据这次战争的表现，我们姑且认为它是由河南平原到许昌的唯一大路的隘口吧。从地图上看，官渡位于三水交汇处，如果曹操在其中的要隘囤积精兵，进行战术上的河流防御，确也可以对抗袁绍的优势兵力。

袁绍应该怎么办？分兵迂回是一个方法，但这种迂回将不是战术迂回而是战略迂回，因为官渡的地形决定了不可能从曹军阵地很近的地方包抄过去。而战略迂回往往需要很大的冒险。因为他本身是一种绝对的分散兵力，而且还要面临曹军后方的部队。由于曹军的内部遍地都是敌对兵力，因此他的大量兵力必须在各处维持。这一方面加大了他在正面战场上的不利，但另外一方面，无形中却又增强了他对抗战略迂回的能力。因为一旦一支1万人左右的袁绍军迂回到许昌，后方的荀彧可能很快从各地获得强大的援军对敌人进行反包围。大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老迈而保守的袁绍还是选择了最正统的方法：集中兵力，进行漫长的主力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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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等待与转机

开始对峙的结果是，由于袁绍拥有的兵力优势不能对曹操正面防御进行打击，而又缺乏战术迂回的条件，没有战略迂回的决心，因此只能也选择防御。

而曹操相对却有会战的决心，只是因为实力弱于对方，被迫进行防御。

但曹操尽管在战略上处于防御，但在战术上，却是经常采取进攻。即所谓主动防御。

袁绍尽管战略上处于进攻，但他一旦转入战术防御，便执行绝对的消极防御起来。

按《战争论》的观点，战略进攻的一方很多情况下会达到“胜利的顶点”，也就是由于战线的拉长导致实力的削弱，而使双方趋向平衡，形成对峙。这种结果往往造成和约的缔结。

但在这里，我们认为，袁绍还占据很大的优势。他远没有达到胜利的顶点，只是因为曹操占据的地形和要塞分外有利于强化防御这种手段，才使得袁绍无法进一步前进。

于是双方开始对峙，或者叫等待。

假使等待的结果明显对袁绍不利（比如，假使袁绍的粮草不足），那么，显然会促使袁绍采取主动的积极行动（本来他就占据优势），要么强攻，要么迂回。如果不行，就赶在胜利的顶点达到前后撤（胜利的顶点不光是地理概念。由于它指的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因此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现在的情况，按一般规律来看，等待的结果似乎对袁绍是有利的，因此他就坚定不移地对峙下去。

另外一方面，对于曹操而言，由于会战的结果不能达到目的，他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但正因为等待的结果也对他不利，因此他的等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在等待中寻找可能改变局势的机会。因此他必须采取若干战术上的积极行动。而对于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尤其又是“向本国腹地退却”的一方而言，最好的莫过于袭击的敌人的交通线了。

不过与《战争论》中的袭击有所区别的是，在三国时代，仅仅占据交通线上的部分碍口作用不大，相反会召来优势兵力袁军的报复。而由于当时本身治安比较差，给养运送都是由数量不少的正规军护送的。因此，袭击交通线不能靠少数“游击队”，而必须是精锐的正规军。

一个有利的地方是当时没有明确的战线说法，双方军队“扬旌往返”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就给突击创造了机会。

至于袁绍这边，目前这种对峙战略表面上看，部分的按了沮受的想法。但沮受是时刻关心大队的安全和交通线（给养）的保障。因此他建议派蒋奇率领一支军队沿交通线往返巡逻接应。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点子，尤其在袁绍的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保障万无一失。但不知道为什么袁绍没有采纳。大概是对这个人已经很看不顺眼了。

九月底，曹操派遣徐晃等袭击了韩猛率领的运粮队，烧毁粮食几千车。这算是给袁绍敲了一个警钟。交通线的保障太必要了。

十月，袁绍的大批粮草运到。

历史记载：

绍复遣车运谷，使其将淳于琼等将兵万馀人送人，宿绍营北四十里。

按《战争论》观点，主力阵地背后的一段距离范围内的交通线是绝对安全的；而距离比较远的地方，考虑到同时距离敌人也比较远，因此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中间的一段，既没有主力的直接掩护，也还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特别容易遭到袭击。因此袁绍派淳于琼等在距离大营四十里的乌曹屯军万人接应，应该是很对的。但问题在于淳于琼轻谋自大，所谓“将骄兵惰”，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危机。沮受为此劝过袁绍，袁绍一如既往地不听。这里我觉得沮受也真算有耐心，跟一唐僧似的，袁绍大概早烦死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转折：许攸投奔曹操。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许攸贪婪敛财，袁绍无法满足；又许攸的子弟犯法，被审配处置，其实都是过在许攸。但不管如何，他这一去，曹操收买人心，许攸于是把袁绍军的内政和盘托出。这可不得了了。战争中之所以充满了偶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对于对方的意图和现状只能进行分析和猜测，因此是一种博弈的赌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知己知彼？

可至少现在曹操是对袁绍的内幕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许攸的所谓智谋要重要十倍。于是曹操抓住这个机会，亲率五千骑兵突袭乌巢。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次会战展开了。

无论如何，淳于琼的罪责是不能谅解的。以万余人屯守营地，就算精锐不如，就算遭到突袭，居然被五千曹军杀得全军覆灭，这只能反应作为主帅的骄横与无能。这时袁绍在大营得知消息，命令张郃高览率大军攻打曹操的官渡营地，处于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报复心态。当然从博弈的角度（因为他对曹操的军力配置不清楚），进行这样一次冒险（赌曹操往乌曹去的兵力比较多而留守较少）也并非完全不可取，但至少对于乌巢这样一个关系全军生死的重地，没有派出足够的力量前往增援。也就是说，袁绍当时已经把战役重心放到了官渡（而曹操此时的战役中心是乌巢），准备集中全力攻打官渡，而派去乌巢的少量人马仅仅作为牵制力量，使得曹操的军队不能及时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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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战役部署如何？如果成功了也许是好的，但只要失败就会落人许多话柄。这是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唯一的一次果决，可惜用错了地方。至少常识应该知道，曹操这种奇袭绝对不会派出太多的步兵，因此官渡地区的要塞防守力量并未有绝对的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把全部赌注压在强攻下官渡这样的不确切，冒险上，实际是一种孤注一掷。结果小概率事件没有实现，原先的优势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这时候袁绍应该怎样做？我认为，与其去幻想攻下官渡，不如设法歼灭袭击乌巢的曹军。

乌巢距离大营只有四十里，把大量军队派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去到那里，粮食已经被焚毁了（事实情况是，袁绍的援军赶到时候，正处于曹操即将把淳于琼打垮的关键时刻，结果曹操下令不得后顾，先打垮了淳于琼，再回头消灭了援军），但迅速投入战斗，并歼灭前来侵犯的曹军，却对于振奋部队的士气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还应该派出部队，迅速封锁从官渡到乌巢的道路。关于这个计划，我将在后面两章简单叙述。

当然，也可以认为袁绍遭到突袭，已经慌乱了。如果他认为曹操在突袭乌巢的同时会派出大量步兵埋伏在从官渡到乌巢的路途中掩护突袭部队，那么直取官渡这种方法确实是可取的。但不幸，他的赌博又失算了。

乌巢的粮草毁于一旦，对官渡的强攻又以失败而告终（可以想象，以匆忙集合的部队连夜去攻击敌人戒备森严的壁垒，损失将何等惨烈）。这时，郭图做了最后一件好事：用谗言把张郃和高览逼到了曹操那边。于是袁绍军军粮与士气同时跌到了底谷。这一次会战（由两个部分组成）尽管还称不上决战，但由此引起的双方实力对比的转变却使得袁绍军不但达到，而且大大越过了“胜利的顶点”。战争的大胜败已经决定了。剩下的，只是程度而已。

第八章：主力决战。结局

乌巢战败，张郃投敌之后，两军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扭转。袁绍尽管在军队人数上仍占据优势，但不仅从战斗力，更从士气上比曹操有了绝对的劣势。而且粮草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这次战争的胜败基本已经定了。

然而毕竟，按照《战争论》，消灭敌人才是根本的胜利，至少，“尽可能削弱敌人”并减少他实力增强的因素才能算真正的胜利。对于曹操而言，尽管目前本次战争的胜券在握，但如果放任袁绍的优势兵力继续存在，不管是继续在官渡地区对峙（相信袁绍还可以从后方再运粮食），还是退到河口，一旦士气重振（实际上，袁绍退过黄河之后，在蒋义渠的帮助下很快收集溃兵，次年又夺回了不少城池，声势重振。如果不是死得早，曹操平定河北决没有这么容易），则威胁又将增大。因此，曹操需要发动一次主力决战，来彻底消灭袁绍这一部分的战斗力。

历史大多记载就在乌巢焚毁当天晚上袁军自己溃乱而散。但我宁可相信《演义》的描写，是在次日左右曹操亲自主持发动的大规模战略反攻。袁军毫无斗志，被砍瓜切菜，袁绍只带800骑兵逃回河北，袁军投降者无数，尽被曹操坑杀。前后杀袁军七万余人。袁绍还兵河上固守。

这一战后，曹操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但却并没有渡河进行战略进攻的有利条件，因为无论从兵力疲惫还是从粮草（这一战其实没有什么战利品）来说，这样的胜利对曹操本身的实力增加比较有限。因此双方又一次进入等待。这次等待的结果，是曹操在实力增强之后，逐步进攻，并最终在公元207年完全消灭了袁军势力。

对曹操而言，官渡之战的最有利点，从微观上，是增强了部队的士气，真正达到“威震天下”。而在冷兵器时代，部队的精神优势是相当惊人的。从宏观上，则使得严重削弱了一个最具有威胁的对手。从此以后，曹操无论战役胜败，至少在战略上总是处于比较从容的地步了。

而对于袁绍而言，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他丧失了最好的一个消灭曹操的战略机会，也丧失了对曹操的优势。此后他的一些行为，便也仅仅限于战术上的进攻或防守了。

第九章：三国特色

整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符合战争论理论的东西，也出现了许多不符合的。

如果叫克劳塞维茨自己把官渡之战（或者这段时间的任何一个战役）用做他的战例，恐怕根本很难推出他自己的系统解释来。

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战争论》描述的是19世纪欧洲战争的理论，用这些军事理论去生搬硬套中国2-3世纪的战争自然会出现别扭。下面我们就比较一下两个时代战争中有哪些因素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以次推论出老克的理论那些不适合这个时代。

对比《战争论》中的欧洲战争，三国前期的战争有以下不同点：

（1）不存在民族性。大家都是同一个帝国的不同势力而已。

（2）冷兵器时代。

（3）没有情报系统、雇佣兵制和完整的统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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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造成的一些理论必须予以修正：

（1）尽管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是消灭敌人的战斗力，但由于部队本身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赖于占领地域大小的变数（可以很快进行补充），因此占领城池等手段对胜败的影响大大增加了。而在《战争论》中，由于军队的多少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因此对地区的占领往往只能起到缓慢的作用。

（2）由于冷兵器时代，进一步增强了防御这一消极的战争手段。并且使得险要的地形和要塞可以抵御优势敌人的进攻——不仅是相对防御，也可以绝对防御。而在《战争论》中，对险要地带的防御最好的手段是以小部队在险要地区进行相对防御，主力在其后攻击突破的敌人纵队。

（3）由于都是同一民族，不存在民众的支持与反对，因此“向本国腹地退却”的行为仅仅在拉长对方交通线和得到后方支援上能起到积极作用，而对敌人的消耗没有那么大。

（4）由于（2）所说的险要地带和城池的重要性，因此有时候值得用少数兵力占领这样的地区，为的仅仅是不让敌人占领他。这样的行为在《战争论》中是遭到严厉指责的。

（5）由于当时社会贫乏，因此补给的供应对军队是事关生死的。同时就地筹集粮草相当困难，必须靠远方转运。

（6）由于是冷兵器时代，因此进行的战斗几乎都是白刃战（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对峙时候，袁绍军的弓箭和曹军的霹雳车勉强可以算是火力战）。这时对士气的重要性是大大增加了。

（7）也因此，使得奇袭这种战斗方法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成功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而在《战争论》中，认为奇袭仅仅是适合小部队行动的没有多大价值的战略方法。

（8）由于地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补充兵力、给养和振奋士气上）以及在防御中与优势敌军形成均势的可能性，使得战略预备队这一在《战争论》中绝对不能容许的东西在这里不但可行，而且有时候必要。

第十章：胜利者的轨迹

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双方的行动，那么，让我们快速的把曹操——胜利者的运筹过一遍，看哪些地方能符合《战争论》和我们修正的理论。

建安五年一月：以刘延守白马，是依仗险要地形对黎阳的袁绍进行相对防御。于禁守延津是属于牵制性行动，使袁绍不敢贸然进兵。事实上也正起到了这个作用。夏侯惇守官渡，作为战略预备队。主力东进徐州击破刘备，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主力进兵。颜良围困白马。刘延守卫白马，进行牵制性的相对防御，对于颜良军却是绝对防御。因为曹操的战役目的是歼灭颜良。

四月：曹军在延津佯动，使袁绍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对策。自率精兵突袭白马，继续发挥内线作战优势，消灭颜良军的战斗力，并大大鼓舞自己的士气。

随即南撤，利用地形伏击，再斩杀文丑。

七月，派曹仁击败汝南刘辟。在当时部队机动力不高，曹操无法也不可能以主力南下。何况对于黄巾军这种人民战争型的敌人，要短期内清除是不可能的，只能先以一支精悍的小部队遏止住，漫漫收拾。

八月，袁绍兵进官渡。曹操退却到险要地官渡之前扼守。这又是战争论最反对的背靠险要作战，因为容易遭到敌人的迂回。但以当时部队的装备，进行这样的战术迂回不会造成太大的严重后果。

九月，曹操出战，执行主动防御的战术进攻，没占到便宜，于是退守官渡营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主力屯守险要是允许的。

九月底，以徐晃袭击袁绍交通线，击败韩猛

十月，得到许攸的准确情报，突袭乌巢的仓库。以官渡的防御牵制袁绍的主力（当然这是袁绍自己找的），精兵攻击敌人的辎重。面临袁绍大营援军与乌巢守军的前后夹击时，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各个击破，冲过了战术上被包围的危险（这几乎是致命的），反取得胜利。并由此扭转了双方的优劣。

随即，转入战略反攻，把袁绍赶回河北。

第十一章：假如我是袁绍……

整个战争过程来看，袁绍的决策多半都有他的理由。而他的每次失败仿佛也都有偶然因素。但是，尽管战争本身充满了偶然，袁本初的这种在巨大优势下每每被曹操抓住机遇的过程却使我们不仅认为：他是偶然中的必然。

那么，假如我是袁绍（而不是假如我是袁绍的谋士！因为谋士出的主意他未必听！），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方略比较好呢？

原则一：我得知的情报必须是当时袁绍也知道的。否则完全根据曹操的调动，怕刘琮都能打胜仗。

原则二：必须站在袁绍的角度，预防曹操可能出现的而事实上没出现的动静。至少必须在各种利弊中决定一个最有利的取舍。

原则三：遭遇袁绍遭遇的偶然不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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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四：部分继承袁绍的战争习惯。（而不是战争策略）

让我们逐步分析看袁绍在战争中失策的地方和我们认为更好的选择。

场景一：建安五年一月，大军在黎阳坐等刘备覆灭，成全曹操完成他内线作战各个击破的战略，完全没有发挥外线作战的意义。

换成我，正如前面说的，相对冒险与获理之比最适合袁绍这种势力的方略就是分兵支援。派遣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如张郃，率领一万名左右的士兵，沿黄河到青州南下，支援刘备。具体的战术安排张郃自己知道。当然就这里而言，最有利的不是直接进入遭到攻击的刘备阵营，而是稍稍偏向西边，从曹军的左翼推进。这样曹军担心遭到包围退路切断（毕竟要考虑到曹操对袁绍的情况也不能了解透彻），很容易影响军心，而给刘备的人民战争以巨大鼓舞。

造成的结果前面也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这只部队遭到曹军的伏击（曹操善于用兵，可能会以部分兵力拖延刘备而主力掉头进攻张郃），以张郃的智勇双全，当能保持兵力不至损失太惨。而可以预料，曹操在东线必须速战速决，稍微一拖延，等待只对袁绍有利。

总之，根据的基本原则是战争论中的集中兵力原则。尽管在当时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到东线，但在会战中“尽量”集中兵力，也就是在保证正面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东线兵力（毕竟当时东线的战斗是当前主要矛盾。这不是战争论，是辩证法），以取得胜利，或者至少减小损失。

场景二：建安五年二月，派遣颜良、郭图、淳于琼等领兵万余，渡河进攻白马。大军仍在黎阳屯驻。没有对曹操施加过多的压力。

当然这一点从“谨慎”的角度也是没什么大错误的，毕竟稳扎稳打不是过失，唯一不好的大概便是用人方面，颜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虽然派了郭图这种半吊子的谋士，但……不说了。

场景三：被曹军向延津的虚兵牵制，造成白马城下颜良灭亡。可以说是使得曹操的“佯攻”完全彻底地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从军事本身来看，这一着是使得自己的小部队（相对主力而言）被置于无法受到主力支援的地步而大部队又未能真正投入战斗，从而小部队遭到突袭而覆灭。

换我是袁绍，当得知曹军有从延津渡河进攻的趋势，应该不必担心什么。因为一场大规模的主力会战恰好是我需要的，而双方互相突进国土的战略形势也未必对曹操有利。大军横向运动当然必要，但向这种沿河北往延津方向运动而把颜良军扔在河南的做法很是危险。与其这样，不如除在路口留下一支精锐部队（比如就可以让沮受带兵三万留守）控制退路，主力渡过黄河，然后沿黄河南岸向西运动。如果曹军的主力只是在虚张声势，那自可以用我军主力一举击溃，同时由于大军从河南白马向西运动，围攻白马的颜良军安全系数大大增加。假使曹操真的敢于孤注一掷进攻河北，那以我军留守渡口的部队进行牵制，短期内不可能有多大的损失，而主力赶到延津后，迅速分兵北渡，与渡口的部队共同切断曹军的退路，可使曹操的主力部队脱离基地而覆灭于河南，甚至不需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便足以困死曹操。同时以一部兵力南下，各个击破曹操的郡县部队，直取许都，则曹操的覆灭指日可待。当然从这里也正可看出，曹操是很难真的采用这种战术的，因为一旦被袁绍抓住机会，这样曹军基本上就没戏了。

这一部的最大变数在于留守黎阳的部队能否完成牵制敌人、控制渡口的战略任务。考虑到在历史实际中不久于禁以少胜多击破了袁绍河北的二十余个营垒，留守的将士必须有很强能力。以沮受为主，蒋义渠为副当是最佳选择。

如果袁绍认为这步还比较冒险，也有另外一种选择：主力向西运动的同时，颜良军扔开白马，也沿黄河南岸向西运动，保持与大队一致。这样抓住主动，也许反倒可以激发颜良这员骄横猛将的战心。

当然总的而言，袁绍在这第二和第三两个场景中的表现还不能算错得多厉害。如果不是颜良太衰，本来不会吃这么大亏的。

场景四：颜良战死后，袁绍大军迅速渡河以文丑为先锋追击曹军。

这一步错的离谱的决策完全是愤怒下的昏招，犯了拉长战线分散兵力的大忌，被曹军伏击是天理昭然。如果我是袁绍，在确认小部队（颜良）被敌人击溃后，应迅速调整部署。主力渡过黄河进行战略追击是应该的，但在敌人并非崩溃甚至根本不是败退的情况下进行《战争论》中讲的“勇猛突击”实在有些过分了。正确做法是大军渡河之后，稳扎稳打追击。也可以分兵两路，一路直取许都，另外一路比较轻锐的迂回到白马再南下，寻找曹军主力。相逢后不急于决战，而先拖住他，等待另外一路主力支援；如果未能抓住曹军主力则两路在官渡会合。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总之，前面四步中，袁绍尽管犯了错误，但除了第一步丧失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外，其余三步造成的损失不过是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和1/10的兵力。损失尽管从数量上巨大，然而并非是决定性的。他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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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五：九月，曹军出战失利后坚守营垒，两军在官渡对峙。

这一步对袁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误。毕竟他有粮草和兵力的优势，能够支持一次持久战。这倒也完全符合《战争论》的做法，主力尽可能集中。不过考虑到这里的对峙已经不属于“会战”的范畴了，袁绍还是应该把他的优势兵力用到更能发挥优势的场合去。比如，在保证正面能对曹操形成一定优势（只要使曹操不敢贸然发动主力会战进攻）的前提下可以分出兵力对洛阳袭击。战略包抄也许意义不大，按在当时，战略切断却可以带来致命的后果，尤其双方主力对峙与易守难攻的地方的时候。

场景六：韩猛粮草车被烧后，许攸投降曹操，献技，曹操突袭乌巢。

这个时刻是官渡之战决定性的关键了。我们来重复一下当时袁绍的处境：他的十万大军拉开数十里长的联营阵线，与曹操的数万人马对峙。淳于琼万人防守粮草于阵营后的乌巢。由于双方对峙点官渡位于袁军基地黎阳的西南，因此乌巢也并未能完全被本军的阵线屏蔽。这时穿来乌巢被曹军攻击的消息。怎么办！

去救援乌巢，当然可能来不及了。姑且不考虑淳于琼个人指挥不当的责任，对于此时的袁绍说，保护乌巢确实是必须的。当然，如果能攻下曹军的官渡大营，则乌巢丢失也可以承受，但这个前提是否有把握实现？袁绍正是在这种心态指导下，把主力派遣出去攻打官渡。如此匆忙地从数十里营地的部队中仓促组织的会战，在曹军坚固的营地面前能有多大威力，他也许也没有估计了。结果依然是使得自己的兵力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反使乌巢守军以及援军被曹操各个击破。战斗数量上的损失是次要的，而战争物资的丧失则导致了整个战争的崩溃。

这时的袁绍应该如何？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当时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不过我想，既然曹军以一支不弱小的兵力对我方的仓库发动了袭击，则调集一支应当占有优势的兵力去寻求会战应该是最直接的选择吧？毕竟在我方总体力量占优的情况下，野地的遭遇战总是好过攻坚战的。假设当时袁绍在大营还有八万军队，则以其中四分之一把守数十里长的阵线形成隔离带防止曹军乘乱袭击我大营或从这个方向突围，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机动，准备迎接曹军在我方阵线前的会战。其余的四万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直取乌巢，一路先切断由曹营到乌巢的路，两路在确保抓住敌人的情况下会合于乌巢，与袭击的曹军进行会战。如果能救下粮食当然最好，即使晚了一步粮草被烧了，至少也可以歼灭这一支曹军精兵，从而在士气上取得相应的补偿（我就不相信大营连三天的饭都没了）毕竟，在我军兵力占优的情况下，与敌人野战才是最上算的。

整个战争中如此多的机会都一一丧失，却总是得到最坏的结果，由此可见，袁本初当时确实是英雄老矣。

用《战争论》进行的分析到此为止。战争论的局限性大家应该也看得很清楚了？

评曰：纸上谈兵尽奇才，事后诸葛真好当